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资治通鉴》这么难“啃”，却令很多人痴迷？不读实在太可惜

为什么要读史书？

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曾说：“我们对历史的无知使我们诽谤我们自己的时代，人们总是如此。”

这或许便是我们普通人了解历史的意义。

当然，无论是因为你想增长知识、学识，还是出于兴趣，

说起史书，史学爱好者们不容错过的，必是国史学的不朽巨著“史学双璧”

——《资治通鉴》和《史记》。

如果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一笔写尽历史传奇，

那么《资治通鉴》则是一部“惊世之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斗不止。

但是，比起《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难“啃”得很，

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

据说当时参考的史料，就已堆满了两间大屋子，

司马光等人历经19年才完成这一巨作。

这部《资治通鉴》之所以难啃，

不仅在于卷帙浩繁、语言晦涩难懂，

还在于这是一部以时间为顺序的“编年体”史书。

在《资治通鉴》之前，

如《史记》之类的二十四史，通篇都是以“人”为主线的“纪传体”史书，

突出的是重要人物的事迹，

而《资治通鉴》却是以战国时期“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为开端，

一直记载到北宋建国前，

按照年、月、日的顺序将重要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

但是这么排列有个问题，有些重大事件没有具体发生的日期，那怎么办？

司马光将这部分记录在了全年最后的部分，

这样就容易变得凌乱又零碎，普通读者就需要在翻阅《资治通鉴》的同时，

需要翻阅其他史书来了解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但是，《资治通鉴》非常值得一读再读，

因为没有史书如它，将一千三百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连贯记载下来，

也就是这部书名的“通”字的含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汉书》写的是汉史，《三国志》写的是三国史，

虽然《史记》从“五帝”写至西汉，但记载的多是人物事迹，

比如秦国一家子如何了，到了汉朝刘邦一家子又如何了.......

有点写谁“包装”谁的意味。

唯有《资治通鉴》以“事件”为中心，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

司马光抛去了前面几部史书的“蜡”，

讲述的是哪些事是怎么发生的，参与者有谁，这件事会带来什么后果......

谈的是一共1362年、横跨中国16个朝代的“兴”与“衰”。

不仅宋宁宗君臣，一读便读了19年；康熙皇帝也读了大半人生。

为什么君臣肯花如此之大的功夫去读《资治通鉴》呢？

其实从《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开篇就能看出来。

关于“三家分晋”，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认为的：

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夫惧诛，祸作。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司马迁认为，晋成公、晋景公、晋厉公太过分严厉、苛刻，

因此大夫们害怕被诛杀，所以祸乱兴起。

而司马迁对于周威烈王，在韩、赵、魏三家之后，将他们任命为诸侯的行为，'

没发表任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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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却在《资治通鉴》中，严厉地指责周威烈王：

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司马光认为，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还瓜分了晋国，

作为天子的周威烈王不但没有派兵征讨，

反而还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

这样做就使周王室仅有的一点名分到此丧失干净！

这也是司马光为什么以春秋末期的“三家分晋”为开篇的原因，'

他认为周幽王、周平王时期，君主的名分已经快保不住了，

后代子孙不想着怎么恢复，到了周威烈王是彻底没了，

对于司马光来说，这是一件重大事件，也就是周王室真正“衰”了。

若没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我们或许认为“周王室本来已经衰弱了，哪能跟强盛的三大家族抗衡”，

但是，司马光说“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他认为即使三家强势，他们要是不顾天下指责公然反抗周天子的话，

又何必跑去讨个“名正言顺”？

作乱的三家能位列诸侯，怪就怪周天子自己先把祖宗礼教破坏了，

反而让别人想拨乱反正，都没有说法了。

孙庞斗智、苏秦合纵、燕昭求贤、张仪使楚

……

这些历史事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幕后“推手”？

暴风雨前的宁静之中，又有什么暗流在涌动？

遭遇困境，如何“反败为胜”？

鹬蚌相争，渔翁如何得利？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臣光曰”体，

通过各种事件，历数1362年年里，16个朝代浮沉，“以史为鉴”，

警醒后世，要居安思危，要善用权谋智慧，便是《资治通鉴》中的“鉴”。

这就是《资治通鉴》为古往今来倍受钟爱的原因，它过滤了历史中虚浮的部分，用极其犀利的视角，解读得失。

那么现在的普通人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

它过去是皇帝的教科书，如今职场精英的枕边书。

一书囊括“做人”和“做事”大智慧。

宋末元初胡三省说：

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清代学者王鸣盛：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清代曾国藩说：

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毛主席说：

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

你说：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忧人之忧，乐人之乐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物极则反，器满则倾。

看吧，其实我们与它很熟。

老祖宗留下的智慧与权谋之术，你不懂，就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