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上）
摘要：明清以来对八股文的鄙弃和抨击，使这种文体及其写作难以进入当代的文学史叙述，当八股文这一庞大的写作事实被文学史话语遮蔽时，明清时代笼罩在科举阴影下的文学生态也部分地被遮蔽了。本文试图通过当时人们的自述来重构当时处在科举阴影中的文学生态，说明举业如何给文学创作造成极大伤害，甚至从根本上褫夺了人们在文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可能性，从而对明清时代的文学写作及其命运付以新的理解。
科举制度和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迄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唐代有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两部力作外，宋元以后便无专著探讨。到社会生活愈益复杂，史料愈益丰富的明清时代，相比科举制度本身，有关科举和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显得尤其缺乏[1]。盖明清以来对八股文的鄙弃和抨击，已使这种文体及其写作难以进入当代的文学史叙述。这一看似顺理成章的结果，无意中竟伤害了文学史生态的完整——当八股文这一庞大的写作事实被文学史话语遮蔽时，明清时代笼罩在科举阴影下的文学生态也部分地被遮蔽了。这一缺陷影响到我们对明清文学的整体认识，因为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同样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只不过不是像唐代那样激励了文学技巧的钻研、文学才能的磨炼，而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八股文以外的文学修习。清初黄生曾说：“谈诗道于今日，非上材敏智之士则不能工。何也？以其非童而习之，为父兄师长所耳提而面命者也。大抵出于攻文业举之暇，以其余力为之，既不用以取功名，博科第，则于此中未必能专心致志，深造自得，以到古人所必传之处。”[2]这还是从用心之专的角度说的，施闰章更从教育到出版，对当日的文学写作表达了近乎绝望的无奈，他说：
今人考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包括我自己，往往从文体表现机能的演进及文体资源的开掘来审视文学发达的可能性[4]。然而文学在不同时代，还受到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总体上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决定了人们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写作，它和社会的普遍需求是什么样的关系。参照我们亲历的当代文学史，我们不难体会政治环境和商业氛围对文学生态的巨大影响。而在明清两代，对文学生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环境因子是科举。围绕八股文而形成的一整套科举文化体系，构成一种文化环境[5]，文学写作在它的巨大压力下扭曲变形。从黄生、施闰章的议论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是多么深刻感受到，举业如何给文学创作造成极大伤害，甚至从根本上褫夺了人们在文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可能。他们的感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当时从事文学事业的人们又怎么看？这关系到如何看待明清时代的文学生态及文学写作的命运。弄清这一点，对我们整体把握明清文学的历史特征至关重要。
一、明清科举的时代特征及对士风的影响
科举是从隋代正式形成的考试选拔制度，历唐宋愈益完善。明朝开国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0）诏令开科举，翌年二月正式举行首次会试，从此确立明清两代科举的制度形式。其考试科目，“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6]。考试文体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明代科举不同于唐宋的实质在于相应的官吏擢用制度。洪武三年，明太祖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明史》卷七十）这就彻底堵死了往代所有的其他出仕途径，将士人统统驱赶到科举一途上来。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看，明代一科取进士少则几十名，多也不过三百余名，清代略同。两朝人口较唐宋时代剧增，而取士名额不增反减，使得本不宽敞的科场变得更加拥挤，竞争也格外地残酷。袁枚说“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无甲乙，无目，其途甚隘。古进士多至八百人，今进士率三百人，其进甚难”[7]，这的确是明清科举的实情。
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颁布《科举成式》，规定经义所据注解，调整考试科目，二场在原有的论一道上又增加了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由原先的策一道变为经史时务策五道，明显增加了实用文体的份量。这样，除初场试经义四道、四书文三道外，后两场主要考察的是公文写作和综合知识，促进了科举的务实倾向。这种改革原出于崇本抑末的动机，所谓“先之经术以询其道，次之论判以观其学，次之策时务以察其才之可用。诗赋文辞之夸乎靡丽者，章句训诂之狃于空谈者，悉屏去之”[8]。但对举子来说，最关键的仍在于首场的八股文，钱大昕说明代“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考官阅卷往往也只看首场三篇四书文[9]。清代照旧，“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清史稿》卷一○八），首场不售，以后两场再好也白搭。而八股文体式之严、考试之难，则有如彭蕴章所说：
更兼八股文的写作过程缺乏抒发性情和随意挥洒的乐趣，故人称“磨难天下才人，无如八股一道”[11]，而八股文的学习对士人来说就成为人生莫大的痛苦：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只有学校出身的生员才能参加乡试，而生员资格的获取必须经过县、府、院三级考试，再经受岁考和科考，以维持生员资格，并竟争取参加乡试的机会。士人自童生为秀才，由秀才考举人，由举人试进士，奔走风尘，白首场屋。铩羽者固然悲叹“年年随计多辛苦，十上风尘竟何补”[13]，即使侥幸搏得一第，也是“白首穷一经，得禄未足喜”[14]。对大多数人来说，功名总是晚来，而晚来的功名总不能补偿那为此耗尽的青春岁月。想想最富有生气、性情最为活跃的青春岁月，最终消磨在僵死无用的文字中，这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创造力来说是多大的损失，而对文学之士的写作能力又是多大的伤害！
在明代，也许八股文体初创，人们还有一些新鲜感；也许为此付出毕生心血，人们倍加珍视。总之，八股文名家对本朝时文也自视为一种创造。如艾南英《答杨淡云书》说：
纯粹从写作的角度，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但问题是八股文究竟何补于世何益于人，没有人能举出有力的结论；相反其脱离实际、无所用于世，却是千夫所指，众口一词。梁份《复贺天修书》写道：
周吉《冒辟疆文序》也说，“国家以文章取士，非专重文章也，重乎其文章之人”，因为文如其人——“文神骨棱层者，其人必脂韦不入；文丰致高洁者，其人必风尘不染；文规矩自绳者，其人必波流不迁”。话是这么说，“今日海内操觚家，自负为宗工巨匠不少，然有当于此者寥寥。岂章句之学不足凭，竟貌是精去，而其人卒无所用于世耶？盖圣贤之语，皆是修身仪型，治平药石。吾未能内治其心，而仅图捷售于外；拈一题模空杜撰，而真血脉不存；终身与理远，而徒矜膺质售世：又何怪乎其人卒无所用于世也。况效颦西施，文亦不终日为识者鄙乎？”[17]这番话从科举的意义到实际结果，很典型地表达了明清之际人们对科举的看法，八股文与道德修养、政治才能、性情识理乃至文学创造的相关性被彻底否定。
本来，明代社会经济的发达曾为文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兴盛的印刷业、成熟的图书流通体制带来图书的极大丰富和普及，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然而遗憾的是，这一良好的机遇并未带来相应的学术繁荣，以至明人自己对此也叹恨不已：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语出焦竑《笔乘》续集卷三，原是对本朝士大夫侈谈心性、空疏不学的批评，胡应麟这里取以批评科举之士，则着眼于八股文的影响。盖明朝士大夫的不学，除阳明心学的影响外，举业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沉溺于举业的经生，鄙陋不学已到极可笑的地步。如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载，一督学出《诗经》题“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生员不知出处，出而语人曰：“圣经中如何亦有西方菩萨之说？非观世音不能当也。”此生巨富，不久即中举[19]。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也记宋琬言曰：“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20]这由举业与心学共同导致的空疏学风，被清代学者一致认为是明代覆亡的首要原因。清人总结明亡天下的历史教训，推原空疏学风产生的因由，往往将八股举业与心学相提并论，予以无情的批判。
（古代殿试场景还原，网络图片）
二、时文与传统文学的价值分裂
考试作为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至今尚无更好的方式取代。但考试是否真能测验应试者的水平，却很早就为人们所怀疑。宋代邱宗卿说“场屋之文如校人之鱼，与濠上之得意异矣”[21]，田艺蘅则认为考试“言行未必其相符，而德业未必其相副也。盖是者恒十三，而非者恒十七矣”，都对考试制度本身的有效性表示了怀疑[22]。当然，在网罗人才的抽象意义上，人们对科举制度也不无颂扬，尤其是像宋濂《庚戌帝畿乡闱纪录序》、《会试纪录序》这类有关考试记录的文章。但具体到科举对社会的影响，比如教养，明代梁潜就说：“经义论策，以为取士之一端则可也，以为天下教养之格律则不可。”[23]清承明制，殷鉴不远，人们对八股取士的流弊已看得很清楚，于是八股文就成了众矢所集的批判目标。
八股文就其发挥经义的内容来说是一种知识形态，而就其缜密的文体结构及写作难度来说又是一种文学形态，不幸的是八股文的写作实践非但没有光耀知识和文学，反而扮演了反知识、反文学的角色。明清两代学人对八股的批判也因此深入其反知识、反文学的各个层面。如王阳明《重刊文章轨范序》指出举业对宗圣向道之志的戕害[24]，其后学黄宗羲的门人郑梁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科举兴而圣学亡”的结论[25]。清代陈瑚《同学会艺序》揭示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和才能取向的总体影响[26]，顾炎武在《生员论》中论述举业对士人器识的销磨[27]，邵长蘅《赠王子重先生序》从古今教育体制的不同指出举业对学问的排斥[28]，言之无比沉痛。在清代的文集、书信中，常见对幼年“馆塾不令读八股之外文”经历的回顾[29]，无奈中不乏解嘲的味道，就像魏象枢所深慨的：“只因八股文章，担阁了多少学问！”[30]焦袁熹答曹谔廷书说：“弟自幼不曾读书，虽本经正文未必字字看到，无言熟也。用功稍多者惟八股耳。”[31]在经学最盛的清代，一个著名文人竟然连本经正文也没通读过，多么不可思议！八股试题虽出自经书，但八股文却排斥经学本身，更不要其它学问了。所以阎若璩站在遗民的立场上反思明代历史，会说“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直追配古唐宋及元者，八股时文害之也！”[32]魏世俨说“甲申之变，公卿束手屈膝，绝未尝如汉、宋之断而复续者，未必非八股取士之流弊也”[33]，更将明代灭亡的惨痛教训与八股联系起来，表明时至清初，人们已彻底看清了八股取士的恶果及其所主导的教育的失败。钱谦益斥八股为“俗学”[34]，郑梁嗤之为“灰尘”[35]，李雯斥之为“误国之物，无用之具”[36]，庞天池断言“今之必不能传于后者，八股也！”[37]批判和抨击八股文的声浪在清初达到了顶峰。
对八股文体裁僵化、困人神智的普遍憎恶，使得诗古文作家总是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时文作家区分开来，于是能文之士明显地划分为时文作家与文章作家（包括诗文赋词曲）两个阵营，诚如刘绎所说：“文无所谓今古也，盖自制义兴，而风会趋之。学者习乎此，则纡乎彼，于是遂视如两途。”[38]但由于科举主宰着仕途，人们面对八股文显出万般无奈的矛盾心理。道光间山东作家王晓堂有诗云：“菟册思将坚处钻，求工八股学寒酸。固知此物原无用，不到名成弃转难。”[39]最好的结果是早将门敲开，好快点丢掉敲门砖，专心治古文词之学。袁枚《答袁蕙纕孝廉书》说“仆科第早，又无衡鉴之任，能决弃之，幸也；足下未成进士，不可弃时文”[40]；古文名家朱仕琇说“近世李西涯、王济之、何大复、高子也、王道思、唐应德、王贻上、李厚庵俱早宦，何病于学？若储同人以老诸生，自述科举败其业，尤甚病也”[41]，都是这个意思。为此家族长辈谆谆告诫后学：“做举子业，宁苦三年，不苦一世；若不肯苦三年，则苦一世，终无有成。”[42]这种现实策略，使时文和诗文两种文体不是到作家扬名立万之日才分疆划畛，而是在幼学启蒙时即已分道扬镳。李绂《应敬庵纵钓居文集序》有云：
毛奇龄《吴应辰诗序》亦云：“旧习举义者，戒勿为诗；而为诗者，谓为举义家，必不工。”[44]在这样的教育中长成，两种文体在士人心目中常判若泾渭，势若水火，“工于时艺未必长于古文，或好古之士，又以八股为不急，往往略焉”[45]，甚至出现汪懋麟《雄雉斋选集序》的更绝对的说法：“方今制科取士，专试时文，士皆斤斤守章句，习程式，非是则目为外道，而于诗尤甚，曰旁及者必两失。然则诗非绝意进取、山林穷僻之徒，未有能专工者也。”[46]不仅如此，两派作者还从各自的价值观出发相互轻视。“好古者每薄视时文，为时文者亦笑其违时而取困。”[47]其相轻的理由不只在对方不切于实用或不切于时用，更在于写作才能此长彼短，一人不能兼擅。蒋汾功《从兄绍孟杂稿序》说：“国家功令在制举业，而诗文之学未尝不见推于世。是故言乎决科之利，则制举业为先，而诗古文为后；言乎行远之功，则诗古文为重，而制举业犹轻。斯二者情相左也。各有所专，遂各有所就，而兼工者难矣。兼其可兼，又利其所利，蕲两得者，益难言之。”[48]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兼工两种文体的作家，那通常被认为是秉赋杰出才能的人[49]。一般人遇到古文、时文兴趣上的抵触，总是先时文而后古文，先取功名后读书。就像曹谔廷说的：“尝考古人大有成就者，皆自弱冠左右即了科举一事。故志欲早得志于场屋，然后一意读书，为古人之所为，以偿其夙愿。”[50]但这显然是个很艰难的历程，不啻是在用青春与科举相博。结果除了像宣城梅氏、新城王氏、武进庄氏那样的簪缨世家，家塾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子弟能够顺利取得功名外，大多数士子都不免为输家。老于场屋，白首无成，固然是血本无归；即便侥幸博得一第，而后从事文学，终究也嫌太迟了。
乾隆间古文名家朱仕琇曾自述“生平精神十九耗于时文，以隙治古籍”[51]，古文家方濬颐《答于汉卿书》也称抱诗癖者垂四十年，通籍后始弃帖括而为韵语[52]，四川名诗人彭端淑晚年回顾写作经历则说：“余一生精力尽于制义，四十为古文，五载成集；近五十始为诗，今已二十五年矣，总计前后所作六百余篇。”[53]至于中年绝望于科举而走上文学道路的，如陈栩《栩园诗话》载沈宗畴“幼习举业，未尝留意诗词，三十后两耳聋废，绝意仕途，乃纵情诗酒”[54]，则出于一种庆幸之情，夹杂着憾恨和无奈。钱谦益《复徐巨源书》中，谈到古人分年读书之法，感叹“自少及壮，举其聪明猛利、朝气方盈之岁年，耗磨于制科帖括之中。（中略）侵寻四十，赁耳佣目，乃稍知古学之由来，而慨然有改辕之志，则其不逮于古人也，亦已明矣。”[55]陈玉璂《徐竹逸愿息斋文集序》和邵长蘅《赠王子重先生序》也提到古人的读书分年法[56]，这显然是清人的一个情结，对自身启蒙教育深感不满和无奈的情结。他们对个人乃至本朝文学总体上无法与前人竞争的所有憾恨，都可以追溯到这一点。
八股文作为仕途的敲门砖，对科举及第者固然是已陈之刍狗，在科举绝望者也弃若敝屣。这决定了它在价值上面临永恒价值与社会评价的分裂。时文可能有一定的社会评价，但肯定与永恒价值无缘。韩程愈《明文潭抄序》写道：
钱谦益像庞天池一样，也断言时文必不传[58]。在与人书中又说：
我所见到的最深刻地阐述时文与文章的价值对立及其根源的文章，是陆庆曾《冒辟疆文序》。作者首先提出朝廷科举和民间月旦两个评价体系的并存、对立及其舆论力量：“科目之权在上，文章之权在下。在上者重之而适以轻，在下者轻之而适以重，其势然也。”在这种形势下，科目之士和文章之士的现实成功与实际的成就感产生极大的反差：
这种反差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由否定时文价值进而对科举能否测验写作才能产生怀疑。周镐《汪恬庵先生时文序》云：“自世以科名为轩轾，而文无定评。其得者必不肯曰天也倖也，文之功也，其失者亦不敢曰天也屈也，文之罪也。”所以究竟“科第重文章耶，文章重科第耶？”就成了让人困惑的问题。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两不相关，所谓“科第不足重文章，即文章亦何足重科第?”[61]这一方面令“工为制举业者必兼为诗，即上不以此取士，又无人督之使必为，而士若非此无所容于世者”[62]，另一方面让人产生“古之取士以经史词赋，故文学与名位常相合；今之取士以帖括制义，故文学与名位常相离”的印象[63]。这种印象甚至波及试帖诗，导致试帖诗在人们观念中也产生价值的分裂。陶元藻《唐诗向荣集序》说“有素以诗名而工为是诗者，亦有素不以诗名而工为是诗者”，这就是说试帖诗与诗才并无直接的关系。
基于这种价值观，作者对时文、试帖与诗古文词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申颋《耐俗轩课儿文训》云：“书记序传之文切于人事，人自不能废也；诗歌声韵之文，无益人事而人自乐为之者，性情之业。独时文一道不切人事，无益性情，苟非设科取士，则无一人为之矣。”[64]时文结构之复杂与表现技巧之简单，令写作者享受不到创造的乐趣，惟余愤怒和无奈。陈文述为厌薄举业的侄子葆鲁选时文，题两句告诫道：“切莫横行学螃蟹，祗须依样画葫芦。”[65]时文的这种德性让人说不出的厌恶，又让人哭笑不得，以至有人戏拟为画中之猪。或骇然问其故，答：“牛羊犬马各有专家，曾见有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所流传字幅，诗文词赋以及杂言小说，无不可书之屏幛，曾见有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66]所以同样是写作，在诗古文词和时文之间，作者的学习态度和写作目标遂有崇高、苟且之分。罗孚尹《与罗元玉》有个通俗的比喻：“吾辈作时艺，如业履然，履无十日之寿，而业之者亦只计其售耳，不问之十日以外也。作诗作古文词，若铸宣铜，虽售只一时，而作者之心则无有不欲其久远者。”[67]惟此之故，人们对作品的珍惜程度也全然不同：诗古文辞，零章片楮必加收拾；举业程文，则塞向覆瓿，弃之恐不及。八股文通常不入文集，试帖诗也不入诗集，少数名家工为此体，不忍自弃，或坊贾射利，往往单行其书，如王鏊《守溪文稿》、吴锡麒《有正味斋试帖》之类，但那也要做得好到超过或不亚于作者的古近体诗才行[68]。
注释：
[1] 关于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已有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黎明书局，1932）、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1933）、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丁榕萍《明代国子监教育与科举之研究》（台湾华光书局，1975）、刘兆瑸《清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7）、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中央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等专著，而关于科举和文学关系的研究，最近有司马周《为儒有幸逢明主，及第由来拜美官——洪武科举制度与诗文之关系》，《江苏文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 黄生《诗麈》卷二，《皖人诗话八种》，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85页。
[3] 施闰章《天延阁诗序》，《施愚山集》第1册，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41页。又见梅清《天延阁删后诗》卷首，康熙刊本。
[4] 详蒋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
[5] 有关八股文化学术体系的问题，可参看罗时进《论中国明清时代的八股文》，《花园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31号，京都，花园大学文学部1999年版。
[6] 《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693页。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考，吴伯宗《荣进集》载其明代首科洪武四年（1371）会试中式之文，尚无八股之法，盖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成化以后始定为八股之体也。
[7]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答袁蕙纕孝廉书》，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1页。
[8] 茅大芳《希董堂集》卷上《乡试小录序》，道光十五年重刊本。
[9]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六“三场”条钱大昕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0] 彭蕴章《归朴龛丛稿》卷十《又书何大复集后》，同治刊本。
[11] 伍涵芬《读书乐趣》卷六，康熙刊本。
[12] 俞琬纶《与客》，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九，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13] 张羽《静庵集》卷一《送金秀才归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刘琏《自怡集》《遣兴五首》之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三，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16] 梁份《怀葛堂集》卷一，豫章丛书本。
[17] 冒辟疆辑《同人集》卷一，道光间冒氏水绘园刊本。
[18] 胡应麟《少石山房笔丛》卷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68页。
[19]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页。
[20] 王士禛《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21]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翁元圻注，道光刊本。
[22]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十七“非文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5页。
[23] 梁潜《泊庵集》卷二《务实学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75页。
[25] 郑梁《郑寒村全集·见黄稿》卷一《送王文三之钱塘序》，康熙间紫蟾山房刊本。
[26] 陈瑚《确庵文稿》，康熙刊本。
[27]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28] 邵长蘅《青门旅稿》卷三，康熙间家刊本。
[29] 黄中坚《蓄斋集》卷六《与大瓢山人书》，国家图书馆藏钞本。
[30]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七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31] 焦袁熹《此木轩文集》卷一《答曹谔廷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稿本。
[32]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一，乾隆十年家刊本。
[33] 魏世俨《魏敬士文集》卷一《复外舅曾止山先生书》，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宁都三魏文集附。
[34] 钱谦益《初学集》卷七十九《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1页。
[35] 郑梁《郑寒村全集·见黄稿》卷二《范国雯稿序》，康熙刊本。
[36] 李雯《冒辟疆文序》，《同人集》卷一，道光重刊本。
[37] 张潮《幽梦影》卷上评语，雍正刊本。
[38] 刘绎《存吾春斋文钞》卷二《笃志堂古文存稿序》，同治刊本。
[39] 王晓堂《历下偶谈》续四，道光十一年自刊鹊华馆三种本。
[40]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答袁蕙纕孝廉书》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1页。
[41] 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卷二十七《又与石君书》，乾隆四十七年家刊本。
[42] 彭任《草亭文集》《示儿仁方》，民国十三年刊本。
[43] 李绂《李穆堂诗文全集·穆堂初稿》卷三十四《应敬庵纵钓居文集序》，道光十一年阜祺堂重刊本。
[44] 毛奇龄《西河文集》序十，乾隆间萧山书留草堂刊本。
[45] 汤来贺《内省斋文集》卷二十《许师六文集序》，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46] 顾图河《雄雉斋选集》卷首，康熙刊本。
[47] 黄定文《东井文钞》卷一《史耕应时文序》，清刊本。
[48] 蒋汾功《读孟居文集》卷三，乾隆刊本。
[49] 张世炜《秀野山房二集》徐时夏序云：“国朝仍前朝八股取士之法，学者无不争事帖括。父命其子，师教其弟子。舍是莫由矣。而为诗古文辞者，非有兼人之才弗能也。”道光二年重刊本。
[50] 焦袁熹《此木轩文集》卷一《答曹谔廷书》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稿本。
[51] 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卷二十二《又答雷副宪书》，乾隆四十七年家刊本。
[52] 方濬颐《方忍斋所著书·二知轩文存》，台湾联经事业有限公司影印本。
[53] 彭端淑《白鹤堂诗稿·晚年稿序》，同治六年彭效宗重刊本。
[54] 陈栩《栩园诗话》卷三，光绪间刊本。
[55]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4页。
[56] 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序四，康熙刊本。
[57] 韩程愈《白松楼集略》卷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康熙刊本。
[58] 康乃心《莘野文集》卷八《论文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抄本《莘野先生遗书》本。
[59] 钱谦益《与人》，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三选·结邻集》卷十三，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60] 冒辟疆辑《同人集》卷一，道光间冒氏水绘园刊本。
[61] 周镐《犊山类稿》，嘉庆二十二年启秀堂刊本。
[62]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九《与镜庵书》，康熙刊本。
[63]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八《潘饮人诗序》，康熙刊本。
[64] 申颋《耐俗轩课儿文训》，清刊本。
[65] 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十《苏孙侄秋赋归适举一子赋此示之即赠三娣王雪清夫人》自注，同治十三年重刊本。
[66] 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又见王用臣《斯陶说林》卷八，光绪刊本。
[67] 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二选·藏弆集》卷三，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68] 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五，光绪八年刊本。
文章原载于《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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