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玉器使用功能具有多重性

　　红山文化玉器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目前所知，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数量达300多件，主要集中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牛河梁遗址是迄今为止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地点。

　　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代表，辽西地区史前玉器的雕琢和使用达到过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对周邻地区玉器的发展也产生过深远影响。笔者曾经对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进行过初步研究，根据随葬玉器种类和数量多寡及组合关系的变化，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玉礼制体系。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玉礼制系统具有唯一性，陶礼器的使用尚未构成礼制；玉礼器的使用功能具有多重性，红山文化玉器不仅仅是专供随葬用的礼器，同时也是墓主人生前举行宗教祭祀礼仪活动的用具；玉礼器的使用者具有特殊地位，少数高等级大墓的墓主人生前应为掌管宗教祭祀权力和社会统治权力的核心人物。

　　以使用功能为例，红山文化玉器的使用功能具有双重性。其一，墓主人生前用具。主要依据是几乎所有红山文化玉器上都见钻孔，供佩戴所用，直接佩戴在墓主人身上或者间接穿绳佩戴或坠挂；且红山文化玉器绝大多数钻孔上有清晰的磨损使用痕迹，比如斜口筒形器器口多见破损，这些破损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证据。

　　其二，墓主人死后随葬。有正式发掘出土地点的玉器几乎全部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为墓主人的随葬品，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等级、社会地位、身份的功能。这种功能不以随葬玉器的数量为绝对标准，玉器的器类与组合关系也至关重要，许多重要器形在墓葬中仅随葬1件，比如牛河梁遗址16地点4号墓出土的玉人和玉凤，均具有独特标志性功能和独特的专属意义。

　　玉器按造型可分为装饰类、工具或武器类、动物类、人物类、特殊类、其他类玉器。结合相关考古学与民族学资料，根据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特点、出土位置等不同，可将其使用功能分为装饰功能、动物崇拜功能、祭祀礼仪活动使用功能三类。

　　装饰功能：主要为装饰类玉器，这类玉器在出土时一般佩戴在墓主人的手腕、耳部或坠挂在衣物上，如镯、绿松石坠、玉珠等。这类玉器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造型简单、通体光素，器物表面抛光精细，没有纹饰。辽西地区使用玉器作为装饰品的习俗可以追溯至兴隆洼文化时期，墓葬中出土有佩戴在耳部的玦饰、挂坠在胸前的匕形器等。红山文化继承了兴隆洼文化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传统，雕琢工艺技术有了飞跃性提高，用玉制度发生显著变化。兴隆洼文化玉器应为红山文化玉器最直接的源头。

　　动物崇拜功能：在原始人的思维中，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自己的神秘属性，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灵魂（参见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当他们发现很多动物具备人类所没有的能力时，如鸟会飞，鱼会游水，这种神秘属性显得尤为特别。原始人类希望借助这些神秘力量来免除灾难，获得更丰足的食物，所以产生了动物崇拜。动物崇拜有三种形式：对动物的直接崇拜、把它们作为神显现于其中的物神而间接崇拜、作为图腾或者该部落祖先的化身来崇拜。如古代埃及曾是一个崇拜猫、胡狼、鹰的国家（参见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红山文化动物类造型玉器主要有龙、龟、鸟、鱼、蚕等。由此推测，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制作的动因可能与动物崇拜有关。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巫师通天地的工作，是受到动物的帮助的，所以作为贯通天地的法器上面刻有动物的形象必不是偶然的。”红山文化动物类造型玉器在中国史前同期的考古材料中居于领先地位，数量较多，种类丰富，采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雕琢而成，造型生动、神态逼真、栩栩如生，抑或神态威仪，充满神秘感。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应具有帮助巫师通天地的功能。

　　祭祀礼仪活动使用功能：红山文化已经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祭祀类遗址，有喀左东山嘴圆形和方形祭坛、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三环圆坛、长方形祭坛等。在牛河梁遗址周围近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多分布有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居住址非常少见。这表明，牛河梁遗址是远离生活区而专门营建的，从而形成一处规模宏大的埋葬和祭祀场所，并非一个氏族或部落所能拥有，应是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大型祭祀中心。这些现象表明，祭祀活动在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一批具有独特祭祀功能的玉器应运而生。

　　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特殊类玉器造型奇特、寓意深刻、工艺精湛，具有原创性，以斜口筒形玉器和勾云形玉器为代表，是为满足祭祀礼仪活动的需求雕琢而成，应为墓主人生前使用的法器，成为贯通天地及沟通祖灵和神灵的媒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