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散文：《绿杨城》

　　绿杨城（上）

　　□刘大杰

　　1933年春，刘大杰先生应南通梅花剧社之邀，从上海坐船来南通。南通发达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建设，优良的学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他心中，南通更是一座风景秀美的“绿扬城”。回上海后，他写下一万多字的游记发表于当年的《现代学生》杂志，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八十多年前美丽的南通。

　　舟中

　　一来想去看看南通梅花剧社的公演，二来想去看看那地方的山水，于是在四月十一日（据1933年5月13日《南通报》报道，本文所记有误，刘大杰应是当年5月11日夜乘轮由沪赴通的。）的凉风拂面的深夜，坐上到南通去的大豫小轮了。

　　在上海住久了，对于一点自然的美，季节的恩惠，都要变得淡漠的罢。除了冬天的雪，夏天的蚊子，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了冬天与夏天以外，所谓春秋的情绪，我们是难得体会的。柏油的马路上，我们难得看到一枝墙外耀眼的红杏，也难得看到一枝萧瑟的丹枫。如果是一个田园诗人，住在这种都会里，自然的爱与自然的美是会枯绝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句子，是不会有的罢。自己每天在马路上跑来跑去，汽车的叫声，各种颜色的电光，脂粉的强烈的香味，自然而然地使你对于田园的风月，发生着怀念的幽情。因此，在百忙的生活中，也就偷闲地坐上到南通去的轮船了。

　　那正是晚上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黄浦江完全沉溺在甜熟的睡梦里。天上一点云影也没有，一轮快要圆的月，高高挂在中天，照得那一江水，格外清幽，格外静。这时候船虽还没有开，可是船上渐渐地安静下去没有先前那样骚动了。我一个人坐在三楼的一条小凳上，靠着栏杆，两眼贪望着月色。虽说还在上海，还在上海的江边，但是自己心灵中所积蓄的都会的空气，被这月色，被这江流，洗涤得干干净净了。“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空忆谢玄晖’”，当日李白所见的情景，也不过是这般月白风清的良夜罢。

　　自己在船头上靠坐了一点多钟，细细的风，吹得身上有点冷了。但是我们舍不得进去。望着清洁的天，迷濛的对岸的船影，几点江中船上的昏暗的灯，镜子一般的月光，水面上跳动着的轻纹细浪，都充满了诗意，充满了美妙的幽静的诗意。自然：自然的爱啊！你是多么的宽大！你是多么温柔地拥抱着各种各样的人类的呀！

　　夜的江风，吹得更冷了。我只好走进我的房间去，底下一个铺位，躺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子，被没有盖，衣服也没有脱，鼾声如雷地睡得很熟了。自己脱了鞋，爬到上面那个铺位去，半坐半睡地，躺在一个大的枕头上，好像脑袋里，活耀着无限的波潮似的，就是闭着眼睛，也是不能平静。于是，我就躺着抽烟，一支，一支，又一支地抽得嘴唇也干枯了。我想起了多多少少的往事，多多少少的撩人的往事。江中的月色，又从窗格里偷偷地射进来了，又是清，又是静默地照在我的脸上。

　　南通江畔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半，强烈的阳光，照在我的头上，使得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我翻了一个身，伸出头来一望，看见床下那个老头子，已经在那里检点他的行李了。

　　“怎吗，到了吗？”我慌忙地问。

　　“狼山，望见了呢？”他头也没有回地冷淡地回答了一句，正在锁他的那一口小藤箱。

　　“狼山！”我一惊地从床上跳了下来。“那不是已经到了吗？”我虽是这么问一般地说，那老头子并没有回答我。我急忙穿好了衣服，洗了脸，便跑到船头去。一看，果然是到了南通的江岸了。是的，这里虽说没有江南一般的秀媚，但它特有一种南方没有的壮丽。几个高耸的青翠欲滴的山峰，好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傲岸地站在那里，有无限的威严，无限的镇静。平望去，江干全是桑树杨柳树，杨柳是垂满了千缕万缕的青丝，桑树也满了饭碗大的绿叶了。这时候，我同房的那一个老头子，大概已经检好了行李，也出来靠着栏杆，在眺望着这江边的风景。

　　“请问，哪一个是狼山？”我向他笑了一下。

　　“就是那个有塔的！”他伸出一个指头，向船的左面指着。

　　“狼山真的呢！”我一看，在那丝树阴阴的山顶上，果然有一个高高的塔。阳光正晒在塔尖上，砖瓦的颜色，都映得清清楚楚。

　　这时候，船渐渐地驶近姚港了。远远地来了一只小船。船上的许多客人，都准备下去，叫的叫喊的喊，那种忙碌混乱的情形，使得你不得不逃避。因为我在上海动身的时候，他们已经告诉我，叫我在天生港上岸。于是，我又退到房里去，闭着门，一个人慢慢地吃着半冷的稀饭了。

　　俱乐部

　　天生港果然是一个很好的码头。下的客人也不多，我便轻松地悠闲地上了岸。接我的人也来了。于是便乘着汽车，沿着江畔的大路走去。这一条长远的大路，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是少有的罢。两岸全是几丈柳树，青青的叶子，两面交叉起来，真是天成的凉篷呢！右面是滚滚的江流，左面是一望无际的桑田。

　　“好啊！在上海住惯了的人，在这条路上走走，真舒服呢！”我这样赞叹地说了。

　　“如果早一点来，两面全是桃花，映着柳树，更有趣呢！”有一位我不知道名姓的青年说。

　　“桃花倒不稀奇。我在日本的时候，看过十里一色的桃林。这么多的杨柳，我倒是第一次见呢！你们看惯了不觉得好，我们初来，觉得别有风味哩！”汽车颠簸得厉害，我说话很费力。

　　“讲到杨柳，南通到处都是呢！我们学科学的人看着没有一点味，文学家看了又可以做诗罢。”我回头一看，看见这位说话的青年身上，挂一个长方形的医科大学的校章。

　　汽车过了几次木桥，转了几个大小的湾，在一个叫俱乐部的旅馆的门前停下了。我们下了车，像一群暴徒似的涌了进去，把那两个戴瓜皮帽的账房，几乎骇住了。

　　我们看了几间房子，他们说都不好，在我个人是无可无不可的。他们同账房说，这是一位研究文学的客人，一定要找一间临河的房子，晚上可以看看河景。我听他们那样认真地讲，又是感谢，又是惭愧。账房被他们纠缠得没有法，于是把右面七号的一间被人定好了的房子给了我。进去一看，那真是一间明亮而又清洁的好房间。一铺床，床上两条绸被很清雅。两张小沙发，一张圆桌，一个面架，几样细巧的器具，使这房子格外显得舒服。把中间那扇玻璃门一推开，外面现出一个小小的凉台，凉台外面绕着一道小河，对面是一个浅黄色的楼亭，左面是一度很高的桥。桥下正有一只小舟，一个女人在那儿轻轻地慢慢地荡。

　　“这地方真好呢！”恰好一道凉风吹在我的发热的脸上，我喜得这么叫起来了。

　　“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看看月亮，很有点趣味罢。”我认识的徐君笑嘻嘻地说。

　　“要是有月光，并不比西湖坏哩！”我说了这一句，便走到房里，去洗了一个脸。因为昨夜睡得很晚，刚才又坐了半点钟的颠簸的汽车，精神有点疲。躺在一张沙发上，抽了两支烟，喝了一杯热茶，同那几位新认识的朋友，谈了一些闲话。等到十二点钟，我们一同走到中华园菜馆的一间大厅里的时候，我的肚子，确实是有点饿了。

附：作者介绍

　　刘大杰(1904~1977)，岳阳县十步乡庙升塘人，我国著名文史学家、作家、翻译家，笔名大杰、雪容女士、绿蕉、夏绿蕉、修士、湘君、刘山等，室名春波楼。

　　刘大杰不满1岁时父亲去世，12岁母又死去，由外婆资助进私塾。14岁进岳阳城一家贫民工厂，学织毛巾、制阳伞。晚间到厂办夜校补习算术、国文等课。在厂积蓄35块银元，于1919年考取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该校虽不收学费，但伙食、书籍、衣服等费用尚需自理。他向学校请求半工半读，从二年级起，在该校食堂担任养猪工作。

　　1922年，大杰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报考数学系，结果分配在中文系。著名学者黄佩、胡小石主讲文学课程，对他产生过积极影响。尤其是主讲文学概论、小说创作的郁达夫教授，给他启迪和帮助更大。

　　1925 年冬，武昌师大中文系旧派反对郁达夫，郁愤而辞职。刘大杰同情郁达夫，一道离校来到上海。在郁的鼓励和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27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文学部，专攻欧洲文学。在校3年，经常写点短文寄回国内发表，以稿费维持生活。

　　1930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回国初任职上海大东书局编辑《现代学生》杂志，负责外国文学和翻译作品的审稿。后任复旦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

　　1935 年7月，受聘担任四川大学教授和中文系班主任。1937年夏，刘回上海探亲，时逢抗战爆发，交通断绝。住上海8年，基本上依靠妻子教书的薪资维持最低生活。他专心写作《中国文学发展史》，全书80余万字，上卷于1941年元月出版，下卷于1943年写完。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在校参加过进步学生组织的民主演讲运动，保护过一些爱国青年。

　　1949 年上海解放不久，任暨南大学校务委员。是年9月，暨南大学文、理、商相关院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组长、中文系代理主任等职。此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参加过全国高等学校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订，《辞海》《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写工作，主编过《中国文学批评史》。1965年5月20日，刘大杰在上海复旦大学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鼓励。1977年在上海因病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