当代人物画的“似真”不应仅仅是“制作”
近日，中国美术奖获奖名单的公布又一次刷爆了美术界人士的手机微信。今年美展上的一些“奇特现象”尤其是“照片画”现象，讨论热度一直不减。从一开始的质疑，到后来的担忧。而对于一个从事中国思想与绘画研究的学者来说，人物画“画得和照片一模一样”的现象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人类对于图像表达的追求，长期在“似真”的路上奔走。
封治国 艺术的故事 中国美术奖银奖作品
史官文化中的“图像记录”和“成教化，助人伦”的图像表达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据记载，这种以规鉴为目的的人物画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孔子家语》就有“孔子观乎明堂……而各有善恶之状”的记载。而能用图像呈现教化功能和史料功能的，最理想的人物画是能与真人一模一样，使人一看就知道画的是谁，在做什么。但是，苦于当时画家的写实水平和“似真”能力，只能以现代人看来带有符号性的图像来呈现。当时的画家为了更好地与真人相对应，往往会在所画人物的旁边注上名字，以免造成误解。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每一位人物旁边都注有文字，正如话剧中的旁白。虽然现代意义的画中题跋最早出现在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画中，但其观念可能始于对人物图像的充分解读。因为从画花画鸟中传达画家的思想，其难度远胜于当时以忠臣、孝子的“像”来传达画家的思想。
顾恺之 《女史箴图》（局部）
以“教化”为目的的佛教绘画和忠臣、孝子故事画，以及史官文化中的“图像记录”是唐代人物画的主要内容，这是对于皇帝行仁政的图像宣传。然而，唐代中后期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到宋代转变为通过格物寻找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格物的主要对象是山川草木，用图像来表达格物的结果就走向山水画和花鸟画的繁荣。但是，无论是人物画，还是山水、花鸟画，传统中国画的空间建构模式始终没有变。按照笔者的研究，中国画的空间建构模式是在“影”观念下的笔墨表达，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五四”前后。
徐悲鸿 珍妮小姐画像
“五四”时期，在救亡运动中，以西方的科学观来改造传统观念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以代表科学观念的西方绘画改造传统中国画也势在必行。然而，在百年的人物画探索中，着眼点还是落在“似真”上。因为人物画不管如何画，“似真”是人物画的前提。从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月份牌则是利用西洋擦笔素描加水彩的方式来创作人物画像，其画法与人物照片的上色技术相结合，这是人物画在追求“似真”上的一种探索，这种人物画的探索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转变为表现新中国新人、新事、新风尚的年画一种形式。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见过画家在为出版社创作人物年画时，其草稿通常是把电影明星的头像和画家想表达的动态结合在一起。
蒋兆和 流浪小子
蒋兆和的人物画把素描之法结合到人物画中去，开辟出新的“似真”之路。徐悲鸿的中国画应与蒋兆和的方式相似。而上世纪50年代初兴起的浙派人物画是在人物画技法上的又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实质上是让有扎实素描基础的年轻画家来画传统人物画，其核心也是解决人物形象的可辨认性，即“似真”的问题。但是，浙派人物画的特点是“似真”和笔墨并用，而对于笔墨的训练是通过对山水、花鸟画的学习来完成。实践证明，浙派人物画的这种教学方式是成功的，既重视了人物画“似真”的要求，又兼顾了中国画强调笔墨的特点。这可能就是中国人物画的出路。
连环画也是人物画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画法可以追溯到汉朝的画像砖、画像石，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与后来的连环画形式上十分相近。这种画法以线描为主，如果添上色彩，以单幅的形式出现就是一幅人物画了。
顾恺之 《洛神赋图》（宋摹本） 局部
由于人物画“似真”的特点，特别是照相技术普及的当下，人物脸部如照片这是无可非议的。在这种状况下，急功近利者利用人物画“似真”的特点，通过放大照片来求取人物形象之“似真”。本来人物是最难画的，但由于照相技术的参与，加上工匠式的制作使人物画由创作沦为“制作”。只要拍一个好的场景或盗用摄影师的创作，通过电脑处理和喷绘技术就能制作出一个好的样稿，然后按样稿制作就能制作出一幅符合全国美展入选的作品。由于参加全国美展的需求，这种画稿的制作已成为一个产业。据说只要把需求告诉卖家，就可以在网络上买到这种画稿。无可非议，由全国美协主办的全国美展在推动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上，作出了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贡献，但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此风的推波助澜者。
这种重复电脑制作和喷绘技术的创作方式虽然也能起到“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但是，缺少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身功能。况且，西方绘画史已经证明：西方绘画因照相机的发明而与写实主义分道扬镳，中国的人物画却走向了模拟照片的死路，这是值得美术界同仁深思的。（文/张东华 艺术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