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伦 ｜ 致敬，那些杰出的插图画家们
中文的“插图”一词很直白，就是“插附在文字中的图画”。法文名词“插图”(illustration) 源自动词illustrer，除了“为之插图”，还有“为之照亮”“为之增辉”的含义。好的插图总是文字的延伸和阐发，为文字增光添彩。正如插图和文字相得益彰，插图画家也是作家的良友。
一九六二年夏季，我结束了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五年学业，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生。在法国文学研究前辈罗大冈指导下，我又研读三载，直到一九六五年夏季研究生学成毕业。这时，几个外国文学的研究室已经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
一九七六年十月，虚无主义的遗毒像坚冰一样依然顽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尤甚，个别突破极左思潮的尝试都在批评声中偃旗息鼓。一九七七年秋，我约集了研究意大利文学的吕同六、研究苏俄文学的钱善行和胡湛珍，组成了一个主编班子，决心联合全所研究人员，编写一部较大规模的外国名作家传，以科学的态度为外国文学名家全面正名。近二十个语种的同事正蓄势待发，一呼百应，撰稿工作迅速展开。
既是传记，总得配以肖像，我们决定采用绘像。所选的作家，从古至今，五洲四海，有三百多位，百人百面，绘像的难度可想而知。由谁承担呢？主编们很快就聚焦在一个人选：本所《世界文学》编辑部的高莽。
高莽一九二六年出生，在外文所算不得老一辈，但比我们一大批五六十年代来所的人资历深。他外形是个典型的关东大汉，却博学多才。他十七岁就发表了处女译作；我中学时就读过他以“乌兰汗”的笔名入选教科书的散文；他还擅长绘画，可谓集翻译家、作家和画家于一身。不仅如此，作为老编辑，他熟悉世界各国的作家，《世界文学》杂志里时而可见他的配图。为《外国名作家传》画像，非他莫属。
我还清楚地记得向他传达主编们的意愿时，他脸上绽放的孩子般毫不掩饰的欣喜。
“没问题。”他干脆地回答。
“多少幅？”这是他最关心的。
“每个作家一幅，大约三百幅吧。”我语调和缓，深怕这庞大的数字给他过重的压力。
他从未接到过这样大宗的“订单”。不过他依然那么爽朗、坚定：“没问题。”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我们在上册“编者的话”中宣称：“本书分上、下两册，共收外国著名作家近三百名”。但是上册一出版，我们就感到有必要扩大规模，以呼应读者的需求。想到就做，增量的撰稿工作当即启动。所以结果两册变为了三册。
这一变动，绘像的总量就陡增至将近四百四十幅，连我都觉得难以向我们的画家高莽启齿了。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个重担。
不仅如此，一天，他兴冲冲地进来，说带给我一个惊喜。他先让我猜，我几猜不中，他便郑重其事地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从文件夹里轻轻取出一张普通稿纸大的宣纸，让我看。那纸上写着一排工致的行楷：“外国名作家传”，落款“茅盾题”，后面是茅盾同志的鲜红的印章。我岂止是惊喜，简直是喜出望外了。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曾任文化部长的茅盾为本书题写的书名，绝非一个简单的封面设计的元素，这是对我们这项工作的巨大鼓舞啊！我上前抓住高莽的胳臂，“高莽兄……”，想说句感谢的话，但一时语塞，只觉眼睛湿润。
西方室、东方室、苏俄室、东欧室，外文所各语种的中青年研究人员都在紧张地撰稿，连罗大冈、戈宝权几位老专家也热情加入。与此同时，高莽也在争分夺秒。我们要求撰稿者向他提供每位作家的一至二种肖像作为依据。他的办公桌两端顿时各耸起一座书山，只留下刚够他挥笔的空间。
我尽量不去打扰他，却也曾偶尔借机看他作画。他习惯地卷起袖子，就好像在河南明港“五七”干校拓坯制砖时一样。他先聚精会神，久久地端详图片资料；接着，他仿佛已成竹在胸，便果断而又稳健地运笔。看他一笔笔精准地让一位文学巨匠跃然纸上，形神毕现，那真是一种奇妙的享受！
他采用白描的绘画技法，只用墨色的线条勾描，不假修饰，不事渲染。我知道，这画法看似简单，却是对画家真功的考验。
他平时和同事们相处就很随和，在工作中更是谦虚近人。每画完一幅像，他总要先拿来让主编过目，再找撰文者鉴定。哪怕有些微不同的看法，他都会认乎其真地对待，不厌其烦地修改和调试，大有不达完美誓不罢休之概。
——泰戈尔的胡子似乎还可以再长一点。但他也有苦衷：画面所限，胡子画得再长一点，头部就势必要缩小。我亲眼看到他一改再改，总不满意，最后要带回去慢慢斟酌。第二天他拿了新稿来，我们看了都不禁“噗哧”笑出声，原来他保持了头部在画面的比例，却让泰戈尔的长胡子的尖儿伸出了画面！这真是奇思妙想，而这背后却是画家的苦心孤诣。
泰戈尔像/高莽 绘
海明威像/高莽 绘
……
就这样，荷马、但丁、塞万提斯、高乃依、雨果、马克·吐温……他一丝不苟，在我们眼前构建起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名作家肖像的长廊！
一九七九年二月起，三卷本《外国名作家传》陆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行二十余万套，受到轰动般的欢迎。不久前，一位南方的出版社的原社长还向我称道，这部书当年对外国文学研究和出版界的拨乱反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每当获得称赞，我眼前就油然重现广大同事们踊跃撰文，以及在九十一岁高龄辞世的画家高莽热情作画的场景！
在文学复兴的过程中，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创办（一九八四年改为北岳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双月刊《名作欣赏》独树一帜。它面向广大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广大语文教师，开放而又深入地介绍中外文学，试刊号就印了六万册，创刊号跃升至十万册，八十年代末更高达二十万册!
试刊伊始，主编张仁健就携美编刘勇登门约我长期撰稿。我不会忘记他慷慨陈述的对这份刊物的热烈期待，以及他寻求合作的诚挚话语。他说话带有山西口音，虽然出生在江苏南通；他把胳膊肘弯起来比划着，形容作文的起承转合之难，虽然他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这一切很快就把我们拉近了。继言简意赅的《外国名作家传》之后，我认为推出长篇外国作家传记正当其时，于是大胆地提出在他这份新办的刊物上连载的想法。大胆，因为我憧憬的长篇作家传记是融作品、作家人生和创作道路的阐释于一炉，既要富有学术含量，又要富有文学兴味，我还从未尝试过；大胆，因为以连载的方式和读者见面，每一期都形同接受一次检验，而能否赢得读者，我还毫无把握。所喜的是张仁健主编有胆有识，我们一拍即合。我们还商定文字将配以插图。
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即创刊号《名作欣赏》上，我的《大仲马》首先登场，至一九八一年第五期连载完毕。《莫泊桑传》，从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至一九八三年第六期连绵问世。接着，《雨果传》，发表于一九八五年第四期至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作家与作品”栏内。长达七年多的传记波，直到我一九八八年负笈旅欧方才停歇。
那是一天早晨，我在骑车上班的途中拐向地安门，第一次走进一个大杂院。经一位大妈指点，我轻敲一处类似加盖的平房的门。无人回应。我不得不把那扇单薄的门敲得更响。几分钟以后，一个儒雅的年轻人揉着朦胧的睡眼走出来。
“是高燕同志吗？”我将信将疑。
“是我。抱歉，白天上课，画到很晚才睡。”
不便多扰，我说明了来意，把文稿交给他便告辞了。
一周后，去取画稿时，我彻底震惊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多么美妙的画面啊！流畅的钢笔单线勾勒，粗犷的纹理和明暗皴擦，不拘泥于笔画的精细，而以挥洒自如取胜，于写实中畅情写意。西方人的面目和形体特征表现得鲜明而又神似，典型的欧洲景物烘托出浓郁的异国氛围。题头的大仲马像，把这个一头卷发、生龙活虎般的黑白混血儿的风采展露无余。大仲马在文艺沙龙里朗读剧本的画面让我如临其境，仿佛听到他的《奈尔塔》的主人公的铿锵独白。我文笔下的大仲马热情豪放，高燕画笔下的大仲马同样坦荡感人！我是看赵宏本的“小人书”长大的，顾炳鑫、刘继卤等大师又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了长足的艺术演进。但我要说，高燕的画借鉴西法，有了别开生面的升华。
《名作欣赏》上连载的《大仲马》
《大仲马》插图/高燕 绘
《大仲马》刚刊载了两期，就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张仁健主编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我：有读者甚至找到编辑部，欲知下回分解！这成功里，同样有高燕插图的贡献。接下来的《莫泊桑传》的插图，他自然当仁不让。浪漫派的大仲马换成了写实派的莫泊桑，插图的内容有了相应的变化，但精彩依旧。
不过，成功的配合也难免遇到“险情”：或者我的文稿，或者高燕的画稿，偶有延误；编辑部那边，空着版面，无法截稿、付印，编辑小周一天打来几个电话：“张主编急得直跳脚！”好在，必须付印的前一天，稿件终于齐备，我急中生智，直奔北京站，去太原的夕发朝至的火车已经待发，我向列车员姑娘献上一本《名作欣赏》，请她到终点站把稿件交给翘首以盼的编辑。我的“紧急方案”果然奏效，第二天清晨稿件在太原火车站顺利交接。当天中午编辑部就传来了反馈：滴酒不沾的张主编破例开了一瓶汾酒，庆祝“化险为夷”。总之，读者如期读到刊物，皆大欢喜！
取《莫泊桑传》最后一个单元的插图稿时，为了感谢高燕的出色合作，我请他在地安门大街一家小饭馆里一边进餐一边倾谈。他说他先前就知道我，我参与主编的《外国名作家传》是他的枕边书，对他了解世界文学很有裨益；他说不久前为创作连环画《茶花女》,他读过我译的小仲马的剧本；他还说他教学任务很重，连环画和插图的创作主要占用晚上休息的时间。这让我领会到他创作的辛苦。就是在这次叙谈中，我表示愿为他找一些法国历代服装的参考资料。
来法国后我果然为他觅得了两本相关的书。可是，还未及回国面交，一九九一年九月，北京家人传来意外的消息：接到要我参加高燕追悼会的邀请函。他年仅五十一岁就不幸辞世！
高燕的绘画才能，我透过他为我作的插图已经实有所感。然而，随着互联网上资讯发达，我才进一步了解他的高度成就。他被誉为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著名的出版物插图画家之一”，有“南雷（广西雷德祖）北燕”的盛名。我幸得他在艺术巅峰时期为我插图，我更为这在艰难环境里奋翅高翔的飞燕英年陨落而沉痛地叹惋！
《名作欣赏》编辑部为我的《雨果传》插图推荐的画家是王迎春。她当时已经是中国画坛的巾帼佼佼，连我这个只不过是爱看画展的界外人也久闻其名，而且知道她和夫君杨力舟比翼双飞，传为佳话。她先后师从刘文西、李可染等艺术大师。她在雕塑、国画、油画、写生各方面都功底深厚。她的人物肖像画和大型绘画都卓有成就。她还涉足连环画创作，夫妻合绘的《小二黑结婚》刚参加过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对这位新的合作者，我充满新的期待。
可是有几桩事仍然出乎我的预料。
第一单元的文稿完工，我拨通了电话，准备把稿子给她送去。对方的语调非常谦和，态度却十分坚定：不用我送稿上门，她亲自来取！
第一次见面，迎来的是一个再朴实不过的女士：衣着朴实，气质也朴实。更出乎我预料的是，刚刚结识，她便和我开始了围绕中西艺术交流的探讨。她希望听到一个西方文学研究者的见解。我说，十九世纪以来欧洲艺术流派纷呈，的确赋予它以强劲的活力；但我认为，亦步亦趋的模仿并不足取，借鉴总要以本民族优秀传统为根基才可以超越。这也是我们的共识。
王迎春的写实功底那么坚实，现实主义绘画成就有目共睹，而她念念不忘的却是创新与求变。从她为《雨果传》所作的第一幅插图我就真切地感受到这努力。画的是少年雨果和他最早的小恋人、未来的妻子阿黛尔，两小无猜，在斐扬女修院花园里相偎谈心；树丛环抱，他们仿佛置身在一个童话的境界，这场景醒目地占据了画面的前沿，而古建筑和教堂退居后方，两个视觉层次如此“突兀”地拼叠，让我习惯了规范写实的眼睛为之一亮，一种新的美感扑面而来。
《雨果传》插图/王迎春 绘
创新求变，这执着的艺术追求几乎贯穿于王迎春为《雨果传》所作的每一幅插图。它们已经不仅是附着于文字的诠释，也是超乎文字之上的具有独立价值的艺术品。画家驰骋的想象，极大地开拓了插图的有限空间。在一幅插图中，我竟然同时看到了伟大的思想家雨果、《九三年》里的街垒，以及《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和珂赛特。在王迎春饶有特色的画风里，我见证了写实和浪漫的结合，看到了一位在艺术道路上不懈的奋进者。
《雨果传》插图/王迎春 绘
总在进取的王迎春，今日仍活跃于画坛，锐意不减当年。
我在《雨果传》发表期间和王迎春夫妇结下的深厚友谊，也未因时间和地理距离而稍减。一九九九年我回京时，曾造访王迎春工作的中国画研究院，年富力强的她，时任这座名家济济的权威画府的创研部主任，布满她的画室的各种题材、各种样式的作品给我印象深深，而她即兴为我所作的素描更是这次访问的留念。
二〇一五年，我的长篇传记新作《敬隐渔传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前，编辑希望为作者简介配一幅肖像，我立刻想到王迎春。她为我画的速写，就刊载于该书封面的勒口，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位置。《敬隐渔传奇》写的不再是一位外国文豪，而是一位极不平凡的中国文人的奇特经历，标志着我学术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是我的特别钟情之作，由一位熟悉而又敬重的画家朋友为之锦上添花，在我心目中，既是两位老友的再度携手，也是由《雨果传》插图开启的久远合作的延续。
本文作者张英伦著《敬隐渔传奇》
王迎春为本文作者所绘像（2015）
（作者系旅法学者，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