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爱情的九种模样 | 张莉
那当然是个难题。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爱情故事若要发生，须克服许多现实的困难。因为有“授受不亲”的“礼防”限制。既然连男女间的自由相见都不允许——被视为耻辱与大逆不道，——更何况相爱？想一想《西厢记》就知道了，两个未婚男女的见面只能在危难关头才能超越“礼防”。彼此间若有好感，也要由红娘传书，月下相会，以躲避老夫人的监视。《玉簪记》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相见是在道观。而《牡丹亭》感天动地的爱情发生，则是在杜丽娘的春梦之中。因爱而死，复又因爱而生的杜柳爱情是非人间性的。如此说来，宝玉是幸运的。他可以与林黛玉共读《西厢》，也可以呆看宝姐姐的玉臂而并不会让人指责超越礼防。可是，这日日相见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为皇妃元春省亲而建造的大观园，如果没有宝二爷的特殊身份，一切都不能想象。――大观园只是作家曹雪芹为读者建立的男女自由相处的乌托邦。而为了能使宝二爷合理的混迹其中，曹雪芹颇费心思地为贾宝玉行为的合理与合法化提供了诸多理由：皇妃元春唯一的弟弟，老祖宗最为疼爱的孙儿，以及元春以圣谕准其与姐妹同住等。与通常男子不同身份的强化，暗示的是彼时男女正常交往的不可能。除了以上这些特殊的境遇，中国古代爱情小说规定的情境通常是青楼妓院，勾栏瓦肆。想一想《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桃花扇》《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吧，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通常是娼妓——青楼是中国小说中男女之情发生最为频繁的场所，因为良家妇女并没有抛头露面的合法性。说起来，难以穷尽的古代爱情作品中，梁祝故事殊为独特。梁祝之间的交往，既不同于陌上桑间的一见钟情，也不同于青楼妓院的鱼水相恋，其基础是三载同窗。——共同的求学经历、共同的知识背景以及共读生涯中的彼此了解，使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把男女相会的地点由后花园而移至学校，——男女主人公之间的长期生活和相互交往的基础，为相爱不得便化蝶相随的悲剧效果做了坚实、充分的铺垫。除去“学堂”这一“公共空间”形成交往的背景，祝英台女扮男装的身份也颇耐人寻味。彼时的社会，女性只有扮作男性去求学才能使得这一爱情成为可能。若非如此，祝英台何以与梁山伯共同诵读诗书讨论学问，而梁山伯又何以有缘得见养在深闺的祝英台？即便是偶能相见，也不过惊鸿一暼。因此，说爱情它是个难题，首先指的是现实发生的难题：没有男女间自由交际的合法化，你情我愿、志同道合的爱情发生起来不可能光明正大。表现在以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的爱情小说中，作家的想象与书写就颇多障碍。事实上，这是一百多年前，许多人慨叹中国言情小说远不及西方小说的重要原因。百年过去，今非昔比。对于今天的爱情短篇而言，最大的难题则是，在男女交往已是日常的今天，如何在短的篇幅里，写出一个气质超群的爱情故事。当下，与爱情有关的短篇小说占了重要比例，关于男女情感，关于婚姻破碎，关于出轨，关于情感中的信任与不信任，以及越来越多的交友方式……但是，数目繁多的短篇小说行列里，能够广为流传的作品却廖廖无几。——短篇小说的难度在于它是一种横截面写作，要在“切片”里写出爱的来龙去脉：爱因何发生，因何消失；为什么爱，为什么不爱，以及后来的命运如何。这是技术的难度。毕竟，爱情在长篇小说里常常是鸿篇巨制，荡气回肠，有如大型交响曲；而在短篇小说里，则只能是小夜曲，短乐章。“最理想的短篇总会让人想到那些短而美的唐诗名句，要有'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容量，——它可能芜杂，可能简洁，可能喧哗，可能沉静，但共同的特点无疑是气质超拔，一骑绝尘。”我曾经在一篇关于短篇小说的文章里这样写过。——好的爱情小说既可以是轻的又可以是重的，既可以是复杂的又可以是纯粹的，无论怎样，故事里暗含的是作家对人性和爱情的理解力和认识力。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发表于1982年，题目便是小说密码：“女人很高，男人很矮”。在通常理解的夫妻关系中，有很多是“常识”：女人矮，男人高；女人年轻，丈夫年长；女人地位低，男人地位高……因此，看起来，小说里这对夫妻处处都“有问题”：女人怎么能比丈夫高十七厘米呢？那么他们肯定有生理问题；如果没有生理问题，那就是男人有钱；如果男人被批斗了（更矮了），那么高女人一定会离开……在一个个世俗的推理之下，这对夫妻的关系被推到某个顶点，同时，他们的关系也向人们共同期待的反方向推进：他们没有生理问题；他们同甘共苦，他们生死相随。由此，夫妻二人的“特立独行”获得了放大——小说从很小的切口进入，构造了强大的反世俗命题。反世俗主题背后是另一个隐形社会文本，它由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语、偷窥和揭发构成。小说结尾实现了最彻底的颠倒。如果把这部小说的发表背景放置于新时期文学的初年，它的意义便更突显：小说以一对夫妻自然和深沉的爱向世俗发出了质疑，也对那种窥视与侵犯个人生活的行为说“不”。新时期初年的短篇小说，总与爱情有关：《爱情的位置》《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爱情的力量》《爱，是不能忘记》《爱情啊，你姓什么》……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年），它影响了一代人对爱情的理解与认识。
女主人公钟雨是离异女人，也是一位“隐忍的热恋者”，她对那位已婚高级革命干部的思念极强烈。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轿车，她煞费苦心地计算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每当他在台上做报告，她坐在台下，泪水会不由地充满她的眼眶。但是，她和他之间的交往，最接近的不过是两个人的共同散步，只是在同一条土路上彼此离得很远地走。特别是，这种交往与肉体无关，她和他之间只是借由分享小说来传达感情。但肉体没有参与却甚于参与――钟雨二十多年来始终把日记本和《契诃夫文集》（他送给她的礼物）带在身边，临终时还要求女儿把《契诃夫文集》与笔记本一起火葬。最终，钟雨从精神层面完成了爱的坚守，也以精神无限强大以至消弭肉体的方式完成了对爱情圣坛的献祭。支撑小说叙述的动力是什么呢？是恩格斯的名言，也是新时期初年口耳相传的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以文学的方式呼唤个人情感的美好，爱的神圣性也由此生发：“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当然，在这部作品里，有许多表达是“一厢情愿”的，也有诸多东西是“被提纯”的：爱有多隐忍，便有多痛苦；爱有多痛苦，便有多崇高。1978年，《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的前一年，海峡的那边，有另一部短篇小说发表。那是张爱玲的《色·戒》，发表在《皇冠》第12卷第2期。气质与《爱，是不能忘记的》迥然不同。无关神圣与崇高，相反，它性感十足。“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只这一句，便潜藏有无数风流场景。王佳芝认识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性和金钱。在信仰和身体面前，她信的是身体感受，所以，在关键时刻，女人在“六克拉的戒指”与“性高潮”面前低了头。《色·戒》以一种肉欲和物欲的方式挑战了另一个隐形文本。小说很难在价值观上获得认同，只把无数争议留给后世读者。——《色·戒》到底关于爱还是欲望，并没有人能说清楚。但在短的篇幅里，将男女之情写得黑暗残忍、危机四伏，是短篇小说里不多见的。爱情小说里，主人公总要做选择。这是一种模式，古已有之。选A还是选B，选红玫瑰好还是白玫瑰？当然，还要面对灵魂之爱与肉体之欢的抉择。1928年，丁玲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现代中国的经典爱情故事。莎菲“女人味儿十足”，是文艺气质十足的女青年，对爱情极为渴望，“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我简直要癫了，反反复复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很显然，这个女人是“颜控”，她爱他那“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惹人的眼角，”可是，凌吉士浅薄，“唉，我能说什么呢？当我明白了那使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的一个卑劣的灵魂，并且无缘无故还接受过他的许多亲密。”在莎菲眼里，帅气的凌吉士不过是个市侩，白白长着好丰仪。他追赶过坐洋车的女人，“恋爱”过，还在妓女院过过夜，结了婚，会调情，但是，却不懂爱。“他真得到一个女人的爱过吗？他爱过一个女人吗？我敢说不曾！”徒有好皮囊的男人，莎菲瞧不上。最终她亲吻了男人后把他一脚踢开，在“神圣”和“世俗”，“灵魂”和“躯体”之间，她选择前者，因为后者实在对她构不成吸引力。——特立独行的莎菲，如果生活在今天，依然会是令人瞩目的时代女青年。时隔近三十年，1957年，宗璞发表《红豆》，一部关于爱的抉择的短篇，引起轩然大波。是跟随恋人去美国，还是留在国内参加革命建设，这是女主人公要做的选择。而在这样的二选一中，还包含了是否选择投入革命，其间有纠结，也有说不出来的犹疑和惆怅。二十多年后，1980年，在张贤亮《灵与肉》里，轮到男人面对选择，这一次，许灵均面临的是要一个“美国籍爸爸“还是'中国农村妻子”，是选择继续生活在贫穷的祖国，还是去资本主义国家继承财产。而正如我们所知，无论是《红豆》还是《灵与肉》，无论是女主角还是男主角，他们都交出了属于时代青年、也属于时代爱情的正确答卷。这些小说进入课本，不断被下一代读者阅读。爱情的选择里，并不是情爱本身的选择。而这些作品之所以留下来，也不仅仅因为写爱情。谁能忘记《伤逝》呢，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经典爱情作品。1926年，睿智如鲁迅，在青年人离家寻找恋爱自由的狂热中，写下《伤逝》：“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多年来，我们一直将“经济”视为涓生与子君爱情的最大阻力。可是，那并非全部真相，油鸡与阿随、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涓生对子君身体的“读遍”与厌倦，共同导致了爱情死灭。——《伤逝》里，包含着爱情小说后来必然生长的多个主题，性，金钱，日常生活对激情的磨损。2003年，魏微发表短篇小说《化妆》。新世纪的中国，谈情说爱早已成为寻常。嘉丽，当年的女大学生，十年后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即将遇到初恋情人时，她开始了冒险的“化妆”。在旧商店里选购廉价服装，她换衣服的同时也换了身份――离异的下岗女工。见面时，“科长”相信了，想当然地把她归为出卖身体的女人。因此，睡是睡了，但科长不会给她钱，因为她在他眼里是低微的，而且，在他看来，钱在很多年前已经给过了。恋爱时用礼物价值几何来估价他的爱情，但同时又不希望情人用此等方式来估价她，这是嘉丽的矛盾之处。小说一步步剥离“爱情”光环。嘉丽最终获得真相：如果没有物质的装饰，她在世界上获得的一切，尊严、尊重、爱情都会全部失去。这是独具匠心之作，正如李敬泽当年所说，“《化妆》——贫困、成功、金钱、欲望、爱情，一个短篇竟将所有这些主题浓缩为繁复、尖锐的戏剧，它是如此窄，又是如此宽、如此丰富。”2007年，毕飞宇发表《相爱的日子》。小说和《伤逝》有很多的共同点：叙述人都是男性，都共同面对青年人生存境遇问题。《相爱的日子》中“他”和“她”有那么多的理由可以在一起――年纪相当，彼此关怀、理解和包容，性生活愉悦。但是，她却选择嫁给另一个人。没有什么比能让一位贫苦女性获得安稳和富足更吸引人，就连当事者“他”也表达了认同。以往，只有“势利女人”才会做的决定却在这位既善良又体贴的女性身上“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相爱的日子》是对《伤逝》故事的某种延续。如果说80年前“相爱”的困窘让我们想到如何去“生存”，那么此刻，“生存”完全淹没“相爱”，——当我们可以自由相爱时，我们却不愿追求我们的“相爱”，因为身上有看不见的金钱枷锁。爱情哪有什么天长地久？“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没有什么爱可以永远不变。爱情不过是内分泌的产物，混杂着汗水、眼泪、以及各种体液。很奇妙。有时候，爱情的持续时间很短，不过是几个时辰。比如1943年发表的《封锁》（张爱玲），战争年代，封锁时期，在忽然停下来的电车里，他看到了她，她也看到了他，于是半推半就地走到一起。封锁时间结束，便各自回家。爱情过程中的种种，压缩在极短的时空里。短得像梦，紧凑得像梦。还有一种爱情在天上，在飞机里。比如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2011年）。两个萍水相逢的俄罗斯中年男女，恰巧坐在了一起。要一起在天上飞，要越过重洋。其他人都睡着了，机舱里是昏暗的。只有他们两个醒着，醒着做爱情的梦。静悄悄地行动。孩子看到了，一位中国小说家看到了。当然，也许还有其它人也看到了。飞机落地，从天上回到人间。女人看到了接机的丈夫，他们热情拥抱。一切回归原点，一切似乎并未发生。大多数人的爱情，并不经历生死和劫难。但是，越是日常，也越是脆弱。被欲望摧毁，被鸡毛蒜皮侵蚀，被岁月吞没。尤其是中年人的生活。当代短篇小说里，有许许多多不幸和难堪在中年人的世界里上演。爱了半辈子的中年女人一天早上惊觉，丈夫的爱已经不在了。妻子失踪了，丈夫很快有了下一个爱人。女人不断躲避卧室，她厌倦了床上的一切。性的暴力，语言的暴力，伴侣的冷暴力。他们假装一起生活，关起门来相互折磨；或者相敬如宾，有如过客。为什么非要在一起？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为了脸面，为了名利。又也许，“懒得离婚”。主角总是女性。不甘心的是女人，痛苦不堪的是女人，遭遇暴力的是女人，哭天抢地的是女人，歇斯底里的是女人，飞蛾扑火的是女人。这在一百年来汉语爱情小说中几乎成为惯例。陷在爱情里不能自拔的男主人公比例很少。——为什么作家喜欢写一个女人在爱情中的受难，也许不是基于想象，很可能基于现实。爱是两情相悦。爱是两性相欢。爱是惺惺相惜。爱是心有灵犀。但是，对于女性而言，爱情也是劫难和无底深渊。一旦爱上，便被吸附进莫大的黑洞。爱的感觉有多强烈，爱的人便有多卑微。爱情中的苦和难，都是因为“信”。“相信爱情”让人快乐，“相信爱情”让人渴望；“相信爱情”也让人沉湎，不能及时抽身。而大多数情况下，女人更容易相信，更愿意相信爱情。也不全然如此。比如金仁顺笔下的爱情。在她那里，爱情并不煞有介事。那只是一种测试男女关系的化学试纸。《彼此》发表于2007年。丈夫郑昊婚前的背叛是黎亚非婚姻的噩梦，——郑昊在婚礼前还和另一个女人做爱。黎亚非不能原谅他，而当她离婚准备再婚时，熟悉而荒诞的场景出现了。郑昊来看即将成为新娘的她。“黎亚非拿了盒纸巾过去，抽了几张递给郑昊，他伸出手，没拿纸巾，却把她的手腕攥住了，黎亚非说不清楚，是他把她拉进怀里的，还是她自己主动扑进他怀里的。”现任丈夫觉察了出来，于是便有了小说结尾，婚礼上新人接吻，“两个人的嘴唇都是冰凉的。”以“彼此”为小说题目，想必小说家大有深意：“彼此彼此”，“此即是彼，彼即是此”。一千八百年前的年轻男子，绝望地看着他美丽的妻子向死亡靠近。卑微之感侵蚀了他。对鱼水之欢的留恋，对生命本身的欢喜，都有赖于这具美丽身体的给予。可现在这个身体马上就要从世间消失。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死去。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救自己的女人。这个男人叫荀奉倩。他是三国时期魏国一位官员的儿子，他与曹洪的女儿结婚并深爱。就是那个冬天，女人发起高烧。男人无能为力。后来，他走到院子中间，将自己冻得冰凉，然后，回到床上，用自己冰凉的身体紧贴她，他希望自己的身体能成为治疗她的药物。当然，结局很悲惨，他病发不起，之后，她也死了。历史上，这个故事似乎并不值得歌颂。这位死去的男人被写进蒙学课本。荀奉倩被当作可笑的反面典型——这个男人贪恋身体，缺少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是，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故事里分明包含着一种夫妻之爱，那是丈夫对妻子的深深依恋，他甚至愿意和她生死一起。
生死之爱在迟子建的作品里有迷人的光。许多人喜欢《亲亲土豆》，因为其中有寻常却深沉的夫妻之情。一对勤劳恩爱的中年夫妻，男人得了癌症，妻子听到非常绝望。“李爱杰慢吞吞地出了医生办公室，她在走廊碰到很多人，可她感觉这世界只有她一个人。她来到住院处大门前的花坛旁，很想对着那些无忧无虑的娇花倩草哭上一场。可她的眼泪已经被巨大的悲哀征服了，她这才明白绝望者是没有泪水的。”没有什么能阻挡死亡，于是，这对夫妻只能做最后的告别，即使大限将至，但也如日常般说话，聊天。人在生老病死面前是多么无奈啊，有的只是腔子里的这些呼吸和眷恋。男人走了，妻子在葬礼上用五大袋土豆来陪他棺材一起下葬，“雪后疲惫的阳光挣扎着将触角伸向土豆的间隙，使整座坟洋溢着一股温馨的丰收气息。李爱杰欣慰地看着那座坟，想着银河灿烂的时分，秦山在那里会一眼认出他家的土豆地吗？他还会闻到那股土豆花的特殊香气吗？”许多人难以忘记这小说的结尾，它让人落泪。“李爱杰最后一个离开秦山的坟。她刚走了两三步，忽然听见背后一阵簌簌的响动。原来坟顶上的一只又圆又胖的土豆从上面坠了下来，一直滚到李爱杰脚边，停在她的鞋前，仿佛一个受宠惯了的小孩子在乞求母亲那至爱的亲昵。李爱杰怜爱地看着那个土豆，轻轻嗔怪道：'还跟我的脚呀？’”在这里，万物有灵，在这里，是爱生生不息。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去？一个人活着，死去的爱人就还在世间；一个人死了，但他那像植物一样蓬勃的爱恋依然在。有一种迷人的情感，是相思。比如刘庆邦的《鞋》（1997年），写的是很多年前的事。农村姑娘守明十八岁了，未婚夫是隔壁庄里的年轻人，他有浓密的头发，会唱歌也会讲话，多才多艺的他让守明魂牵梦绕。那是属于十八岁姑娘的心事，是属于一个人的“相思”。陡然升起的爱、想到爱人时忽然涌上来的泪水，是自然人性的部分，而那院子里满树的枣花正象喻了守明情感的丰茂。相思是糖，也是奶和蜜，当然，它很折磨人。害羞、脸红、欲语还休、心头小鹿乱撞、夜晚辗转难眠。不能写信给“那个人”，也没有办法和那个人见面。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对那个人的思念？只有做鞋送给他。“让那个人念着她，记住她，她没有别的可送，只有这一双鞋。这双鞋代表她，也代表她的心。”这实在是一种古老的情感表达方式。那是甜而微苦的情感。一方面它是甜的，几乎每一位读者都能感受到属于守明的甜蜜思念：一个人静静地想念“那个人”，在心中和他说话；一针一线缝起的鞋里包含着女孩子细密的情感与想念。但另一方面，每一个经历过爱的人想必也都深知，相思甚苦，因为“那个人”并不一定知道，不一定感受得到，不一定愿意回应。因此，那些想念和那些爱，是守明自我情感的发酵，是“内心戏”。终于桥上相见了。日日相思的“那个人”走到眼前，她希望他穿上她亲手做的鞋，但没有。——千百年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场景，再一次在这对青年男女间上演。小说最终收束在“守明一直没和母亲说话”的沉默里。这沉默让人想到少女的委屈，痛楚，黯然神伤。写出“甜而微苦”情感，写出独属于中国人情感的微妙，是短篇小说《鞋》的魅力所在。那是怎样一种微妙呢，它是让人战栗的又是让人心生向往的，它是折磨人的却又是让人恋恋不舍的……每个人都会老去，肉身也终有一天会湮灭在尘土里，但相思之情永远让人怀念。那应该是暮年之爱吧？铁凝的《火锅子》（2013年）中，“他”和“她”相识于“共和火锅”：两个陌生人各自点菜，同涮一个火锅。由“共和火锅”结缘，他们相识、相爱，走进婚姻，生儿育女，直到老年。现在，两位老人一位八十七岁，一位八十六岁了，牵手、交谈、回忆、拌嘴、娇嗔，在终生相守相爱的人那里，子女和旁人的探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必要。小说描摹了一种人人能感受到但又无以名状的情感，是那种羞涩、内敛、让人心头一软的东西：“他一辈子没对她说过缠绵的话，好象也没写过什么情书。但她记住了一件事。大女儿一岁半的时候，有个星期天他们带着孩子去百货公司买花布。排队等交钱时，孩子要尿尿。他抱着孩子去厕所，她继续在队伍里排着。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觉得有人在背后轻轻拨弄她的头发。她小心地回过头，看见是他抱着女儿站在身后，是他在指挥着女儿的小手。从此，看见或者听见'缠绵’这个词，她都会想起百货公司的那次排队，他抱着女儿站在她身后，让女儿的小手抓挠她的头发。那就是他对她隐秘的缠绵，也是他对她公开的示爱。”潜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性感”与“缠绵”，如此迷人，被小说家准确捕捉到了，那感觉家常、平凡、平淡，是静悄悄的，也是绵长的，有如滴水穿石：“每次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星期天，她那已经稀疏花白、缺少弹性的头发依然能感到瞬间的飞扬，她那松弛起皱的后脖梗依然能感到一阵温热的酥麻。”虽是耄耋之年，但与爱、温暖、柔情、甜蜜、体恤有关的情感依然新如朝露。几无故事，几无波澜，像极了一幅简笔画：两位暮年老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前，互相为对方夹菜。“他”的眼中只有“她”，“她”的眼中也只有“他”。——《火锅子》里的爱情，是返朴，是祛魅，是洗尽钟华；它使我们从一种粗糙、简陋、物质唯上的情感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爱情的质地，它的平实、普通，和神性。《双灯》写的是男女之情。不，写的是人狐之爱，人神之爱。它是蒲松龄的作品，也被汪曾祺改写。有个场景，是《聊斋》里通常有的。男女相欢半年后分别：后半年魏归家，适月夜与妻话窗间，忽见女郎华妆坐墙头，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逾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与君别矣。请送我数武，以表半载绸缪之意。”魏惊叩其故，女曰：“姻缘自有定数，何待说也。”语次，至村外，前婢挑双灯以待，竟赴南山，登高处，乃辞魏言别。留之不得，遂去。《聊斋新义》中，汪曾祺选择白话重新讲述此一故事。情节几乎未作大改动，但在结尾处，他增加了二人对白：“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了。”“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每一句都平白朴素，每一句都深入人心。那是一位女性对爱的超凡脱俗的理解、也是她关于爱情的简单而自在的认知，由此，一位自由地执着于真爱的狐之形象呼之欲出。蒲松龄笔下，双灯忽明忽暗，意味着一种暧昧的男女情愫关系的起灭，而在汪曾祺那里，两个人的合与分，都是自然的。不同小说调性里，藏着作家对世界、情感及爱情的不同理解。爱是什么？爱是喜欢，喜欢抚摸对方的头发、脸颊、嘴唇、腰腹，也接纳对方的气味、斑点、疾病和衰老。爱是阳光，是阳光照耀下的阴影和暗淡；爱是雨露，是被雨露滋润漫延的泥沼。爱是令人怀想的风月无边，是如梦如电的虚无。——爱，或者不爱，都是自主的，自由的；都是有尊严的，也该是高贵的。契诃夫的经典爱情小说《带小狗的女人》，被纳博科夫盛赞，他的分析堪称经典。这部小说几乎涵盖了爱情小说的所有主题：偷情，背叛，欺骗，隐瞒，庸常，最深沉的爱与依恋。小说发表于1899年，男人叫古罗夫，已婚有子女，有多次出轨经验；他轻视女性并称之为低等种族，但是，私下里他也认知到，与男性相处比较起来，他和女性相处时比较轻松。安娜单纯天真，爱上了古罗夫。初次出轨的女人对这段相遇患得患失，深感羞愧；男人则是经验丰富。古罗夫回到莫斯科，以为很快就可以忘记安娜，但是，忘不了。他去戏院看戏，希望在那里遇到安娜。果然遇到了。一直幽会，没有其他人知情。一个文艺腔的少妇，一个面目油腻的公务员。这最初的相遇令人怀疑。也许，不过是双方的逢场作戏。但是，慢慢地，女人感受到精神的苦闷，古罗夫也感受到了。爱情有如神启，降临在普通男女中间。艳遇最终变成爱情。古罗夫看到了爱，也看到了他自身的双面生活：“凡是构成他的生活核心的事情，统统是瞒着别人，暗地里进行的；而凡是他弄虚作假，他用以伪装自己、以遮盖真相的外衣，例如他在银行里的工作、他在俱乐部里的争论、他的所谓'卑贱的人种’、他带着他的妻子去参加纪念会等，却统统是公开的。他根据自己来判断别人，就不相信他看见的事情，老是揣测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盖下，就像在夜幕的遮盖下一样，过着他的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在公开场合里，古罗夫说谎，假模假式，毫不真诚，但公众认可；而那个私下的、有真实情感生活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但却拿不到台面上。这位生活在契诃夫时代的男人，今天的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那么，小说中的这两个人要怎么发展，这小说的走向该去往哪里？人人都替这对男女捏把汗，就像看着泰塔尼克号一般，明知道它要撞到冰山，却不知道何时在哪里撞。没有人能给他们解答，小说停止了：“似乎再过一会儿，解答就可以找到，到那时候，一种崭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不过这两个人心里很明白：离着结束还很远很远，那最复杂、最困难的道路现在才刚刚开始。”小说在谁也不知道会停的地方停了下来，契诃夫为他们按下了时间的暂停键。我们就这样望着纸上的这两个人。许多东西烟消云散了，我们不由自主地把眼光从他们的爱情故事挪开。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非道德的；什么是公开的，什么是私密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短暂的……这是人的困境，这是爱的难题。从爱情中看到人的处境和世界的荒谬，也从世界的荒谬中看到爱和情感的真挚，《带小狗的女人》使我们重新理解爱情，理解生而为人的苦楚。这小说写的是爱情，和爱情有关的一切；写的是人，与人有关的一切。它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它是日常的，也是神性的。——这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卓异。在短的篇幅里写下丰富深邃的情感，这是伟大小说家的境界；一如琴弦虽然纤细，但艺术大师却总能弹奏出意蕴悠远、动人心魄的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