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历史》（三卷本）由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阿兰·科尔班等人主编，由来自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多位权威专家共同参与撰写。
自2005年在法国出版后，已被译成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俄语等十几种语言。中译本入围2013年傅雷翻译奖，被评为2014年第13届优秀引进版图书。
此次修订版改正了旧版中的一些瑕疵，同时更换了开本，重新设计了封面，更精美也更便于携带。另附有大量精美插图，力图做到既呈现细节，又把握整体。
人的身体和对待身体的态度不是永恒的。身体随着年龄而变化，受物质条件和文化的制约，而不同的时代对身体则表现出不同的关注。《身体的历史》皇皇三大卷，时间跨度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20世纪，从宗教、艺术、医学、性、卫生、屠杀和暴力、体育、表演等各个角度论述了身体的文化史，全方位地展示了西方社会的变化对人类对身体的自我认知的影响。
《身体的历史》（修订版）（3卷）
阿兰·科尔班
让-雅克·库尔第纳
乔治·维加埃罗 主编
杨剑 孙圣英 赵济鸿 吴娟 张竝 赵济鸿 译
书中精美插图
《身体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卷一） 》（修订版）
【法】 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 VIGARELLO） 著
张竝 赵济鸿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9月
《身体的历史》第一卷主要论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身体的历史。全书从宗教、医学、文学、性、体育锻炼等各个角度，向我们展现了“现代”身体出现的过程，认为在这一时期身体经历了一种双重张力：既突出集体的强制性又强调个体的解放。束缚和解放这两种动力混合在一起，赋予现代身体一个合乎规格的清晰轮廓。
目录
序
引言
第一章 身体、教会和圣物（雅克·热利）
1 救世主的圣身
2 融入基督
3 圣骨和被显示过圣迹的身体
4 身体意象的转变
第二章 公共的身体，身体的公用（尼科尔·佩勒格兰）
1 言说身体：卑微者以及其他人
2 “身体”：词语和亡者
3 身体的斋戒
4 步伐沉重与步履轻盈
5 体重与褶纹
6 对身体的关注与身体的排泄物7身体的遮蔽：内与外
8 身体，外表的剧场？
第三章 欧洲旧制度时期的身体与性生活
（萨拉·F.马修斯格里柯）
1 少年与青年时期：性欲初启和习惯方式
2 成年期：婚姻与相关事项
3 身体与“其他”性行为：介于宽容与压制之间
第四章 锻炼，竞技（乔治·维加埃罗）
1 贵族与锻炼（16与17世纪）
2 竞技，激昂，控制
3 从对力量的更新至对力量的量化
第五章 灵魂之镜（让-雅克·库尔第纳）
1 相面术之传统
2 身体及其征象
第六章 解剖与解剖学（拉法埃尔·芒德莱西）
1 解剖的发明
2 观看与触摸
3 阅读与解剖
4 结构、断片与机制
5 统一与断片
第七章 身体、健康与疾病（罗伊·波特、乔治·维加埃罗）
1 传统医学与身体的表现形式
2 大众医学、身体与“通感”
3 解剖学调查与“观察”
4 内部运动
5 在基础科学与生命理论之间
6 启蒙时代的文化与纤维的威望
7 从对身体的观察至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八章 非人的身体（让-雅克·库尔第纳）
1 对异物的去魅
2 大众文学中的畸人
3 形象与小说
4 畸人与畸形
5 畸形工厂
第九章 国王的身体（乔治·维加埃罗）
1 自然的身体和奥体
2 走上前台的专制主义
3 生命现象与法律之间的力量
第十章 肉体，恩宠，崇高（达尼埃尔·阿拉斯）
1 身体的荣耀
2 对身体的检控
3 身体的抵制
人名译名对照表
《身体的历史：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卷二）》（修订版）
【法】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
杨剑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9月
《身体的历史》第二卷主要论述了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体的历史。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医学、宗教、艺术和社会等多个角度，介绍了人们对于身体的看法和认识。第二部分从肌体接触所带来的快乐和由杀戮、受刑、强奸、工伤引起的痛苦两个方面对身体文化的核心进行了阐释。第三部分从残疾身体、身体卫生与外表修饰、经过锻炼的身体这几点对身体进行了考察。本卷试图在供科学研究的身体与使人快乐和受痛苦折磨的身体两种视角之间建立某种平衡。
引 言 （阿兰·科尔班）
第一部分 对身体的交叉观察
第一章 医生的目光 （奥利维埃·富尔）
1 被探察的身体、被分解的身体、被否定的身体？
2 身体-机器的重现及其界限
结 论
第二章 宗教的控制 （阿兰·科尔班）
1 基督教，神灵化身的宗教
2 童贞与禁欲
3 夫妇义务
4 禁欲主义的立场
5 沉思冥想和崇敬的姿态
6 怜悯和对奇迹的期待
第三章 艺术家的目光 （亨利·泽内尔）
1 理论的确立
2 裸 体 画
3 模 特 儿
4 想像中的真实
5 视觉现实主义和摄影
6 “还是维纳斯，永远是维纳斯……”
7 象征主义的身体
8 罗 丹
第四章 身体的社会形象 （塞贡莱纳·勒芒）
1 马耶尔与驼背
2 普律多姆先生
3 罗贝尔·马凯尔
第二部分 快乐与痛苦：身体文化的核心
第五章 身体接触 （阿兰·科尔班）
1 情欲和厌恶的必然联系
2 性实践的艰难历程
3 最近几十年的革命
第六章 身体遭受的疼痛、痛苦和灾难 （阿兰·科尔班）
1 被杀戮的人体
2 受刑的人体
3 存放尸体的场所
4 被强奸的人体
5 工业化年代遭到损坏和摧残的劳动者的身体
6 疼痛和痛苦
第三部分 经过校正、整形和训练过的身体
第七章 对残疾身体的新认识（亨利-雅克·斯蒂凯）
1 残疾肢体成为可以训练的肢体
2 畸形的残疾身体
3 身体与退化
4 为事故受害者承担医保费用
第八章 身体卫生与外表修饰 （乔治·维加埃罗）
1 洗澡是极其罕见的事
2 局部洗身
3 锻炼敏锐的感觉
4 水流的线路
5 “大众化的”水
6 “察看不出的”洁净
第九章 经过锻炼的身体——19世纪的体操教练和运动员
（乔治·维加埃罗、里夏尔·奥尔特）
1 更新过的传统？
2 机械的发明
3 最初的体育运动
4 体操教练与武装的民族
5 是体操教练还是体操运动员？
人名译名对照表
《身体的历史：目光的转变：20世纪（卷三）》（修订版）
【法】让-雅克·库尔第纳（Jean-Jacques COURTINE）
孙圣英 赵济鸿 吴娟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9月
《身体的历史》第三卷主要从肌体与知识、欲望与标准、异常与危险性、苦难与暴力、目光与表演五个方面对20世纪身体的历史进行了论述。在20世纪，投射在身体上的目光的转变是前所未有的：人体从未如此深入地被医学视觉技术洞察；私密的两性身体从未经历如此多的曝光；表现身体遭受战争和集中营暴行的影像在我们的视觉文化中从未达到如此无与伦比的程度；以身体为对象的表演也从未如此接近由当代绘画、摄影和电影给身体的形象所带来的巨大颠覆。“我的身体还一直是我的身体吗？”身体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目录
引言（让雅克·库尔第纳）
第一部分 肌体与知识
第一章 医学的身体（安娜·玛丽·穆兰）
1 20世纪的身体：非病非康
2 身体的可计算性
3 传染病卷土重来
4 艾滋病
5 慢性病的发现
6 身体与机器
7 作为实验目标的人体暨社会—实验室
8 孤独的身体：个体与疼痛
9 科学承认的身体独特性
10 身体的社会空间
11 透视身体：照相术的历史
12 透过皮影看身体
13 放射性身体
14 透过雷达看身体
15 影像下的社会化身体
16 网络上的身体
结论：21世纪初，“了解你自己”。
第二章 遗传性身体的创新与实现
（弗里德里克·凯克，保罗·拉比诺）
1 从遗传学到人类基因组图谱
2 基因性疾病与患者联盟
3 大众遗传学与风险预防
4 关于基因组产权的法律与伦理之争
第二部分 欲望与标准
第三章 性别化身体（安娜玛丽·宋）
1 展示身体
2 关于性别化身体的研究与干预
3 身体与性的解放
结论：风俗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
第四章 普通的身体（帕斯卡·奥利）
1 模型，还是模型化？
2 身体游戏的新规则
3 身体经受的考验
结论：什么样的倾向？
第五章 锻炼（乔治·维加埃罗）
1 “田径”式身体的锻炼计划
2 休闲，运动，兴趣
3 在“活力”与“私密”的身体之间
第三部分 异常与危险性
第六章 畸形身体：关于畸形的文化史与文化人类学
（让-雅克·库尔第纳）
1 畸形人展览
2 日薄西山的畸形人行业
3 百分百的人类
4 畸形，残疾，差异
第七章 鉴定——蛛丝，马迹，猜想
（让-雅克·库尔第纳，乔治·维加埃罗）
1 颅骨的“诉说”
2 退化的人
3 鉴定的要求
4 人体测量鉴定
5 指纹
6 身体及其征象
7 “加尔东的遗憾”和基因印记
第四部分 苦难与暴力
第八章 屠杀：身体与战争
（斯特凡纳·奥杜安鲁佐）
1 现代战斗：身体的新体验
2 身体的苦难
3 敌人的身体，平民的身体，亡者的身体
第九章 灭绝：身体和集中营（安妮特·贝克）
1 野蛮灭绝
2 集中营的所闻、所见和所悟
3 消耗身体：劳动和饥饿
4 抹去身份的动物化、物化
5 以身作证，以身抵抗
6 从幸存到死亡
7 如何处理尸体？
8 工业化灭绝：身体的生产和毁灭
第五部分 目光与表演
第十章 体育场：从看台走向大屏幕的体育表演
（乔治·维加埃罗）
1 体育大众
2 激情与神话
3 金钱与赌注：电视强大的吸引力
第十一章 屏幕：电影中的身体（安托万·德·巴克）
1 鬼怪与滑稽电影：美好年代的身体表演
2 魅力，或诱惑性身体的制造
3 从传统电影到现代电影：粗野化的身体
4 电影导演的身体
5 当代电影：回归原始身体
第十二章 舞台（安妮·叙凯）
1 从视觉到活动艺术
2 第六感觉的出现：运动觉
3 无意识的运动
4 生者的延续
5 身体的回忆
6 “想象是创造运动的唯一界限”（摩斯·康宁汉）
7 舞蹈如同“重量对话”
8 感知想象
第十三章 可视化：身体与视觉艺术（伊夫·米肖）
1 技术设备的影响
2 机械化的身体，变形的身体，美丽的身体
3 身体即媒介，身体即作品
结论：灵魂变成了身体，而生活不再是生活
人名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身体在基督教奥义中居于核心地位，因而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数百年中一直被人们视为一个永久的参考对象。上帝派遣其子，通过天神报喜和道成肉身，从而降临人间，这不就是赐予了人类自我救赎肉身和灵魂的一个机会吗？在那些讲述造物及其希望与苦难的文献著作和艺术作品中，身体总是贯穿其中，处处可见：“在复活的身体和耶稣的肉身这两个想象的形象中，虽然身体逐渐淡出，但是它仍然反复地重现、渗透、表现其中。”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会通过身体这道棱镜来解读文献和审视画像。人们对于耶稣肉身抱有的信仰和崇拜使得身体被提高到了一个神圣的地位；这种虔诚使得身体成为历史中的一个主题。“人们啃噬的耶稣之身体呈现自血肉的真实。圣饼既毁灭又拯救了人的身体。”这是耶稣降世为人，上帝之圣子与血肉相融的受世人赞美的肉身。这是耶稣复活后，承享天福的圣身。这是耶稣受难后留下遍体鳞伤的身躯，他身上的那座颇具含义的十字架处处都能让人联想到耶稣为救赎人类所做的牺牲。这亦是众多圣徒的残躯。这是出现在最后的审判中，那些上帝选民们的神奇的身躯。圣子的身躯，诸多他者的身躯，纷繁呈现，萦绕不绝。但是身体还有另外一个意象，同样意义深长，它便是罪人的形象。早在中世纪，宗教骑士团的权威们对于身体是“灵魂的可憎外衣”就已流露出怀疑之意，16世纪天主教反新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会更是使这份怀疑得以加深。有罪之人的身体遭到贬损诋毁，它似乎不断述说了他正是借由身体而有可能堕入地狱。罪孽和恐惧、对于身体的恐惧，尤其是对于女性身体的畏惧就像被重复念诵的连祷文一样以警告或谴责的形式被经常提及。自原罪之后，人类便无法抛却欲望，圣安东尼和圣杰罗姆的诱惑一直都是绘画的主题，这正显示出一种愿望，希望能不断提醒世人，肉体是懦弱的，任何人不管其地位身份如何显赫，亦不管其灵魂力量如何强大，他都不能言之凿凿曰自己能够抵制诱惑。因为人们所谈的与其说是身体，不如说就是“肉体”；因此性欲是“肉体的刺激”，而性关系则是“肉体的行为”、“肉体交际”。甚至当人们用一种高雅的措辞来论及此事——比如用“拥抱”一词——，人们指出的身体也总是具体有形且被内涵化。身体，它既是宗教人士的修身之所，也是他们求索信仰的得失关键。在关于身体和其产生的形象方面，基督教的言辞透着一股平衡的论调：既对名号贵族化而又对身体蔑视化的一种双重行为。身体具有两面性和无常性，就像寄居在这副皮囊之下的人那样。事实上，教会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达成统一意见，长期以来，其立场一直都处在演变中。在14世纪末起的让·热尔松和17世纪的塞尔斯的圣方济各这两者的思想中，对于一个匀称的身体，他们持一种更为审慎的意见，身体的形象正面积极，这与一种对于世界的悲观解读和关于身体的负面研究角度截然不同，后两者都承袭于圣奥古斯丁和格列高利一世的思想，并且在17、18世纪得到了某些神秘流派和冉森教派的推广演绎。人类不就是上帝创世的一件最美妙的作品吗？目光凝视下的身体，健全优美，它在文艺复兴的艺术品中表现极为丰富，或许具有此倾向的审美正是受到了柏拉图学派哲学的影响。在表现圣徒殉教或神化圣徒的作品中，人们看到的正是这种人体的造型美。亚当和夏娃在被赶出伊甸园之前，身形表现得曼妙和谐。因为人类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而犯下罪孽，这样的躯体完全就是一副混乱、堕落的皮囊，它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天国的世界尤其是圣洁之地，不容许有任何的性欲杂念；亚当和夏娃的身边还生活着成双成对的动物，它们也表现出一种类似的克制。这都是一些无欲无求的生灵之物。在亚当和夏娃铸下无法挽回的弥天大错之前，万物生灵便是如斯景象……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这数百年中，西方社会一直无法摆脱这样一条规则，即在任何社会中，关于身体的意识觉悟都不能脱离于生活的理想和世界观。关于宗教身体的研究分析并不能只限于教会的经文，因而它具有威信和影响力。16世纪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不仅教会关于身体所持的看法并不统一，而且它也必须对另一种关于身体的意识予以重视，后者也是另一种生活的领会和另一种宇宙观：来自乡村阶层关于身体的意识，神奇而不可思议。自中世纪起发生的社会基督教化和农牧文化的旧时背景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身体在后者背景下所受到的影响与其在教会文化中所受之影响并不相同，因为教会文化首先强调的是终极命运，它赋予个体躯壳的只有卑微的价值和昙花一现的瞬间。人类就这样代代传承至今，而宗教权威却不总是这么认为，当它对这些传承产生质疑的时候，它甚至会对此做出否决和对抗的决断。但是，教会还是不能做到全然不顾这些传承的事实；再说，它又拿得出这样做的方法吗？它尽力吸纳那些近似的思维模式；它将笃信宗教这事儿修饰一番，使之变得能为人接受，尤其是多亏了那些受人顶礼膜拜的圣徒，他们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说情者。在笼罩的正统大义的外衣之下，教会教义、民众习俗和医学告诫之间的转变和调和总是被不断地猜度出来。关于宗教身体的研究领域博大精深，虽然人类学家、表象史的史学家和艺术史家已经开启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但这块领域仍然乏见成果。他们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中世纪和近代有关宗教身体的变化发展；但是这个主题确实不是他们的关注焦点，他们只是附带研究触及至此。今天，有关身体在宗教世界中的再现的这部历史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摆在我们面前的便是这项研究的最重要部分。在指定的有待展开的领域中指出研究角度，梳理头绪从而力图阐明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数世纪中的男男女女在与修道士和圣徒的联系中如何感受他们自己的身体，同时考虑宗教权威的教诲和信徒的行为，强调宗教仪式、身体固有的象征体系，这些正是这项研究分析的意义所在：无疑在这种方法中天主教教会的经文起着决定性作用。不仅是经文，而且那些圣像亦是如此。事实上，圣像和宗教论战同时产生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它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暗示力量，随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它成为天主教会维持或重新争取信众人数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利器。在教区民众进行宗教膜拜仪式的地方，圣像一直存在其中，而现在它随着漫天散布的宣传页单也飞进了乡下人那淳厚朴实的内心。因为圣像主要就是对于身体再现的理解，所以这里我们将赋予其该有的作用，图文并茂地进行论述。19世纪承认了生病的权利，这一权利由国家福利加以保障。20世纪则迎来了人的一项新权利——健康权，它被认为是人充分发展的一部分，事实上它主要被理解为接受医学治疗的权利。20世纪身体的历史就是前所未有的医学化过程。西方医学将超出从前想象范围的一些日常生活行为也囊括其中，并纳入研究领域。它已经不仅仅是人们生病时主要的求助对象，而且也变成能够与传统意识方向相抗衡的一种生活导向。它制定行为规范，审查人们的乐趣，把日常生活紧紧地束缚在医嘱之网中。它合理的依据在于人们在身体机能方面的知识的进步，以及它在疾病方面取得的史无前例的胜利。人类寿命的不断延长就是这种医学胜利的一个证明。医学影响的边界在于人类对放弃自主权的抵抗。医学干预已经出现减缓现象，其中有些干预行为涉及人的完整性，有些涉及人类的繁衍方式和死亡方式。这种减缓现象已经引起业内的忧虑，并且同意在此问题上给予世俗社会、政治和宗教组织以一席之地。20世纪身体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剥夺和重新占有的历史。也许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成为自己的医生，自己掌握主动权，自己做出决定。这一梦想来自于将身体透明化的观念，即身体应该大白于天下、应该被深入探索并最终可以被主体直接理解。我们的20世纪对自己战胜疾病取得的胜利颇感自豪。事实上，与其说它消灭了疾病，还不如说它稀释了疾病，而且完全改变了人们关于生病的体验。“人们再也不知道生病为何物。”哲学家让克洛德·博纳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如是说。以前，疾病总是在当下发生，身体随之成为上演一部壮观戏剧的舞台。延续数日的仪式展开，整个家庭都沉浸在焦虑以及治愈疾病的希望之中。其中的重头戏就是“病危”，它是希波克拉底派医学著作偏爱的主题，它是决定病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一切顺利，在很快退烧之后，病人会汗、尿皆如雨下，危机由此得到解决。“精疲力竭的病人终于愉快地睡着了。”书上常常这样写道。过去，人们对疾病和让人望而生畏的死亡的体验常常伴随着一种再生感和对大自然甚至医生的感激之情。但是，随着20世纪末的临近，这种体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而且它也不再意味着病愈时的幸福时光了。时至今日，为了尽快恢复工作而被系统实施的抗菌素疗法缩短了人体痊愈的时间。抗菌素会让人体疲软，这是人们常常相信的说法。这种说法再不愿意承认疾病会使肌体的力量面临挑战。医生们认为在当今社会焦虑感一直存在，他们对此忧心忡忡，建议进行更加强有力的治疗以缩短病痛时间，并以更快的速度把病人送回前线、学校、工厂或者办公室。关于疾病的体验在童年时期变得更加罕见。今天的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麻疹、百日咳，或者痄腮，他们已经得到了系统的、强制性的疫苗注射的保护。母亲们陪伴在他们床侧的时间也大大减少。对疾病的体验由此在人的生命历程中被推迟，被面对不可知病痛的焦虑稀释了，并且一直推迟到生命的终点。疾病本身也会稀释在空间中。城市中的医院已经逐渐不再是潜在感染源的代名词了。住院病人的数量也在减少。昔日的高墙使医院与世隔绝，今天的医院已经对城市开放，常常建在商业街的周围，医生与病人就在街上并肩而行。在距人们提出取消医院的革命性要求两百年之后，只在白天住院，以及在家中接受治疗的尝试更加坚定了关于病人与健康人之间友好共处，甚至地位平等的思想。健康与疾病并非对立的两极，它们在每个个体内部以不同程度结合起来。或者说疾病只是健康所经历的一次沧桑，抑或是健康的一个构成因素。乔治·康吉杨是一名当代认识论专家，1943年他在《正常与病态》一文中所表达的，并且在去世不久前又加以强调的主要思想，即疾病其实是一次无法避免的考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测试和强化肌体的防卫能力。疾病不会给人留下伤痕，相反，它只是以某种方式让生者更加有特点而已。与此同时，对健康的关注在策略上已经超过了对疾病的关注。如果说18世纪的关键词是幸福，19世纪的关键词是自由，那么20世纪的关键词就是健康。1949年，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健康权列为全世界人民的一项权利，由此赋予人类一项新的权利。今天它已经被写进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涉及身体、精神和社会的完整状态，上述几点成为不可回避的参考指标。它认为，人如果没有疾病或已知的残疾就是健康的。它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理想，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对健康的定义延展至整个生物学、社会学领域实际上使得拥有这种幸福的状态，这种难以把握的权利成为一件希望渺茫的事：因为健康不仅仅是生理学家兼外科医生勒里什提出的最低定义，即各个器官处于顺从、安静状态的健康，还包括广泛的健康，即尼采所说的大健康。健康成为真理和身体的乌托邦，成为保障社会秩序以及未来更加平衡、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之关键所在。这样的定义将健康置于超出医学学科的轨道之上。但是健康权事实上已经被唯一清楚其含义的业界所垄断。医疗事业的普及开始于19世纪中期，伴随着重要的社会化事件——入学、入伍、旅行、选择职业，身体落入强制之网。公共权力的支持使医生成为管理身体所必需的中间人。法国1902年通过的法律规定法国人之后必须注射预防天花的疫苗，而且发现某些疾病之后必须汇报，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纪。为保护公众健康，国家成立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可以暂停某些私人的自由（如注射疫苗）。我们把身体的全部束缚像对待一项过去的可耻遗产一样弃之不顾时，却不知我们对这些束缚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没有立刻意识到这是对身体的侵犯。医疗的普及是否也意味着儒勒·罗曼在《克诺克医生》中诙谐地搬上舞台的那种现象会成为现实？如果医生在所有的公共和私人事务中都被当成专家，那么所有的健康人都是有病而不自知的病人了。过去，病人需要将医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不知道、不了解原因却在承受恶果的病痛上去。今后，医学知识将远远超出把器官及其沉默的运行都包括在内的症状。再说什么标准化就是不适宜的了，最多可以谈谈平均值以及它可被信任的时间段，而且数据都倾向于定义一种风险而不是一种病理。我们怀有新的原罪，一种发端于我们的基因，形式多样的风险，它受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而改变。从此之后，等在候诊室里的就会是50亿人了。这里出现了关于20世纪身体大冒险的悖论。受制于追求体面的理想，展示疾病不再合乎时宜。身体是一处人们必须努力显得健康的场所。然而任何领域的医学，尤其是预防医学，都坚持打破这种宁静，并宣称在每一个人的体内都存在这种秘密的混乱。医学强调预警信号，发明了普查以及定时体检的方法，如果有家族病史，那么检查的频率还要更高。预防医学的发展使得疾病的体验跳过了某些程序，它的最新形式即研究基因的预诊医学更加扩大了这项运动。现在，医生不仅在努力揭示接下来几天的发展情况，而且还能预言未来。是否应该限制使用抗生素，是否应该接受转基因食品，促进组织与器官的传播？是否应该救活更低体重的早产儿，是否要承认胚胎繁殖作为保存器官（医疗克隆）的合法性，禁止抽烟喝酒？策略毫无过渡地从预防跳到了预言再到预警，或者说把所有这些时间方式结合起来，它将取消健康与生病之间的区别，而选择的多样性使策略的定义显得急迫而且难以确定。20世纪的流行病学为瓦解健康与生病之间的区别作出了很多贡献。疾病在“同期人口”中的可能性具有抽象的形式：“同期人口”这一专业词汇来自古罗马军团，指流行病学家追踪调查的人群。在数千名医生接受十年以上的跟踪调查之后，英国医生理查德·杜尔才于1954年得出结论：吸烟会导致肺癌。烟草在过去被当成万灵药，尤其是在病人失去知觉的时候使用，此后被列为主要的致癌源之一。当然，一些百岁老人也抽烟。但是数学公式可以计算出与香烟的数量、吸烟的时间以及吸入烟雾方式有关的致癌的相对风险。关于烟草与癌症关系的调查已经成为一个样板，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所有的病理学。笼罩在特定人群或者普罗大众头上的风险的概念，即使分布不均，也有助于减少疾病的发生。根据英国人的经验，医生们由此开始探寻疾病的因素而不再是原因。导致疾病出现的正是个人先天的基因结构，以及与自然、社会文化或者职业环境有关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一种概率论正摆在当代诚实的人面前，号召他像以前审视自己的灵魂那样盘点自己的身体。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关于身体的秩序。这种概率论计算身体的能量和能力，力求优化它的运转。如果说在公共健康方面，权力的介入见证了米歇尔·福柯所谓“生活的政府性”问题，那么它同样也刺激了自我的忧虑。品行良好的公民难道不应该根据科学的强制性规定改变自己的行为吗？疾病稀释在身体的无限空间里，个体在面对他们不能自如谈论的东西，即疾病和疾病蕴含的死亡能量时会感到孤独，而现代性正是以个体的孤独为特点的。人类学家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把疾病列入研究的新章节。身体的不幸创建了在这一扩大的领域里进行文化比较的里程碑。由此看来，20世纪对疾病的胜利，人们争先恐后庆祝过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只是一场代价惨重的胜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