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晓巫/天堂里可有人来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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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平凡的父亲
晓巫
壹
这个秋天，似乎来得格外的早，雨下的也格外多。在市中医院的病房里，一直挂着点滴的父亲，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到17号下午天快黑，我急匆匆赶到医院时，医生说“掐人中都没反应了”。我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为满足他老人家的最后愿望，我们弟兄电话商量，决定把他从医院拉回老家——距医院15公里的一个村庄。
记得中秋前的一个晚上，我和父亲在病房瞎聊，聊着聊着，他突然就对我说：晓巫，你招呼着，看着不中，也别乱扔钱，叫我安生从家里走。迟了又犹豫着：西屋怕是不行，门框太小，到时候往外抬（指棺材）都不方便，还得把门框锯了，再说老在西屋，与你们面子上也不好看，村里有人会说闲话的，干脆就放到东屋，你看中不中？东屋是二弟家的屋，是紧贴父亲的西院儿盖的，屋门宽敞，屋子前脸临着街，平坦开阔，来往很是方便。
我半天不说话，黑暗中转过身，装作到床底翻东西，趁弯腰的空，迅速把泪抹了，也抹掉了一不小心，就会从喉管里发出的巨大呜咽，然后用变了调的，又假装是轻松的声音对父亲说，老屋是家，不过有儿子的地方就有家，有家的地方，您咋着都不会孤独呀。这句不着边际的话，显然把父亲绕晕了。他停了停，似乎理解又似乎不理解，似乎意识到话题的敏感已经碰触儿子的痛处，就叹了口气说：人早晚都得死，有啥好难受的，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有啥不满足？到时候不要总是哭，你有脑梗，得当心自己的身体才是，再说，好多事得靠你拿主意，你老这样难受怎么行呢？
父亲本意是解释，殊不知却让我心里像下阵雨，雨过之时，满心都是湿叽叽的。那些话，包括临到最后还替我们打算着想，生怕我们有啥闪失，以及探讨的每个问题，对活着的人来说，都太过沉重和残忍。尽管生死问题是迟早问题。
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医院里也没有多余的救护车供我们挪用。无奈之下，只有自己想方设法。二弟建议，把平时拉东西的面包车座给拆了，收拾收拾，说容纳一个人没有问题，我想了想，也只能这样。于是就联系医生并签字后，解除了心电监护仪，把呼吸机换成绿色简易吸氧袋，然后把半昏半睡的父亲，轻轻移出病房，经过走廊，电梯，最终下到医院病房楼下的空地上。
此时，面包车早已备好等待。由于车子容量有限，只能装下我和妹妹，外加给父亲预备的寿衣裤等。妹妹守在父亲头部一侧，不时呼叫提醒父亲：爹，车上坡了，该拐弯了。爹，车下坡呢。爹，咱车进入乡道了。我则躬身父亲脚部一侧，用身体挡住拆掉的车座，防止东西晃倒砸住父亲。二弟一边开车，一边提示父亲，要过铁路了，您不用害怕，过了铁路就快到家了。而父亲就像睡着了一样，全无一点回应。
面包车在屋前停住。二弟一边熄火，一边打开车门，帮忙照顾父亲。我则冲进屋里，去收拾地上的杂七杂八，用以安放父亲身体。这时候，妹妹带着哭腔冲我喊道：哥哥你过来呀，咱爹快不中了。我一听，急忙回到车上，和弟、妹一起，含着热泪把父亲连抬带抱弄进堂屋。
我伏在父亲身边，轻声喊着：爹——爹……父亲眼睛微闭，一声不吭。我用手探父亲口鼻，已是气息全无。我忍不住大哭，爹，到家了，你睁眼看看，你不是说要回家吗？已经到家了，已经到咱家了呀！
三弟和三弟媳、二弟媳、妹夫、侄女等，这时也乘后一辆车赶到，见此情景，大家都泣不成声，哭作一团。
贰
父亲是在一次检查中发现癌的。在此之前，他的身体一直很好，七十多的人了，腰不弯，气不喘，声若洪钟，走路裹风。每次上我家里，四层楼梯“蹬蹬蹬”一口气上完，很多邻居都佩服的不得了。去年，他买个大马力的三轮电动车，车帮车梁，粗壮敦实，他说拉地里的豆子包谷，轻松实用，平时还能给我们送菜等一大堆理由。我当时笑他，爹以为自己年轻着呢，他则认真的说，咋啦，嫌我老了？扛桩子（装粮食的布袋子）你不一定扛过我，又解释说，其实你以前很能干的，只是老坐办公室，力都歇回了。
那是2018年3月的一天，妹妹打电话说父亲最近老是咳嗽，吃过几副治咳嗽药，也不见好转，说抽空检查一下。我满口应承。但由于那段时间老修路，往返加等车时间，往往得小半天。这正好为我的懒惰找到借口。父亲却怕我着急，给我来电话说，没事，可能是那天下雨，晾着了。我听了也没在意。我想父亲身体一向很好，能有什么事呢？
大约过了十几天，路修通了。我带上父亲，二弟、三弟和妹妹，前呼后拥的去检查。父亲一脸不屑地说，我又不是明天去死，造这么大阵势干啥？我不服气说，看你说的多不好听，轻易不检查，大家不都是关心你么。父亲不再言语。父亲说话一贯如此，诙谐，幽默，又带点嘲讽的口气。他对生死的看法是随其自然。我们对此也习惯了。
缴过费，医生开单。开完单我们拿着去排队。等到检查的时候，不知怎的，我的心里“咚咚咚”跳得厉害。毕竟是肺部，而父亲又是个资深烟民，最近突然把吸了五十年的烟说断就断了，这令我们非常惊讶。他说不想吸，嘴苦。而我似乎意识到什么，心里忐忑不安。做完检查，医生说还要等上一会。
趁着这空，我和父亲聊起“筐”（胡乱瞎侃）来。约半小时，医生喊起父亲名字。医生没说话，只把片子和报告装上，就喊下一个了。我们拿上片子，过去叫医生看。医生若无其事的看了一眼，说，一般炎症，不要紧，我先开些中药，吃吃不行了再说。说罢，牛黄、鱼腥草、半枝莲、蟾蜍、仙鹤、蛇舌草啥的就写起来。写毕，命我跟去取中药。
在中药室，医生立刻严肃起来。他说肺上“有点事”，继而问你父亲是否长期吸烟，当我肯定回答“是”的时候，他说初步诊断像个瘤子。当然，医生话锋一转。要确诊还需进一步检查，例如活检等。我大惊失色，“瘤子”字眼令我一整天都恍恍惚惚，见了父亲却装的跟没事人似的。
遵医生嘱咐：确诊以前，先不要对他提什么病，问了就说一般炎症。暗地里，我开始对父亲“肺部阴影”展开“缜密调查”。为不引起他的怀疑，我说还需做几项检查，以确定病因，以利对症治疗。父亲信以为真，因此表现的非常配合。什么乙肝表面抗原定量、丙肝病毒抗体定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定量、心电图、电子支气管镜检、组织病理学检查、彩超检查、胸水病理活检等大大小小十几项。
对于这些冰冷的闻所未闻的名词和仪器，包括医生嘴里稀奇古怪的专业术语，父亲自然是不懂的，他能做的，就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像砧板的鱼，任其摆布。
而对我来说，每一项检查，都像一次决定命运的重大考试，这些考试，让我内心七上八下，寝食不安。
也许是受职业影响，我对每一项结果的正确性都是持质疑态度。我总是拿偶尔听说的某个病人，因为误诊为某某癌症，最后被吓死，或某个病人，因为误诊不是某某癌症，最后竟莫名其妙痊愈的故事来安慰自己。我把片子、报告，还有检材等寄往上海，幻想能够检出不一样的结果来。然事与愿违。我又委托亲属，带上礼物，前往郑州等一些大医院找专家教授，但专家教授不是一筹莫展，就是纷纷摇头。并且还从临床实践和学者身份给出建议：不主张手术治疗。这等于在确诊的路上又加一码。严酷的现实，让我不得不考虑下步的措施和方案。
我首先找到我熟悉的昌医生。昌医生原姓陈，是中医院有名的心内科医生。平时话语不多，性格内向，技术上肯钻研，属于业务型那种。前期父亲疾病诊断包括治疗，他是主要力量。
昌医生推荐耿医生。耿医生是昌医生同学。河北人，操一口地道的河北腔。耿医生性情温和，态度诚恳。更重要的，是我听说，对于肺部疾病，他有“妙手回春”的“绝活”。我想，“癌”是国际难题，不讲回春，能延长生命，保证起码的质量就属万幸。但就内心而言，还是盼望有“奇迹出现”。
耿医生接诊父亲以后，就开始对各种检查、报告等进行核实、分析。设身处地，对父亲“望闻问切”，确认是“小细胞腺癌”。
确诊后，作为父亲的主治医生，耿医生利用出差武汉的机会，带上各种片子、各路诊断报告等，前往武汉市同济医院，由各路专家在会上研判分析，切磋意见，沟通制定医疗方案等措施。
同时，我得考虑是否把真实病情告诉父亲，以及怎样告诉合适，从而避免他胡乱猜测。他曾经说过：无论啥病，你们不叫我知道是不对的，我一辈子明明白白，有病当然也不能稀里糊涂。为此，我模拟了各种委婉措辞，其中一个说法是：这是一种瘤子，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只要方法得当，配合好医生，消除掉就没事了。但想想，又感觉不妥。
想来想去，觉得让昌医生说比较合适。
次日上午，昌医生来了，我如此这般一说。昌医生心领神会，进去给父亲说了。我不知道昌医生是怎么说的。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父亲都表现出极大的配合和勇敢，没有一点沮丧和颓废的神情。我想这昌医生，究竟还是专业人士，不一般的。
而此时，父亲已经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
他有时刚睡着，就被突袭而来的“气短”惊得立马翻身坐起，大口大口的“喝”上氧气才能再次睡下。睡着睡着，又惊醒了，触电似的弹起来。如此反复。
为解决肺部吸氧问题，医生在他的背部开个小洞，在洞口插入一节筷子般粗细的管子，管子一头又连起塑料袋子，这样可使胸腔内的积水流出，从而使父亲“舒服”一点。只是这样，有许多不便。但生命要紧，一向重视仪表的父亲，此时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毕竟没有健康，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样的“舒服”日子持续了将近半年。
半年中，父亲吃喝拉撒基本正常。就连说话，也仍保持先前幽默和诙谐。他说，“再等等，我得晚点死，现在天太热，要死了，那孝帽还不把你们都捂坏？”说完自己嘿嘿嘿笑。
父亲的娱乐生活也很丰富。还有我有次回家，老远就看到父亲：上身穿军用短袖，下身着警察单裤，耳朵上边架着老花镜，身体一侧挂着导管，在聚精会神地打麻将。见我回来，笑嘻嘻地对旁边人说，算了算了，不打了。老五叔说，那不行，赢了就想起场，咱可没这规矩。而身旁早有人按耐不住，瞅着父亲的座位猴子一般就抢了先。却还打抱不平似的：让战胜爷歇一会嘛。
我目测父亲气色不错，观他言行举止，也接近往常。就问他自己感觉如何？他说，吃饭嘛，也中，饭后能走一二里地，且腿上脚上也都有劲，睡觉也差不多。我又问：呼气咋样？他说，呼气呀，差不多，有时候多少有点胸闷，气喘不上来，不过过会就好了。我安慰他说，中，这就很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区如抽丝，要是立竿见影，那就不叫病了。就这样控制着，不发展，没有退步就是进步不是？再说，现在的医疗技术不比从前，听说科学家都在研究“古人复活技术”，您想想，古代的人能复活过来，可真是不得了啊。父亲听了，神情愉悦，说，现在的人，就是能。
耿医生曾经说过，就癌症而言，只要做到选对方案和病人保持良好情绪，就能有效延长病人的生命体征。
这起码说明，医生的方案是正确的。
时光荏苒。到今天止，父亲已同癌症“和解”超过510天。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够静止不动。我不求人生显赫出名，大富大贵，但求父亲活着就好。
一天，我路过游园看到紫薇，就随手折了一支，准备把它带回家里吸附粉尘。不知怎么，我突然就编出一句“七月紫薇，幽幽花蕊，漫漫长夜，谁人相陪”的十六字诀，我这是想起父亲的孤独了？不错，我是想到了父亲的老屋，那阴暗潮湿的地面，空空的大床，老掉牙的电视机和贼眉鼠眼到处乱窜的耗子……徜徉在七月的天空下，我想人生能有多少“此情可待成追忆”的琐碎呢？
突然地，我心中掠过一阵悲哀。我给父亲打电话，问他现在在干嘛。父亲“嗯哦”应付着，我听出话里的不对劲，就问他怎么了？他叹了口气，说，又不得了。我不由的神情黯然起来。我马上驱车，趁中午有空，赶到父亲身边。
经询问，得知父亲“犯病”已经一天。他本不想麻烦我的。我顾不上埋怨父亲。一边联系主治医生，一边帮父亲收拾行当，准备到医院住院。
鉴于前几次的经验，我们都没有陪床。父亲说，你们不用陪着我，都走吧，该上班上班，该干活干活，我这一时半会也死不了，不用担心。说完还自嘲地干笑。我们都晓得父亲脾气，也就没有过多强求。只是我吩咐二弟，把简易床送到这里来，以备不时之需。
起初，父亲输完水后，自己尚能到走廊、楼上花园等处走走看看。有时我妹陪着，有时不陪。偶尔也出门到昌建广场，听那里的人唱戏，听戏的时候，他自己会把握时间，因为下午4点半，还得往腿上足三里处打小针。不过，去昌建广场实在是少之又少，因为去一次，不亚于一次万里长征，坐下半天歇不回来。虽然那里距医院不过一百多米。父亲说大家都忙，能不过来就不要过来，他自己能行。
但几天后的一个凌晨，睡兴正浓的我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父亲在电话中说“快点，晓巫，快点”，我应了一声“就到了”，翻身下床，往医院赶。
夜色微醺。我骑着单车在路上飞奔。夜风很凉，嗖嗖地从耳边掠过。医院距我家不远，几分钟后，我疾步上楼。
然而，父亲像开玩笑似的又平安无事了。父亲说，那一会说过不来，就过不来了（意思是差点背过气），喘不上气，也动弹不了，看样子，今晚你们得守这一个人了。万一一口气上不来，这医院里没人，叫人笑话不是？我忙说，早该这样了，放心，今晚我住这。
第三天晚上。又轮我陪床。父亲说，晓巫，我在屋里一直喘、咳嗽，你也帮不上忙，你到外边睡吧，有事我叫你，一直这样，你睡不好，我也睡不好，再说明天你还得上班。几番争执，我最终拗不过父亲，我抱上被子，到外边去了。
但哪里能睡着呢？看着父亲如此难过，我心如刀割。我不断听到父亲大口喘气的声音、咳嗽的声音，撕餐巾纸的声音，喝水的声音、开灯找东西的声音、之后又是咳嗽，并连接起吐痰的声音……循环往复，几乎一夜如此。好在病房只他一人。
约五点钟，天色微明。我悄悄起床，到洗手间洗脸，又轻轻进屋。谁知父亲就在床上半躺半坐。父亲问：昨晚睡好没有？我说，挺好。又装着确实睡着的样子反过来问他：您昨晚咋样？他说，也睡着了。其实各自都明白，爷俩都在说谎。有什么法呢？唯有说谎，也只能说谎，似乎才能安抚父亲焦躁的情绪。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很短，有些谎言不必拆穿，我觉得非常适合此时的心境。
因为我要上班，等不到医生来查房了。就找耿医生单独问话，内容无非是关于父亲。耿医生先是沉默，继而叹息说，病人拖的越长，受罪越大，比如后期会咳血，大量涌入胸腔积水，腹胀，腹大，完全吃不下饭……我惊慌无比，不敢猜测耿医生话的意思，但事实就是事实，事实令人无奈。耿医生继续说：下一步，除了我说的呼吸相当困难的症状，估计还有全身发痒的情况，病人不停的挠，都挠烂了还是得挠，不挠就会发痒，靠人自身的意志，相当难控制。
我似乎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我怔怔然表态说到，耿医生，我和我父亲沟通过了，你就放开胆子治疗吧，不管到哪种地步，我们相信医生努力都是百分之百的，我们家属只有感谢，没有怨言。
耿医生面露难色。
又一个夜晚来临了。对于这样的夜晚，我视若噩梦，父亲视若过关，有好几次，他都认真的对我说，晓巫，你要真的孝顺，就托托关系，让医生给我来一针安乐死吧！
每当此时，我都哑口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只有父亲，才知道究竟有多难受，我的那些溢美之词，此时说来多么乏味，多么矫情和空洞。他也曾亲口对耿医生说，耿医生，你给我打一针安乐死的药吧，我真的不想再活受罪了。耿医生说，爷们，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有病肯定受罪，有病哪有享福的？再说，医生只有救死扶伤的权力，也没有决定生死权力呀！父亲这时就很无奈很无奈的痛苦的闭上眼，不再多说一句话。
夜里2点40分，父亲实在顶不住了，捂住肚子在床上翻滚，稍后又拼力坐起，对着空空的病房大声咒骂，额头上的汗珠子不停地外浸，滚落。我唤医生。医生急步前来，听诊，观色，打了一针不知道什么药。至3点半，疼痛缓解。
父亲也许感到时间不多了，他开始一本正经的，告诉我什么东西在哪放；和庄上谁家有礼；有哪些事放心不；最后说到我——作为家中长子，一定要团结和带领好兄弟姊妹，不能让人家看笑话等。
父亲是在病房和我说完这些话的。当时夜深人静。我们爷俩轻轻聊着。一种说不出的莫名的压迫感不时向我包围过来。我左冲右突，无法逃脱。我不时背过脸去，装作眼睛被风迷住，用手悄悄抹去泪水。可是泪像涌泉，越抹越多，我只好假意晚上吃坏肚子，一路奔着进卫生间。我用凉水冲脸，张大嘴巴，努力不使自己哭出来。
当时，正值国庆70周年安保，单位上各种的忙，纪律要求严格。一方面，由于工作原因，我在医院陪护较少。另一方面，也是不愿张嘴麻烦领导。再说，没规矩不成方圆。偌大个单位，谁家还能没个事？单位的L同事，J同事，Z同事，据我所知家里不都一摊事？说实话，让我请假搞特殊，脸皮真没到那份上。
就这样我一边假装轻松的正常上班，应付各种活动，一边下班就火烧火燎的往医院赶，协调大小事务，陪父亲说话，吃筒子鸡，牛肉，珍惜和父亲在一起零零碎碎的时光。
记得有一回，我正坐床上陪父亲吃肉，突然接到微信“所有人20分钟内到单位集合，不得延误”的通知时，父亲好像很理解似的说，“快走吧，半军事化单位还是不一样，不要耽误了，路上小心点”。我当时既歉疚又感动。
上午八点，医生带着一群男女白大褂过来查房。父亲见了，吃力着从床上爬起，露出因长期吸烟而熏就的黄牙，讨巧的对一群白大褂招呼：
“来啦。”
值班医生笑脸相迎。
“今天哪儿不舒服？”
父亲想了半天，苦笑着对医生说：“哪都不舒服。”并向医生说明昨晚腹疼的事。
“耿医生都给我说过了。放心，没事。”
值班医生取出听诊器，像工兵排雷一样，在父亲胸部来回探寻。约几分钟，他放下听诊器，半深沉半轻松半是对父亲半是对自己，讲了一通一般人不易理解的医学术语和病理后，看着父亲眼睛说到，没事，我再给你开些药，吃吃就会好些。我知道，他那些话，既是让实习医生听的，也是让父亲听的。
我跟随医生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单人间。我关上房门，想听医生说说心里话。医生表情凝重：从昨天片子就看得出，癌细胞已经侵犯到大脑，脏器也不行了，衰竭了。我理解医生善意的谎言。我忍不住无声哭泣。尽管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我擦干眼泪回到病房，装出欢喜的样子：“医生说了，有很多指标都向好发展，只要好好配合，用不多久就可以出院啦。”
父亲看了看挂着的血袋和营养液，面无表情。
其实父亲啥都清楚。他不止一次在病床上，看着乳白色的营养液，少气无力地重复那句话：回家吧，你看都这样了，还会中吗，恁你们的心意都尽到了，就行了。而每每此时，我都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话为父亲打气。实在不行，我就说，你看，医生都没说让我们走，说明不是没有办法的。父亲辩不过我，只好卷缩床上不再言语。
我知道，父亲不说破，是怕我们最终的努力会在捅破真相的那一瞬间走向崩溃。他甚至还说到花钱，说花这么多钱，你们都各自一家，以后咋过呢，不要再扔无谓的钱了，我已经很知足了，你们这么孝顺，不怕我吃，不怕我喝，也不怕我花，我已经很享福了。
我无言以对。
9月17日凌晨，父亲病情急转直下。
他眼睛闭着，不停叨叨那句话：回家吧，回家吧，都这样了，回家吧。
姑姑说：你回去，要是疼起来咋办？
父亲孩子似的用含糊不清的语气话赶话说：疼了再来。
接着又喊“凤兰，你得吃药啊，你不吃药病咋好？”
凤兰是我的亲生母亲，离开我们已40多年，父亲此时提到母亲，我隐约感到，父亲的大限即将来临。想着操劳一生的父亲生死难料，一瞬间，两条泪珠无声滚落。
上午10点。我的手机响了，是妹妹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哭：哥，你回来呀，医生让你快点回来。我的心里“轰隆”一下，感到脚下悬空，拿电话的手，不住的发抖。我预感事情不妙，哆嗦着放下单位的材料，起身就往医院赶。三公里的路程。我乘公交，骑单车，紧走慢跑，平时的出行方式几乎全用。因为路上堵车，我不敢耽误分秒必争的宝贵时间。
病床周围站满了人。医生、护士、姑姑、弟弟、弟媳和妹妹等全在这。父亲用手指着床头，嘴里又开始喊着胡话“一凡，一凡，一凡，你这孩儿，喊你咋不说话哩”。一凡是二弟媳妇生的第二个孩子，是父亲的亲孙子。父亲从小带他，和他朝夕相处，直到今年去外地上学。一凡今年15岁，几天前才刚刚回来看过爷爷，现在估计正在教室读书呢。
父亲喊会“一凡”，又转向呼唤我的名字。我答应着，一边说“爹，我在这呢”，一边握住父亲的手。父亲仍旧呼唤着。他眼睛微闭，自顾自的呼叫。我的泪大颗大颗的无声向下滚落。喊了一会，父亲可能累了，便半躺在床上，像睡着了一样。我看到他裸露的腹部全部都是出血点，都是脏器出血的走印和痕迹，像傍晚的星星，多得数不清。我推测他的胸腔也一定满是鲜血。父亲啊，你经受了怎样非人的折磨呢？父亲啊，你说过想安乐死，可是，可是……我们谁也没权力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啊。
耿医生找我谈话。
他对父亲病情做最后总结，宣布回天无术。
我痛心疾首。世界上最难受的事情，莫过于人的精神和肉体还在活动，却被医生宣布死刑。
想起一个月前，我和弟弟疯狂的拨打XX热线。打XX热线的目的是为了一种叫安罗替尼的靶向药。据说这是一种新抗癌药，国家已经纳入药品报销目录。但不知为何，各大医院却都被告知没有货，而且也不报销。
我上网查资料。发现外地市有些已有报销政策，而我市尚处在观望之中。刹那间，我尘封心底的无数个心烦意乱即刻“死灰复燃”，继而转化为“熊熊火焰”。我怒不可竭，似乎找到了发泄点，发狠说给不出不报的原因誓不罢休，而且这个原因必得是合理合情。我并不是想占公家便宜，更不会无理要求只对我父亲一人报销药品。我只是想要一个合情合理哪怕不合法的说法都可以。我完全可以找关系，托路子。但是我不想找。我只想用这种办法告诉父亲，你的儿子有的是办法让你尽快吃上救命的药，而且吃的光明正大。
我于是更抓紧对XX热线的“围剿”。终于，XX热线招架不住，答应在某个时间段，一定给我答复。没两天，医院的一个主任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某某村的，是不是叫啥啥，又问了年龄，反映的事情等，最后，他说你不要打XX热线了，医院给你想办法解决，等政策报销。后来我才知道，报销与否也就是再等三四十天的事情。然而，一个城市，多少个肺癌群体，因为这一个月，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又有多少肺癌患者，不得不撒手人寰。
但冷静一想，国家不是也在紧锣密鼓行动吗？只不过，期间有好多事情要沟通协调，要临床实践，而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一个政策就能包罗万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委屈，我抱怨，一定有我偏激执着的地方。
父亲终于吃上救命药。吃药那天，我对父亲炫耀，这可是天价药啊，原来一粒都一千多元，现在便宜，只五六百，而且还大部分都报销。你看，国家无时不刻在想着人民哩。父亲那个笑啊，别提多开心了。他天真的以为，有了这个神药，就等于降服了癌魔。他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甚至颐养天年。
哪料想，才一个月的光景，父亲咋就不行了呢？说好的神药呢？
叁
父亲这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好事没遇着几件，倒霉事倒碰上不少，我算是啥命”。他姐弟两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上过几年初小，能识文断字。父亲七岁时候，死了我奶。而立之年，又死了我妈。我妈死时，我刚刚记事。印象中，本家大爷和街坊邻居，用门板做担架隔几天就抬着我妈看病的场景历历在目：
——院子里，一个中等身材，微胖且匀称的女人在众乡亲的帮助下，上到用门板做成的简易担架上，平身躺下，被单覆盖她微颤的身躯。她椭圆形的脸上，两只不安的眼神四处打探。有婆娘问她：找晓巫吧？她沉默着点点头。于是我被唤到女人身边。我怯怯地喊：妈妈。那时我六岁。
——人声杂嘈，进进出出，大人们坐木凳上小声商量，白炽灯泡昼夜通明。
——我坐在架子车上，守护着哼叫不止，身体裹着被子的妈妈在泥泞里挣扎前行。驾辕的是我父亲，拉梢（辅助拉车）的是我爷爷，后边跟着我本家大爷。上小铁路，坡陡路滑，咋上都上不去，父亲叫我下来，说，添个蛤蟆四两力，来，你和你大爷，一人搬一个车轱辘，往上使劲搬，一、二、三……果然，一下就通过了小铁路。我重新坐回车上，一家人匆匆赶往公社医院。我爷对我说，之所以让我跟着，是怕我妈万一会走了，我不在跟前。
母亲受疾病折磨的场景我永世难忘。
——父亲去了平顶山拉煤。半夜里，我妈说，爹，爹，你看，有人找你哩，河上（漯河）来的人找你哩！我听见我爷在那头说，凤兰，不要闹了，快些睡吧，你看才给你翻过身。我妈那样说，是想诓我爷起来帮她翻身子。我躲在被窝，看我妈难受的样子悄悄流泪。听我爷说，我妈在病床上不会动，得帮助她换姿势，有时一晚上达十几次。
我们家遭遇洪水的场景我永世难忘。
——又是半夜，父亲去平顶山还没回来。有人喊着：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我爷“噌”地一下子坐起来，顾不上许多，用手拉过我妹我弟，背起我妈就往二毛大爷家跑，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在后边紧紧跟着。二毛大爷家离娘娘庙近，地势奇高，洪水没能进她院里。再回去时，我爷说，我们家院里屋里的水没过膝盖子。
——就在我爷检查完屋里，正要走开的间隙，屋内的红薯窖“轰隆”一声坍塌了。我爷躲闪不及，深陷进去。洪水随即漫过腰身。千钧一发时刻，我长松大爷路过，顺手把一边的梯子递给我爷。我爷于是得救。巧合的是，我爷刚爬出地表面，疾步移到屋外，房子的夹山就倒了，结结实实拍住了坍塌的红薯窖口。原来，长松大爷听见巨响，循着响声就奔过来，没想到屋里竟然有人。
父亲帮母亲喂饭的场景我永世难忘。
——父亲干活回来，来不及擦汗，赶紧洗手，洗罢手扶起我妈，“凤兰，吃饭啦”。此时我爷饭已盛好。父亲一口一吸溜喂着我妈。喂过饭，我爷外出跟人借钱，父亲则陪我妈一边说话，一边织渔网。
父亲帮母亲抠屎的场景我永世难忘。
——我妈卧病在床，大便干结，解不下来。那时候没有开塞露，他就用手抠，一块一块，像羊粪一样，硬是被父亲一点一点抠出来。还一边抠，一边逗我妈笑，看不出一点嫌臭、厌烦的表情。
父亲和母亲生气的样子我永世难忘。
——母亲可能是认为她拖累了这个家。她想自杀。不知怎么事先搞到一盒火柴，尔后把药头取下，盛在手心要喝下去。她让我帮她递过温水，我少不更事，就倒了茶瓶的水递过去。她以为这样可以解脱。但恰巧被父亲回来发现，大吼着母亲，吼完又躲一边嚎哭。
这一年，正是河南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洪水来时，正值夏天，村里村外，一片汪洋。
到处可听“扑通”“轰隆”的房倒屋塌声，梁木“枯杈枯杈”的断裂声，哭喊声，墙体“呼通呼通”的坍倒声，洪水四处漫淌声，狗叫声，驴叫声，刺耳的锅铲声，钢精锅落地的“当啷”声……
到处可见房梁、圆木、动物尸体、西瓜、甜瓜、旧衣物、椽子、旧家具、人尸体、筷子、鞋子、废纸片、塑料瓶等飘来飘去，随水浪起伏……
听说公社已经派出工作队，划船到各村检查灾情。还听说，工作队员人没进村，就哭着返回报告去了。报告内容不得而知，大概是我们村子已被洪水抹掉了。据说，他们转了一圈，并没发现一个人。于是他们以为，从此再没阎魏村了。他们并不知道，村里还有个娘娘庙，娘娘庙那儿地势最高。洪水来时，人们不约而同就往那跑。娘娘庙成了拯救全村男女老少的“诺亚方舟”。
只是后来，随着各家各户生活的展开，娘娘庙那已经盛不下太多的人。无奈之下，大伙自发约定：除了老弱病残孕和妇女儿童，其他各自想法谋生。
这就基本解决了吃住问题。
我父亲和我爷商量。在自己院儿里，用大门板做筏，筏子一头用绳子固定。再用薄膜，呈拱形把筏子撑起，固定在我家一棵老榆树上。这样水涨筏涨，水落筏落，可以满足基本活命。主意拿定，说干就干，俩人不出半天就做成功。尔后又把竹床抬来放在上边，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乌篷船”。在“乌篷船”上，我父亲和我爷爷，度过了最难过、最提心吊胆的一个月，直到洪水退下去。
洪水走后，我们村的正当街，出现一条“马里亚纳大海沟”，可见水流怎样迅猛。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次河南大洪水，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溃坝，60亿立方洪水肆意横流，1015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亡，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牲畜30万头。据一位参加过救灾的军人回忆，在漯河至信阳的公路两旁，沿途所有的大树树枝，都被黑压压的苍蝇压弯了。洪水退去的地方，到处可见人畜的尸体，尸体在烈日下腐烂。这次大洪水，是近百年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自然灾害，后被一些历史研究者称为“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
洪水退却以后，百废待兴。歪倒的房子，坍塌的院墙，发霉的粮食等，全靠父亲一个主要劳力。父亲当爹当娘，吃苦受累。他学会了村里女人才会的缝补浆洗、擀面烙馍。村民闫亚轩说，战胜哥除了生孩子不会，其它啥都中。
然而，父亲的苦心孤诣，并没能留住我的母亲。六个月后，母亲便撒手人寰。当时正值“草长莺飞四月天”，本是兴高采烈的花开时节。
我忘不了母亲去世的场景：
那天正在课堂背“a、o、e、i、u”，老师过来，她对我说“晓巫，你爹喊你呢，出去吧”。我出来后，被我爹一把揽住脖子，哭了起来。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妈死了，而且是刚发生的事。我跟着父亲回到家，一眼看见院子里，两个大人在扯着膀子拉大锯。旁边的土堆上，一根粗大的房梁已经被锯成几个厚板材。他们对我说，这是给你妈做土料（棺材）。进到屋去，看到我妈直挺挺躺在堂屋地面上，地面铺了席子和棉被，脸被烧纸蒙着，两只腿绑着麻绳，胸口上还压着炉火盘。见我过来，我婶子小心翼翼，把我妈脸上的烧纸挪开，让我看了一眼，又赶快蒙上。我看我妈和平时睡着一样。可人们都说她死了。我从未见过这场面，也感觉到和往日不同。我婶子说，记住你妈的样子了吧？可怜的孩子啊，以后你再也见不到……话未说完兀自凝噎。婶子的话，一下刺激到我，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二毛大爷对我说，不要把泪滴到你妈脸上，你妈睡着了……说话间也是哽咽不止。
亲戚们正陆续前来，最先到的是我姥姥。姥姥不会骑车，听说是步行十几里地到我们村的。据说姥姥到达我家大门口时，听见屋里人乱喊：
“凤兰……”
“凤兰，别忙走”
“凤兰你看你妈来了”
“凤兰，快睁开眼看看你妈”
“凤兰、凤兰、凤兰……”
随后是我爹的哀嚎声。姥姥预感事情不妙，疯一样冲进堂屋，但我的母亲已香消玉殒。母亲至死，也没和姥姥说上句话，哪怕看她一眼。
上棺时，父亲完全崩溃了。他扒开众人，嚎哭着不让母亲入棺。我二毛大爷见状，大声呵斥道：战胜，你能哭活凤兰，你就哭吧，事情还办不办了！几个乡亲趁势赶紧把父亲拉下，上棺才得以继续进行。
要出殡了，我大舅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我妹，在正当街仰天大哭：姐姐呀，你说走就走啊，你咋谁都不要了啊……
我们几个小人儿，一字排开，口里喊着：妈——上棺呢，妈——上棺呢，妈——上棺呢……
失去妻子的父亲。从此性情大变。他常常一个人，去我妈坟上诉说，说着说着，就大声哭嚎，哭得死去活来。记得有好几回，都是村上乡亲，把他从我妈的坟上给拽回来。
街坊们劝他。你能哭活她？你要能哭活她，你天天哭，谁也不管你了。你不想想，一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以后咋过哩。你可不能再这样了。你再这样，叫东叔（我爷叫闫安东）咋想？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战胜哥往前看吧，把几个小孩儿养活好，让他们都成人，你的功劳就是天大，你知不知道？这也是你的责任。经过这次之后，父亲终于不再沉沦。
重新“复活”的父亲，出大力，流大汗，从来不叫一声苦。出力流汗的目的，主要是“挣工分”。在集体经济年代，“挣工分”类似于现在的绩效考评。通常干的越多，挣的工分也就越多，相对分得的粮食、蔬菜、大豆、高粱、红薯等等也就越多。咋看起来，这似乎公平合理。“挣工分”其中一项是“广积肥”，顾名思义就是积攒农家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可见农家肥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化肥奇缺的年代，农家肥可谓是农民种地的“法宝”。农家肥的来源很广，什么鸡粪、兔子粪、猪粪、羊粪、牛粪、各种枯枝烂叶草木灰、草和秸秆混合产生的绿肥，池塘淤泥、芝麻菜籽油渣等等，都可以作为农家肥。农家肥攒到一定程度，就以“方”或“斤”交给公家，再由公家发给相应的“工分”。
因此多挣“工分”，就成为父亲重要的生活内容。
为了多挣“工分”，父亲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他总是天不亮起床，拿着铁锹，擓着篮子，打着手电，满世界的寻找猪粪、牛粪、人粪等一切粪便。他爱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人勤地不懒”这样的生活俗语。他甚至为了一泡粪便，干出“越界”之事——翻过别人荒废的园子，悄悄把猪屙的屎据为己有。我清楚的记得，父亲当时成功的喜悦。他说那不是“屎”，是“工分”。
我至今回忆起父亲当年，以“猴子”般的灵巧盗取别人“工分”这事的时候，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是个冬天，有一头猪在别人荒废园子拉“工分”，园子是露天的。碰巧让我父亲看到了。我父亲就等着那猪屙完，然后警惕环视一周，悄悄进园清理“工分”完事。父亲动作娴熟，让我想到电影里的轻功镜头。那个冬天还下着大雪，走在雪地上可以听见冰渣子“嘎吱嘎吱”的声音。“工分”刚下来时还是热的，一会功夫就让冷空气包裹僵住了，整个“工分”就像一尊铁疙瘩，父亲轻轻一铲，连土都带起来，干干净净，不落下一点损耗的“工分”。
父亲嘿嘿对我笑着。他笑是因为他捡到“工分”。他的胡子、眉毛挂着一层厚厚的霜。他说话的时候，那霜就跟着脸部一起扭动。我嗫嚅着说，爹，那样是不是“偷”？我爹眼睛一瞪：偷什么偷？你没看是谁家的猪屙的，是你三大爷，你三大爷是工人，不稀罕猪粪，这样不就归咱了？我还想说那是别人家的园子，见父亲发威，就不敢吱声。父亲显然知道我想说什么，就换了语气说，那园子其实是我们家的，有年土地规划，就划给了别人家。父亲的话，我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强词夺理。偷就是偷，话说的再漂亮也还是偷。整个偷的过程，对我来说可谓“惊心动魄”，我想天下有偷钱的，偷吃的，偷书的，想不到竟然还有偷“工分”的。
不过话说回来，循规蹈矩，在那个年代，可能真的会饿死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后来，父亲还发明了“人造工分”——所谓“人造工分”，就是把牛粪晒干了砸碎，摊开，自然风干，然后掺入一坨一坨的半干不湿池塘淤泥，混合，包裹，就成了“人造工分”，说白了就是假牛粪。
比“假牛粪”挣工分，更便捷的是“倒尿罐”。所谓“倒尿罐”，就是把人尿，用泥巴烧制的罐子给攒起来，攒到一定程度用挑子挑上交公家，以换取“工分”。尿罐成“瓮”字形，上下粗细相等，高20至30厘米，直径20至25厘米，口小，肚大，上部边缘，有对称的“耳朵”，方便铁丝或绳子穿过，用以手提、肩挑或抬起。在农村，“尿罐”是家喻户晓的起夜工具，是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农民们主要生产生活用具。我很小的时候，就用钩担钩起“尿罐”去换工分，起初是俩半罐，后随着年龄增长，倒俩满罐。我在路上总是受到别人表扬。“这孩子中”“ 这孩子真争气”“这孩子，比俺家的狗蛋强，俺家狗蛋，就知道玩”，每当此时，我这心里就乐开了花，觉得天下没有什么事，能比收获表扬更幸福的了。
在“倒尿罐”的问题上，父亲也是开动脑筋，例如把饺子水等混进尿里，还特别嘱咐我说，要是你“粘糊”大爷（看菜园的老头）问你，恁家咋恁些尿哩？你就说：可不是，喝水多了，尿就多嘛！他若再问，看着咋恁不像呢？你咋说？“咋说？”我挠挠耳朵：“就说，不信你尝尝嘛”。
“嘿嘿嘿”，父亲窃笑不语。
这种方法，竟屡试不爽。因为家家户户的“尿”，都出奇的多，看菜园子的“粘糊”大爷也就揣着明白当糊涂。集体经济，大生产带来大呼隆。体制问题，向来都是“方向问题”。既要“一大二公”，又要农民富裕，二者的结合，的确不是社会的一两次“大分工”就能解决的。这既是顶层设计问题，也是上级制定政策时，需要问计于民的问题，还有就是劳动力综合素质问题，即，生产力问题。再一方面，那时候粮食生产跟不上，“鸡的屁”总值不高，饭菜都是稀汤寡水，所以“温饱”问题仍是大问题，吃不好，人饿的心慌，也就没有恁多讲究了。所以“弄虚作假”现象，是社会问题，也是普遍问题，怪不得谁。就说我们家，日常主食——“方便面饼”（包谷面和小麦粉混合并经过发酵烙熟），而且平时还在房梁上吊起来，一是防老鼠，二来防止我们兄妹偷吃。因为偷吃“方便面饼”，记忆中我没少挨打。类似包子、馒头这样的改善，只有过年才能见到，吃肉就更不用说了。人在什么吃饭最香？回答是，只有真正饿过的人，才知道吃啥最香。
为了面子，还把各种鸟都称为“燕子”，把“混合屎”称为“燕子屎”。
我至今仍不相信，认为父亲有夸大的嫌疑，目的是向我描述他吃过的苦。吃“燕子屎？”真是太难想象了。
不过，我亲眼目睹父亲的节约，并进而认为他这种节约可能来自“饿毁了”“穷怕了”，连鬼都害怕。他的节约极尽苛刻。记得我小时候，八九岁光景，我们家炒菜用过的锅，父亲总是不让刷，而是拿“方便面饼”在锅圆圈糙，一直糙到不见一点油腻为止，再把饼子吃掉。这是第一道工序。第二道工序仍是不刷锅直接添水，烧开后用残留的油腻下面条。他这样节约，我们兄妹自然也不敢造次，面条或米，掉到地上，必然会捡起，用水冲冲把它吃掉。
节约和勤俭是孪生兄妹。而勤俭和勤快，更是一母同胞。父亲的勤快尤其出名。一个例子是：我们兄妹干农活，都怕他怕得要死，也挨过他不少数落甚至动用武力。他干农活，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不恰当的，用披星戴月夜以继日还凑凑合合。早晨布谷鸟开始叫的时候，我们已经拿着镰刀扛着锄头走在田间的小路上，中午则是名副其实的“汗滴禾下土”。他问古人为啥要“汗滴禾下土”？还不是因为中午的日头毒，除掉的草容易晒死么。他的这种说法，连村小学的老师，都哭笑不得，原来“汗滴禾下土”还有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这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地主欺负农民”的套路吗？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急活”，也就是人们说的“急性子”，恨不能一下子将所有的活全部干完，套现在的话说叫“工作狂”。就这样“狂”到晚上，“狂”到对面几米以内看不清人，我们才能“班师回朝”，彼时当街路两沿，已经有很多人在吃晚饭。见我们归来，纷纷招呼道：
“狠干哩，明天就木日头了？”
“有日头。还不是想着赶紧干干就没事了。”
“不要回去了，在这儿不管啥饭吃点吧。”
“不啦，家里都做好了。”
“怪不得恁的庄稼都长得好，干到这时候，咋会不好呢。”
“不好？不好都对不起人。”——另一个声音说。
“好不好，反正力是给到了。”
“别叫孩儿累着了，战胜，孩儿正长个呢。”
“累不着，庄稼有粪，沾上长的还壮呢。”
父亲一一回应。或随和，或反问，或机警，或歧义。总之，没有他应付不了的。还时不时停下来，和人打招呼，接过别人散的烟，唠叨会闲话。我则跟到父亲后边，扛着工具，父亲走，我也走。父亲停，我也停。“父亲”一词在心目中，是天，是地，是全家的“门势”，顶梁柱子。
父亲是有脾气的人。俗话说，有脾气的人，什么事都有脾气。包括好脾气，坏脾气，肉脾气，烈脾气。其实是个人都有脾气。菩萨还有个泥脾气呢。父亲的脾气，直到生命尽头，都堪称是壮怀激烈的。像土库曼斯坦的汗血宝马，性子坚毅刚烈。他临终前一个月，明明感到身体不适，还坚持利用做饭空隙，要把白萝卜点上。我心里焦急，都啥时候了，还顾着弄这！他比我还焦急。他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本来就不早了，再不播种，就种不上了。无奈，我们只好铲除杂草，掘地提垄，准备把种子顺垄撒进田里。恰在这时，他从堂屋出来，一看我们把垄打得，高低不平不说，还歪七八扭，便气不打一处来。他用手指着垄子，哑着嗓质问：这是谁干的？谁干的？根本不行，得重整。我妹劝他，爹，天这么热，随便弄弄，能长萝卜不就行了？他眼睛一瞪：那好，你们愿意叫人看笑话，那就看吧，反正我能活几天，活那三天两晌午的，我又该吃多少，吃不吃得上，还两回事呢！然后坐在一边怄，谁也不理。我也是没脾气了，招呼大家一齐动手，按他意愿，放上线，照线指向重新提垄。为以示重视，我还故意伸出手指，做瞄准状。那一垄，打得笔直笔直。看上去舒服多了。这下父亲满意了。他说，这样打就对了，不能啥事都稀拉马哈。
我姑姑说，你爹不但有脾气，还有嘴有牙，论起事来，头头是道。不管正理、歪理、邪理、缪理，他都能说出个理字来。记得有一回，那是跟你爷在地里刨红薯。刨着刨着，你爷说，战胜，你咋乱刨，乱刨哪有红薯？你往红薯棵跟前刨，看见缝没有？有缝就有红薯，缝大红薯也大。我爹装着明白的意思，说，那屋山（指紧靠屋脊左右两侧的山墙）上有缝，里边有红薯没有？当时把我爷气的，鞋子一脱：我打死你个鳖孙哩。我爹拔腿就跑。边跑边回头嬉笑：你说的嘛，有缝就有红薯，缝大红薯也大，现在你又不承认了。我爷就喊：有本事你给我站住，妈来个X，你还长本事了。
父亲的脾气，表现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可就不敢恭维了。我记得小时候，挨打是家常便饭。父亲打人又准又狠。往往是照死里“确”（打），没头没脑的“确”，不要命的“确”他的口头禅是：打死一个少一个。也不知真的假的。
有一次，我因为偷吃了他准备走亲戚用的果子，被他当场发现。但发现的时候，我已“作案”结束。也就是说，我有“作案”的最高嫌疑。但我不会承认。我越不承认，父亲越恼火。反手就是两个耳光。随后，他又叫我们兄妹跪成一排，准备挨个挨打，看到底是谁偷吃的。我一看弟妹们即将替我蒙冤，只好大胆检举。检举前，我和父亲讲好条件：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能对一个人实行家法。父亲点头。于是我检举了自己。父亲很惊愕。也因此没有再打我。
那时候，大人打小孩都好像天经地义。甚至打得越狠，就越是教子有方的象征。而且具有传染性，一个村里，你打我也打。大家没事在一起比起来，也会相互彰显本领。
“我们家的，不听话，我拿皮带抽。”
“你才拿皮带，我们家孩子不听话，我吊起来打。”
“俺家的狗蛋，恶作剧着把蒜臼装满了屎，我气得，整整叫他跪了一整天。”
有句话叫“寒门出贵子，严师出高徒”，我父亲就是常拿这话来佐证他打人的正确。然而我们兄妹几人，却没一个成才的。“官场”也好，“商场”也罢，我们家的人，实在都不沾边。父亲说，咱“祖坟就没那蒿子”。心安理得也好，满足现状也好。总之“羡慕嫉妒恨”跟他无缘。
其实父亲是爱我的，只不过小时我读不懂。父亲就像《秋菊打官司》中的村支书，粗暴的同时也最讲情义。他对亲人的爱是最强势，最本质，最彰显人属性的。我清楚地记得，有次我生病，父亲用架子车拉着我，步行十几公里，到一个村里，找慕名的老中医为我拿药。老中医不在，父亲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黑。等父亲用架子车拉我回家，已经是夜半时分了。父亲说，那时候他就想着，咋样把我的病快点治好。后来病好了，又因为上学没有棉鞋，脚后跟冻得红肿溃烂，走不成路，父亲就背上我，一步一走向学校。
父亲的脾气，其实和他的直性子，和他有情有义的情感成正比。这个正比一直贯穿他生活的始终，直到生命的谢幕清零。但“有情有义”四个字，将永远深藏生活的舞台。
如果说“刚烈，有情有义”是父亲的主色彩，那么机敏变通则是他不可或缺的副色彩。主副色彩结合，才称得上是父亲多彩的生活。他常说，通则变，变则活，活则久。
他常讲起小时候，如何到队上菜园偷甜瓜的事。他说看瓜的老头叫“瞎子”。“瞎子”是庄上送的外号，其实他一点不瞎，只是有点看不清楚。有一天，父亲和一少年商量，准备去偷生产队种的甜瓜。他们先在瓜地一侧用土坷垃垒成几个小土堆，并把扎好“草人”架在上面，然后故意弄出响动。待“瞎子”警觉，朝土坷垃奔去时，父亲和少年早已迂回将甜瓜用网兜网住背在身上。待“瞎子”发现再回过头来，父亲和少年已大摇大摆离开菜地。他们脖子上挂的，背上背的，手里提的全是偷来的“战利品”，他们得意洋洋，一副凯旋而归的模样。“瞎子”本来腿脚不便，黑灯瞎火更是撵不上，气得直跺脚。
从这件事上，我就发现父亲原来是有军事才能的。他的“声东击西”“虚晃一枪”的战术居然可以运用的那么好。难怪父亲老说自己不当兵太亏了，那谁谁，窝囊的跟猪一样，回来也居然成干部了。娘来X，我比他，不知强哪儿去了，不干营长，弄不了个连长当当？父亲是一贯的自信。
但自信归自信，父亲的一生，鉴于我爷，当兵注定是个遗憾。他由于入伍没入成，就对我爷发狠话说：你的儿子你当家，我的儿子，只要他想当兵，我当家。我爷气得干瞪眼。
父亲说到做到。
1986年秋季的一天，村里大喇叭吆喝征兵了。我嫌在家无聊，还得处处受着父亲约束，更重要的是，我看到小学同学“赖渣”当兵回来探家穿着军装的神气样，就萌生了入伍到部队的念头。
但又怕家里不同意，所以在收秋时，我拼命的干活，以为这样可以感动父亲，最终让他答应我的要求。父亲在家是主要劳力，他说话超过“圣旨”。可是，我却偏偏弄巧成拙。由于在装玉米杆时，负载过重，致使架子车在运行中遇到颠簸失去控制，一下子连人带车翻入沟里。若不是我躲闪的快，后果不敢想象。
奇怪的是，车子都报废了，父亲却没骂我不中用。
晚上喝汤的时候，父亲一边低头修那两个摔成麻花样的车轮子，一边问我：“你是不是想当兵去？”我说是。随后又加一句：就怕你不让去。父亲没言语。过了一会儿，他放下工具，出去了。我知道，他找我爷商量。
当晚，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父亲这里已经通过。
次日得知，爷不同意。理由是：打仗会死人。爷说他当过兵，参加过台儿庄战役，他知道打仗多残酷，他说你们没见过那脑浆顺车流淌的样子，见了就不想去了。
父亲不怕。他说家里太穷，或许出去几年能有个出路。
几经争执，父亲因那句“你的孩儿你当家，我的孩儿我当家”结束了讨论。爷爷气得当场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结果，自然欢天喜地。但是僧多粥少，上级只给村里一个“自愿献身国防”的指标。没办法，大家只好“明争暗斗”。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领着我，求爷爷，告奶奶，在村里和乡里来回奔波，但仍然希望渺茫。
村里为了不得罪人，想出了“抓阄”的馊主意。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父亲急了，他拿洗脸盆当铜锣，一路敲一路嚷嚷到乡政府，他说村里当兵，抓阄决定谁走谁不走，他说国家征兵，征的是优秀青年，可是俺的大队抓阄决定谁优秀谁不优秀，他说这是千古奇闻，他要问问是不是乡里让这样干的。
父亲这一闹腾不要紧，那些赶集的、拉车的、种地的、挑挑的、卖菜的等都停下手中活计，围着父亲问这问那，父亲则理直气壮讲我村的“抓阄”故事。此事一度上了十里八村茶余饭后的“头条”。
从乡里回来，已是深夜。深秋的田野，月光清冷。辞别了那位主管征兵的副乡长，父亲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载着我，叮叮咣咣走在来时的路上。
路面颠簸。我双手使劲抓住后座的座梁，生怕被路面那些坑坑洼洼还有冷不丁冒出的一块块儿鸡蛋大小的石头给撂在地下。这是一条准备修整的路，路边影影绰绰可以看到那些分散开的土堆。空气中到处都是泥土的清香。
此时我的心情好极了。因为副乡长说，他会全力推荐我去当兵。一想到能穿上绿军装，我的心情就幸福无比。
但这幸福很快被乘坐自行车的痛苦消磨的无影无踪。想一想，屁股架在几根破钢筋上，时间一长，全身被拿捏的象上了刑，左一下，右一下，怎么调整都是一个不舒服。还有五脏六腑，一起跟着瞎起哄，搅得整个胃都要反过来。
还有多远呢？我痛苦地想。我盼望着，巴不得赶快结束这痛苦的旅程。
父亲像是觉出了我的不自在，就关切问我，不得劲吧？早知道不走这条路了，可是那条路会远一些，另外也不知道是不是个断头路，要是断头路，还得折回来走这条路。末了，父亲意味深长地说：难是难些，坚持就有结果。
父亲的预感很正确。在县武装部招待所，我穿着笨拙的新军装，对着镜子照了一遍又一遍。我的心里舒畅极了。父亲显然是累了。他靠着墙打盹，直到外面锣鼓喧天，鞭炮声震耳欲聋时，他才坐起来。他说他当过民兵，知道怎么系鞋带，打背包。他一五一十的教我，直到我学会为止。
送兵的汽车启动了，我正好坐在最后一排。走了老远，我扭过头去，看到父亲仍站在原地不动。当时天空飘着雪花。我突然感到一阵后悔。我就这么走了，以后谁扛锄头跟着父亲？谁给父亲做帮手，抬萝卜、扶车把、牵牲口呢？想着想着，我的眼里流泪了。
日月如梭。
青春一晃就是十六年。十六年间，我从一个普通士兵，到一名解放军军官。期间我入了党，立了功，当了先进个人。
转业后，看到仍旧孑然一身的父亲，鬓角白了，面容老了。我心意难平，想着怎么补偿父亲。我想到“少年夫妻老来伴”这句话，在“勉强”征得父亲同意后，大胆做起父亲“红娘”。
我打听到，杨庄有一位白姓妇人，勤劳能干，身体也好，重要的是和父亲年龄相当后，亲自登门做她的工作。
我记得那天阴雨不断，白姓妇人为父亲的不幸而落泪，为我的善良而庆幸感动，她送我一程又一程，一直把我送出村子外面的公路上。次日清晨，我提醒父亲按照约定，左手提个竹篮，右手拿张报纸，与同样在菜市场提竹篮拿报纸的白姓妇人见面。每想起这幕，我总是止不住的想笑：特务接头也不过如此吧？
然而，正如张爱玲说过：人生就像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白姓妇人到我们家后，刚开始两人还客客气气，最后也是大吵没有，小吵不断，没办法，在白姓妇人进入我们家第十个年头后，又打道回府了。这十年间，我们把白姓妇人换成了“老白婶”。
分开以后，俩人反倒客气起来。每当老白婶借故到父亲家找遗忘的东西，父亲就敞开大门，烧水做饭，好吃好喝的招待一番。因为老白婶是步行来的，又不会骑车，所以找了东西再走，中午肯定赶不回的。父亲说，回不去了不回嘛，面粉蔬菜在哪放着，你也不是不知道，饿了就自己动手。老白婶的兄弟姐妹前来办事，父亲也必然跑前跑后，乐此不彼。人家都说这俩人，不像夫妻，倒像一对老兄妹。
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一年，老白婶在一次上山途中，不幸翻车去世。那天，老白婶的弟弟前来，要转走老白婶的户籍，带来这不幸消息，父亲竟哀哀不已。又带话给孙女微，微痛哭流涕，说要去舞钢祭奠老白婶的坟墓。可见老白婶同父亲，同孙子孙女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只是老白婶咋也想不到，她才走两年不到，父亲竟要追随而去。
肆
晚上八点，正当我们弟兄电话商议，如何把父亲弄回家的时候，小全看父亲来了。小全是父亲最对把的朋友，年龄比父亲小，按村里辈分称父亲为“战胜爷”。小全三天两头来医院，拿些父亲喜吃的猪头肉、鸡大腿什么的。小全上次来，还是前几天的事。记得那次父亲吃了不少的大块猪头肉，还问小全：这猪头肉吃着香，在哪儿买的？小全说在八一路，那家是新开的，你喜欢吃，下次我还给你带。父亲说，猪价听说又涨了，这一块恐怕得几十块，尝尝鲜就行了，不要带了。
但是小全来的时候，还是买了挺大一块猪头肉和两个鸡腿。
我示意他不要惊动父亲，这一次不比前几次，顺其自然就行。这时父亲动了动，可能是嫌姿势不得劲，他努力挣扎，要起来的样子，我就把父亲扶好，小声的唤他：爹，你看谁来了？父亲一动不动，我又轻声呼唤：爹，小全来了，来看你了。父亲还是一动不动。我对小全说，俺爹听得到的，他只是没有气力答应而已。
大概过有两分钟，父亲的下巴微动，双手使劲抓着两旁被单。我又赶忙轻声道：爹，你看小全来了。
“全——”爹轻轻蠕动嘴唇，想使劲抬起头来，但终于未能成功。他又恢复了之前的一动不动。小全神色凄然，不知该说些什么。病房内一片寂静，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的“嘀——嘀——嘀——”声声悲鸣。
我对小全说：“全，你先回去吧，你的心意，我父亲他也知道了”。
其实就在父亲喊“全”的时候，我眼睛的余光，扫描到他的眼睛是浑浊和深陷的。说不清那是怎样的一种浑浊和深陷。我特别不敢正眼看他的眼睛，我怕陷在那种使我感到无比痛苦的漩涡中难以自拔。尽管他看不见，或者根本就不知晓。我也无法揣测，他此时此刻的心理是怎样的一种混沌状态。他会想念吗？想念痛苦并快乐着的童年？想念战天斗地的黄金岁月？想念如何为一碗饭而绞尽脑汁？或是想念为“挣工分”，而在滴水成冰的天气里跑遍整个村子？或许这一切都是猜测。
“人生的悲苦或崩溃，都是为完善自身的灵魂而存在的”，记不清是谁这么说过。看开了，想淡了，也就放下了，人生不过如此——这是我和父亲经常讨论的话题。
晚上九点，犹豫不决的我终于下了决心，又重新打电话叫来已回到家中的小全。因为二弟带着妹妹还在赶来的路上，为节省时间，我只好让他们做帮手，安置父亲回家事宜。此时小全骑摩托车，顺便带上我们共同的朋友小闯快速赶来。
我想让父亲回家。回家看一看，他抱病提沟，亲手种下的葱苗，看一看他亲手搭成的丝瓜架，看一看院子，他亲手设计的红砖铺地，再看一看院子里，四角儿湛蓝的天。让他走的时候梦里有老白婶儿，有儿女，有他期望的下一代，有他燕子啄泥般亲手筑起的家。父亲啊，我总想着，等我挣了钱，退了休，就回老家，守着咱的小院子，弄个会喷水的小鱼塘，再散养几只芦花鸡，“疙瘩疙瘩”每天叫着，就这样一直陪您老去。
可时光匆匆，我再也没有那个机会。
尊照当地习俗，打墓前，二弟毕恭毕敬，搬来风水先生为父亲看坟地位置。作为长子，我觉得有必要，把想在心里的二个问题，对风水先生加以说明，以利先生确定位置时参考。其一是我的母亲，在40年前去世，埋进祖坟，后祖坟遇上国家施工项目，考虑诸种原因，我母亲，包括我爷爷的坟墓都没有迁移，和建成后的国家高速公路永远结合在一起。我想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地势开阔平坦，融合进去，有什么不好呢？其二是我们家的十亩承包地，呈南北分布，尽可能在圈子内划定。如果有必要，圈子外也行。我把两个意见说完，拱手请先生布策。风水先生是个老者，态度和蔼，仅胡子就有半尺来长，似有仙风道骨风范。他绕地一周，定睛看东北方向，看过又往前阔步行走，走到一处荒沟边停下，尔后伸出五指，眯眼对西北方做瞄准状。末了，又回到原地，坚定地说句“就这了！”，说罢用脚在地上一划。正好划在我家地的北半部分。
其实父亲也并不在意这些。只不过二弟尊重习俗，我也求个心安罢了。父亲在意的，只是精神和物质最简单的双重感受。这种感受，有面子的，风俗的，尊严的，也有礼节性的。这种感受不是低级趣味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感受是阳春白雪。
下葬那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庄重而严肃的长柱司仪，一桩桩，一件件，满含热泪的历数父亲生平往事。最后他总结道：闫战胜同志为人忠厚，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团结邻里。他的一生，是勤劳奉献的一生。少年时代的他，和许许多多同龄人一样，饱经了旧社会苦难生活的煎熬和考验。在他成长的历程中，严格要求自己，教育好自己的儿女，好好成才，长大要为国家做栋梁。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做事。闫战胜同志虽离别我们而走，但他那种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风格，忠厚老实的高尚品德，仍值得我们学习和记取。
这不由让我想起《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为班长写的悼词：我的师父王世才，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青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只是他近二十年用劳动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的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贡献，可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的无人纪念碑。那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是啊，生命之树常青，这，就是我们对一个平凡世界死者的怀念。
这是孙少平—— 一个有情有意的徒弟，对自己师父的褒奖。也是煤矿所有活着的人，对一个煤矿工人的最高奖励和赞誉。更是千百年来，许许多多平凡世界的人们，对已经死去的普通劳动者的盖棺定论——也包括我的父亲闫战胜。
太阳下山，灵柩落地。父亲，您该启程了。您要记住长柱司仪的话：地无底，天无边，您黄泉路上走中间。我将再没有机会和您做如此告别，再无机会和您心无芥蒂高谈阔论，再无机会和您并肩劳作，听您年轻时的回忆，我将再不能和您就家中琐事论长论短，同时我也再不能聆听电话那头近乎质问式的关心和问候：
——“晓巫，最近输水没有？”
——“晓巫，最近喝酒没有？”
——“晓巫，最近熬夜没有？”
——“晓巫，初六（母亲的忌日）不要回来了，路不好，你工作也忙，叫你弟烧烧（给母亲烧纸钱）就行了。”
……
历历往事，涌上心头。泪水，一次又一次的模糊着我的双眼……
父亲，天堂里可有人来人往？
作者简介
晓巫，本名闫德功，警察，河南作协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有文字发表在《人民公安报》《家园》《新华日报》《深圳警察》《大河报》《漯河日报》等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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