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于报生丨过命渠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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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命渠水情

□ 于报生 /  文

朋友路畅文在父亲路明顺逝世十二周年之际，为表达缅怀之情，编印了一本《父亲的回忆》。

路明顺，林州市桂林镇三井村人，193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小时候吃过不少苦，山西逃过荒，躲过日本兵，当过儿童团，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怀揣理想，信仰马列，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生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从战天斗地修建人工天河红旗渠，到新时期再建一条改革开放的红旗渠，无论哪一时期，无论哪一阶段，无论何种政治运动，无论怎样的岗位变换，他一生如一日，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把热血和汗水挥洒在了他热爱的这片土地上。

《父亲的回忆》一书中，有自传，也有同事及家人的追忆；有生活照、工作照，也有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还有与柬埔寨宾努亲王的握手。文字承载着无限的思念，图像记录着过往的岁月。翻看，品读，禁不住潸然泪下。

路畅文说：父亲走得很匆忙，带着诸多未实现的愿望和未竟的事业，离开了他深爱的亲人。父亲的优良品格、严谨作风、宽广胸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让我们受益终生，刻骨铭心的还是父亲与红旗渠过命的渠水情怀……

为了修建红旗渠，甘愿“牺牲”他自己

1960年，路明顺由林县计委调中国人民银行林县支行任行长。那正是红旗渠开工的第一年，林县成立“引漳入林”后勤指挥部，他是小组成员，负责工程资金供应工作。

1961年，国家向各地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赔偿“大跃进”运动中因“一平二调”给集体和群众造成的损失。林县经过认真算账，上报平调折款280万元，其中140万元现款由财政局管理发放，140万元退赔期票由银行国库保存发放。全县召开群众退赔大会，当场兑现140万元现款，期票发放了766220元，剩下的633780元仍在银行库存。

1962年上级银行又下发一个通知：期票发就发了，没发的暂停发放。接到通知后，他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立即向县委领导做了汇报。县委领导讲：红旗渠总干渠第二期工程动工以来，资金遇到了严重困难。我们要凭这些资金支持红旗渠建设，不让发放，怎么办？

他陷入了艰难的选择。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当时我想，这部分退赔期票红旗渠建设还等着用，资金不到位，红旗渠建设就有停工的危险，为了红旗渠建设，为了解决林县人民缺水困难，明知说瞎话不对，但不说瞎话，退赔期票款在国库保存就发不出去，因此我下了决心，就是犯错误，也要想办法从国库提出来发出去，支持红旗渠建设。

“第二天，我到安阳地区中心支行找到陈行长说，退赔期票早已发放下去，因没办手续，没有转账。陈行长说，发下去了，转了账就算了。陈行长同意转账，回来连夜把退赔期票分到了各公社，后来变成现款三万、五万的都用到红旗渠上了。”

事隔不久，有人揭发告了状。1962年11月5日，上级派来调查组。他们首先找杨贵谈话：有人揭发你们随意挪用专项资金用于红旗渠建设，违反了财经纪律。杨贵说：“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县委研究过，有问题我负责。”

调查组又找县长李贵。李贵说：“我是县长，又是红旗渠后勤总指挥，责任全在我。”

县委书记处书记秦太生主动找调查组说：“是我通知路明顺办手续的，要处分处分我！”

调查组质问路明顺，“是谁叫你动用国家退赔款，量你一个人也不敢，与谁研究商量，是谁给你撑腰做主的！”

路明顺担心，如果杨贵书记受处分，红旗渠建设就可能中道夭折，他响亮回答：“我与自己商量，我给我自己撑腰，和别人没关系。”

在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甘愿“牺牲”自己。

他又在《我的回忆》中写道：“让我写了检查，还要撤我的行长职，县委不同意，最后给了我党内警告处分，调出了银行工作。

“因此事，我在每次运动中都受到了批判，后来调查组将调查报告送到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看到报告后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要把它看的过重了，动用这个钱合情合理，只不过有点不合当时的规定。’”

时隔七年后的1970年7月20日，财政部党组在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河南省林县不顾条条的限制，集中了可能集中的财力、物力，大搞群众运动，经过10年的奋战，建成了1500公里的红旗渠，还兴办水泥、煤窑、机械等小型工业。全县农业大翻身，工业蓬勃发展。如果按老规矩，那就办不到。”毛主席圈阅了这个报告，至此，这个长期被人责难的问题才算有了公断。

“有没有问题，群众心里有底”

路明顺被免去行长职务后，调到临淇公社工作。

1966年10月，他被罢了官，交给群众进行批斗。造反派趁物资交流会之际，让他戴着高帽子，担着两捆圪针游街，前胸和后背扎得鲜血淋漓。晚上被关在一间小黑屋。

他在《我的回忆》中说：“曾经想过自杀走绝路，免得受这不白之冤，又想到，我真的死了，家里留着父亲母亲、妻子儿女，他们怎么过时光，最后想，不能死，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会公正处理的。”

1967年农历正月十五早起，天下着大雪，刺骨的寒风吹在他的脸上，冷不丁打个寒战。他被造反派带着到占元大队接受群众批斗，会场只有二、三十个群众，让他站在雪地里低头认罪。

与会群众的情绪似乎也被冰雪冷冻着，象征性地批斗了一阵子，也就散摊儿了。村干部们迫于形势不敢露面，贫协主席宋育才将他领到家中，特地给他做了碗鸡蛋面条，安慰他：“路书记，放宽心，多吃些吧，有没有问题，咱自己知道，群众心里也有底。”

其实，像这样的场景，他已连续被批斗一个多月。尽管如此，但他还是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努力工作。虽然修建红旗渠临淇公社不受益，但总指挥部分配的任务都要提前完成，还在全公社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他亲自蹲点李家寨大队抓粮食生产，一个大队集体储备粮就搞到80多万斤。

白泉村，一个海拔800米、群峰壁立的小山村，因没有水源，群众吃水需往返20多里到一个叫“滴滴水”的山泉处担水。

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我想了个办法，发动公社和社直机关的年轻干部职工30多人，往白泉村送水。从东张村担水，要路经峡沟，山高路窄坡陡，连换个肩都困难。群众知道了，到半路上迎接，把水送到了各户。这一行动教育了群众，从此发动群众自愿打旱井，挖旱池，全村550多口人，打旱井、旱池1100多个，人均2个旱井旱池，解决了人畜吃水，还用上了自来水管。”

要水途中翻车致残，医生让准备后事

世事沧桑。路明顺从临淇公社调任县革委副主任，1971年又因红旗渠问题被调离林县。

当他从外地再被调回林县工作后，于1974年担任了林县县委副书记，主持林县生产指挥部工作（现在的政府工作）。他和生产指挥部、农业组的同志多次调研，针对红旗渠通水后全县耕地高低不平、浇水困难的问题，想办法，找对策，蹲点试验，最终搞出了样板，在全县推广，很快在林县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深翻改土高潮。看着红旗渠水汨汨流入田间，老百姓站在地头，喜在心头。1977年6月，他代表林县县委、县政府，赴京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78年，麦收后遭遇天气大旱，种不上晚秋，早秋苗也有旱死的危险。因旱象严重，造成红旗渠水源不足。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想到平顺县境内的红旗渠，留有20多个放水口，还有用水发电把水放入漳河白白流掉，如果把这部分水汇入红旗渠，可以增加相当流量的水源。

6月25日早起，他匆匆喝了一碗粥，就心急火燎地与县革委会副主任、副指挥长张中和、红旗渠管理处主任王重阳、农业局局长郭文生一起到平顺县求援。

军绿色的吉普车在崎岖陡峭、弯弯曲曲的太行山间一路急驰，当行至平顺县石城公社西段时，因汽车方向失灵，不幸连人带车翻下了二十多米深的漳河滩，三人重伤，张中和同志当场身亡。

当晚六时三十分，他被拉回林县人民医院抢救。

在急症病房，医生对亲属说：“他的伤势非常严重，做好后事准备吧。”家人连夜给他赶做了送葬的衣服。

庆幸的是，上天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因为他与红旗渠的情缘未断！

这次翻车事故，造成他锁骨骨折，肋骨断了12根，身体活动受到限制，被评为一级伤残。王重阳下肢截瘫，在床上躺了6年，于1984年去世。郭文生在床上躺了20年，于1999年去世。外伤对他的健康影响很大，遇到天气变化，尤其是冬季更为严重。

与他在一起工作的原林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新林回忆说：“他身残志不残，更没有因此躺下吃老本，而是拖着残疾的身子，又在不同的岗位上，辛辛苦苦工作了20多年。”

“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不能丢，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红旗渠被称为“人工天河”，是林县人民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也孕育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庆祝红旗渠通水25周年前夕的那段日子里，路明顺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倾情回顾修渠往事，字斟句酌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在林县县委召开四大班子专题研究红旗渠精神的会议上，他用亲身体会畅谈了对红旗渠建设和对红旗渠精神概括的认识和建议。他诚恳而精辟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可。

县委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酝酿讨论，集体研究决定，首次将红旗渠精神确定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十六个字，县委及时发出了“关于宣传弘扬红旗渠精神的决定”。

1993年4月，因年龄到届，路明顺从干了13年的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被聘为市政府顾问。按说劳累了一辈子离休了，该享清闲了，但他不是这样想的。他说：“年龄到了职务应该退，作为一名老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退。我多年养成了一种习惯，能为群众办几件有益的事，我就感到无比的幸福。”

他抽出时间，深入农村、企业、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搞调查研究。1993年至1996年3年间，就写出了“关于加强红旗渠管理，发挥红旗渠效益”和“关于边远山区穷村经济状况的调查”等19份调查报告，送给党委、政府和有关领导作参考。

一次他和时任县委书记毛万春去北京办事，回来的路上，不停地讨论全县经济发展问题。他们建议要再建一条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红旗渠工程”，后经县委全会研究，确立了“力闯百亿，争当百强，全面振兴，实现小康”的奋斗目标。

1995年5月，市委、市政府决定编纂《红旗渠志》，让他担任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他亲自组织制定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带领编纂人员翻阅大量有关红旗渠的档案资料，走访了100多名参加过红旗渠建设的各级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劳动模范和群众，召开了40多次各阶层人士的座谈会，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用红旗渠精神完成了《红旗渠志》的编纂工作。

路明顺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我生在红旗渠故乡，参与了红旗渠建设，对红旗渠有着浓厚的感情。”

“我认为，经济再发展，社会再进步，群众生活再提高，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不能丢，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收集资料，从“林县为什么要修建红旗渠”、“红旗渠精神是在建设红旗渠过程中培育形成的”、“红旗渠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红旗渠精神是林州人民的传家宝”等方面亲自撰写讲稿，并先后在林州教师大会、公检法干警会议以及郑州市、安阳市电业局领导干部会议等多种场合大力宣传红旗渠精神。

2004年至2005年，红旗渠精神在全国各地巡展。这时他除了身体残疾外，又患上了肝硬化，身体明显消瘦了。但是，他对如何弘扬红旗渠精神、加快林州各项工作的发展，仍牵挂心上。一天，他刚从北京看病回来，就把郭新林叫到家中，说：“红旗渠精神一定要代代相传，但是怎么个传法，需要研究。我想还是从学校抓起，你去全省各地、市作过红旗渠精神报告，咱是否和教体局、一中研究一下，你好好准备准备，到一中作个报告。”在他的倡导下，他俩一起在一中举办了一场由2000多名师生参加的红旗渠精神报告会。

时任林州市教体局局长、现安阳市作协主席唐兴顺在《路主任》一文中还原了那天的情景：“就是这一次，参加活动的一位好朋友事后在私下给我讲，从主席台上下来，众人送路主任上车，在他往车上上的那一刻，车下人看到他几次上不去车，尽管有人搀扶，仍然用了好几次力才坐到座位上。朋友说，时光不饶人，岁月不饶人，路主任真是老了!”

他临终还在惦记着红旗渠灌区管理

路明顺常说：“人大工作一定要抓大事，议要事，知民情，懂民意，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到要害处，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党委政府的好参谋。”

红旗渠是林州人民心目中的大事，也是他心中一直放不下的要事。

在县九届一次人代会上，代表们就红旗渠水源减少、渠道老化失修、支斗农渠损坏严重、灌溉面积减少、效益下降提出意见，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呼声很高。会后，他亲自组织常委会及相关人员，用二十多天时间，徒步从总干渠首到渠尾，沿渠深入六个乡镇和二十六个村子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查，并及时将调查了解的情况和如何把红旗渠的事情办好的建议，向县委做了汇报，也给政府通报了情况，为后来的红旗渠技改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如何充分红旗渠的效益，他感到解决灌区管理体制是个大问题。2005年秋后，他组织有关人员，到红旗渠下游乡镇进行调研。

儿子路畅文回忆说：“记得那年冬天，父亲不顾天寒地冻和70多岁的伤残身体，和同事到采桑调研，开完座谈会天已很晚，临时住在乡里没有暖气的客房，第二天回来就冻感冒了。”

后来他的病越来越严重，走路还需要搀扶，不能坐着研究，他就半躺在沙发上，硬是把一个“关于红旗渠灌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调查报告”写完，送到了有关单位领导手中。

在人民医院的重症病房里，他让和他一同搞调研的郭新林同志俯在床前，有气无力地嘱托：“红旗渠灌区的那份调查报告，我已送上去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好。”

时隔两天，2006年8月6日12时，一颗心脏，一颗为红旗渠的事情操劳了一辈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  The  End—— 

于报生   1957年生，退休干部，河南省安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林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有作品发表于《河南日报》《学习强国》《速读》《安阳日报》等报刊、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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