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敢言的直臣，却差点毁了开元贤相姚崇的灭蝗大计

前言

唐朝大诗人李白曾为了自荐，给当时的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朝宗写了一封信，即《与韩荆州书》。也因为托李白的福，韩朝宗的知名度得到了大幅加成。

事实上，韩朝宗和另一位诗人孟浩然也有很深的渊源。

有一次，韩朝宗想向朝廷推荐孟浩然，于是约他见面，但是孟浩然为了朋友的酒局，放了韩朝宗的鸽子，事后也毫无悔意。然而，这并不能说明韩朝宗在孟浩然心目中毫无分量，后来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4年），韩朝宗因获罪被贬为洪州刺史而离开任所襄州时，孟浩然就作了一首诗《送韩使君除洪州都曹》送给他。

孟浩然和韩朝宗的交情，可以从韩朝宗的父亲韩思复说起。

早期仕途

韩思复是贞观年间的左卫率长山县男韩伦的孙子，早年丧父。他十岁时，母亲对他描述了父亲去世的情状，他伤心得呜咽起来，几乎断气。韩伦因此特别喜爱他，说：“此儿必大吾宗。”

韩思复好学，考秀才高中，并且继承了祖父的爵位。

原本韩思复除了才学以外，还有一样羡煞旁人的天然优势：他家里很有钱，金玉、车马、古玩应有尽有。但是，他毫不吝惜。到了唐高宗永淳年间发生饥荒的时候，这位富家子已经穷得两三天才有一天的粮食了。京兆人杜瑾好心送给他一百匹绫让他拿去换钱，他也不拆封。

这段亲自沦为灾民的经历，让他对灾民的生存状态感同身受。后来他被调任到梁州府当仓曹参军时，遇到大旱，他就开仓赈济百姓。州府责怪他时，他说：“与其让他们沦为盗贼，还不如救活他们。”州府不能责难。

韩思复又调任汴州司户参军。他为政宽恕，不实行杖刑。后因母亲去世，他离职守丧三年，因为已经没钱了，只能靠卖柴度日。

宰相姚崇知道了他的事，很是赞叹，提拔他做了司礼博士。

圣历年间，吏部郎郑杲任韩思复为太常博士，制定南郊祭祀的仪注（制度），元希声为京兆士曹，说：“今年我吏部选了韩、元二人，不负朝廷了。”

能言善治

女皇武则天的堂侄建昌王武攸宁为母亲办丧事，请求鼓吹（仪仗乐队），韩思复坚决拒绝了。他排挤奸邪小人，守大体，为国家所倚赖，自己也升迁为礼部郎中。

神龙二年（706年），唐中宗驸马王同皎获罪被杀，韩思复因曾受王同皎推荐，被贬为始州长史，又迁滁州刺史。

滁州有铜矿，百姓铲凿很费劲，韩思复将铜矿卖到了边境，省下了很多的费用。滁州衙门五次长出了黄芝，百姓以为是祥瑞，刻碑歌颂韩思复的政绩。

韩思复又改任襄州刺史。

唐睿宗景龙年间，韩思复回到朝廷，累次迁官至给事中。睿宗要建造景龙观，韩思复上谏，认为刚平定韦后之乱，不宜大兴土木，但未果。

随即又爆发了中宗子谯王李重福图谋夺位的政变。左散骑常侍严善思因被李重福任为礼部尚书知吏部选事，也被牵扯进来。大理寺弹劾他任汝州刺史时就素与李重福有来往，后来奉召入京的时候也只奏称“东都有兵气”而隐瞒了李重福的计划，所以论罪当处绞刑。

韩思复反对：在韦后之乱中，严善思早就投靠了相王即现在的睿宗皇帝了，他和李重福来往也是为了推翻韦后，朝廷下诏要抓他的时候他就投案了，显然心里没鬼啊。这事应该交给刑部由百官共商，慎重量刑才是。

当时的言官也都觉得严善思应该被赦免，但有关部门仍然坚持要处决，韩思复只能继续和他们唇枪舌剑，终于说服睿宗赦免严善思一死，配流静州。严善思知道韩思复的坚持是为了原则而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没有对韩思复道谢，时人称赞他为长者；而反过来，韩思复也没有以其恩人自居。

不久，韩思复自己也做了大理卿，也犯了错误，被权臣弹劾，幸好有给事中崔沔为他脱罪。又转任中书舍人，数次上疏陈说政事得失，多被采纳，成为了当时直言之臣的榜样。

《旧唐书》称赞韩思复“吐忠谠之言，补朝廷之失，有犯无隐，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韦（凑）、韩谠言，医国之病”。

但是，很快大家就会发现，有一种国家之病，不是韩思复的直言所能医治的。

几误灭蝗

唐玄宗开元初年，韩思复任谏议大夫。这时，曾欣赏提拔他的姚崇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救时宰相”。开元二年（714年），姚崇受任为持节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北伐突厥，韩思复被任为兼行军司马，合作愉快。

但是仅仅两年后，他们之间就出现了裂痕。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请遣“捕蝗使”分别去河南、河北诸道，把那些蝗虫杀了埋了。

这样的措施在我们现在看来当然很科学，但在崇尚天人感应的古代，蝗虫这样的天灾被视为是皇帝的德行还需要改进，不是人力所能消除的。而且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君主刘聪就曾经试图人力治蝗，结果蝗虫越来越多，算是一个反面例子。

姚崇虽然拿“圣朝德政胜伪朝”一边承认德政的作用一边否决了刘聪的反例，并且拿自身的官爵为此次灭蝗行动立下了军令状，但仍然要面对反对者们的阻力。而其中的一份阻力，就来自韩思复。

韩思复上疏建议唐玄宗悔过自责、派使者宣慰灾区，为了人心安定，也别派什么“捕蝗使”了。而且玄宗看了他的奏疏还觉得很对，拿给姚崇看。

姚崇当然不服，请求派韩思复去山东察看受灾地区都被蝗虫糟蹋成了什么样子。韩思复回来以后奏以实情。

至于具体什么个实情，史书也没说。灭蝗是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如果灾情不够严重，蝗灾损失低于组织灭蝗的成本，就没有必要。

姚崇原本可能希望韩思复此去可以明白自己的苦心，转为支持自己。但他又请求派监察御史刘沼去复查，显然韩思复令他失望了。

刘沼当然心里有数。他不惜鞭挞百姓，终于得出了不一样的调查结果，姚崇也终于可以如愿向灾区派出“捕蝗使”推行自己的灭蝗大业了。

不论谁是谁非，灭蝗这件事，姚崇实现了结果正义。他得以被后世誉为贤相，有一部分就是灭蝗有功。姚崇之后，唐朝再无“捕蝗使”。

姚崇成功了，就证明韩思复是错的。他被姚崇贬出中央，历任德州、绛州刺史。

晚年

后来，姚崇去世了，韩思复又回朝为黄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

开元十一年（723年）春，玄宗北巡，以韩思复为行在巡问赈给大使，还命他起草祭祀乐章，又任他为御史大夫。

但是，韩思复除了受限于唯心主义以外，还有一个缺点。他年轻的时候时曾和他一起游玩（他的钱是不是这么花完的？）的太白山隐士郑仁杰、李无为就曾说：“你识清貌古，可惜做不到宰相。”

他性格恬淡，爱好谈玄，主张实行仁道、亲行正道，像御史大夫这样担任纠察官员的职务，他实在难以胜任，不久就下课了，转为太子宾客，进爵县伯，累迁吏部侍郎。

不久，他再次担任襄州刺史，政绩闻名天下，很快又被代任回京，仍为太子宾客。

开元十三年（725年），韩思复去世，享年七十四岁。玄宗亲自题其碑“有唐忠孝韩长山之墓”，谥号“文”。

有两个人在石岘山为他立碑——其中一个是他的故吏卢僎，而另一个，则是襄州本地人——著名诗人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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