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刘洪镇的书法“乌托邦”，令人感佩！
由于受碑学二百余年的桎梏，当代帖学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从一个长时段的书史眼光来看，当代帖学还只是处于一个弥合传统断裂的恢复过程中，其中还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很多观念的干扰与困惑。按孙晓云的理解，当代书法是一个“无法”的时代。所谓“无法”，即是传统笔法——二王帖学笔法已失传。因而，她对当代书法是颇为悲观的：“坦白地说，我们学传统，充其量只是将字型结构笔墨粗细临得像一些罢了。本世纪出生的人，若没笔法的传承，是完全不知道不解笔法。更何况运用笔法。我们能够形似古帖，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少则十年，二十年，多则一辈子。”（《书法有法》）
刘洪镇 行草横幅
如果承认上述背景，相信每一个写帖的书家都轻松不起来。不过，当代帖学的处境正走向兴盛，似乎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且当代帖学在技法与观念两个层面都突破了赵董帖学末流的异化，同时借助后碑学思潮，当代书法由民间书法——敦煌残纸写经一系，对二王帖学笔法探寻研悟，也获得了积极的效应。在当代帖学转换中至少有三种模式与力量并存：一、学院化帖学解经模式；二、形式分析与民间书法同构解经模式；三、传统笔法破译解经模式（上两种模式皆出于学院），这三种模式与力量共同构成了复兴当代帖学的基本支撑，缺一不可。
陈忠康的帖学实践无疑属于学院化经典解经模式，从其创作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忠实的古典主义者。陈忠康不热衷于观念，而是从帖学实践入手来接近释疑一些积淀的帖学笔法问题。而回归魏晋二王帖脉是其一大关切和宗旨。他由《圣教序》和羲之手札入手的帖学实践，使他有效地避开了赵董以来的帖学陷阱，提示出当代帖学家的帖学笔法与审美观念。作为20世纪90年代得时誉的帖学家，他在一个并不十分有利于帖学创作的书法时代氛围里，却以他对魏晋二王帖学的独到诠释赢得书界的关注和肯定，被视为当代中青年帖学代表人物。其创作影响力很大，一时追其学帖者景从。
刘洪镇是陈忠康帖学门风的翘楚。他由陈忠康预流二王帖脉。其书以正奇二极示人。正者示人以魏晋二王行草，笔致松活澹宕，颇具文人逸致；奇者则见于行书、碑派楷书、隶，风格嘡嗒，笔法夭矫，于率化中见放旷。业师陈忠康于月旦评中，对其极具褒赞推迈，其为“当代帖学高手非虚誉”，惜赏之情溢于言表：“目前他有二种书最为出色。一是取法米芾的行书；二是取法于二王刻帖中的行草书。他的兴趣主要在帖学书法，尽力挖掘帖学简札的美学旨趣，淡逸松活而见韵味。其笔法灵动，锋颖起倒自然，中侧互见，鲜活流丽，节奏明快而不浮滑，谋篇错落有致，整体语言丰富多变。以他现有的书法水平，我觉得已足于立于当今帖学高手之列而不逊色。”
当代帖学力避赵董末流，对于晋唐一体化却也难以回避。刘洪镇由陈忠康讨得帖学之正，而于帖派源流也自需经由一己辩证。在我问到他对目前自身帖学创作满意否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满意。刘洪镇解释说：他于业师陈忠康处获得最大的受益：即是创作观念上的穷源竟流。陈忠康由王羲之到董其昌的多元取法途径，为他打开了面向书史的开放视野；而他自谦于业师最厉害之处——那种来自帖学创作中的内在节奏与韵味表达是他始终心向追摹而没有学到手的。
刘洪镇 草书条幅
规格 83cmx16cm
对应于当下个人面目尚欠缺的帖学创作，对刘洪镇而言，依傍性创作可能是他最欲摆脱的窘况。而创作上的一味精熟却也成为一种悖论：技术上的老到与风格上的依傍。另外，来自笔法上的平面化，可能也面临一种挑战和试错。如擒控与起倒这些更为富有表现力的笔法的阑入，也许是他打破当下一味精熟流走帖学创作所需要关注引入的笔法原素。
当我转换提问角度，问他下一步如何寻求帖学创作转机时，刘洪镇略加思考后说：以米芾为拐点。这自然是一个具有生发性的选择，这使他可以找到一个与个性情感相匹配的书法陈述路径，也自然可以渐次跃离师门风格规定。
刘洪镇 草书横幅
规格 30cm×68cm
事实上，一种具有骨力风格表现和碑派格调的行书创作在刘洪镇笔下已显现端倪。这当然源于他对米芾书法系统地梳理与沉潜及对碑学全面地审视。对米芾的深入研悟，自然使他在笔法上追求米芾的“放笔”与锋书八面的意笔，而米芾的大字书风如《虹县诗》也成为他心仪的对象，这是与晋人帖学不同面向的审美表现，笔法上也融入了唐人书法宏大意趣。
魏晋二王帖学的高度，一在笔法，一在韵味神采。此又非是一般技术论列的问题，而关乎生命境界与学养。“道赋予艺以灵魂和深度”。沈尹默在《书法论》中说：“书学所关，不仅在临写玩味二事，更重要的是读书阅世……山谷论书最着重韵胜，嫌王著的字工而病韵，说是他少读书的缘故。山谷论学习古人文学，也说：”须观其规模及其总揽笼络。这总揽笼络四字就包含着读书阅世在内。要得字韵，就非得有这种修养。使眼界不断地开扩，思想不断地发展不可。”
刘洪镇 隶书对联
规格 138cmx26.5cmx2
由此，帖学的心性化是超越笔法的，更具内在心性问题。历史上每一个帖学高峰时代，书家都是以心性化的生命感性与境界赋予帖学以不同时代的审美表现力，由此是生命境界的高度赋予帖学以高度和审美表现，从而成为帖学史上的“这一个”，而不是笔法本身决定帖学的历史高度。
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是否会对当代帖学生发出别样的认识理解与期许呢？方闻在《心印》中有一段话，堪称名言：
中国艺术家注重道统之重，不强调人为的教条的真理。再三重申，规矩要大于人为的方式。中国学者认为，不具备对传统文化中道的认识，任何独特的或者怪异的思想，不管多么奇特，只能导致妄作，不可能载入新的史册。
依目前书法创作来看，刘洪镇的行书创作围绕米芾为中心，试图融入更为宏大的书法审美理想，如碑学及碑学家如郑孝胥的挺耸开张，民国文人书法的浑穆内敛。而多年居处嶺南，也使他的创作熏染了来自康有为碑学的嘡嗒大气。刘洪镇一再强调说，他有着宏大的碑学理想，希冀整合篆隶行草，打通碑帖间隔，找寻其间共同的笔法规律。他对自己的书法“乌托邦”理想心向往之。但也颇有些无奈地说，自己目前的想法很多，但却较混乱，自己也难以理出一个头绪。刘洪镇无疑是一个书法理想主义者。他的书法“乌托邦”来自他对书法的理想。这是让我感佩他的地方。
赫伊津哈在《历史观念之定义》中说：
历史永远是强加于往昔的一种形式，仅此而已。它永远是对我们在往昔中所寻找的意义的理解与解释。
阮元的碑帖二元史学叙述结构，为我们理解认识书史提供了一种书史方维，并表现为一种效果历史。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帖学与碑学作为两个不同的伟大书法传统，无疑都会将继续创造出伟大的经典和伟大的世纪。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那是书史本身选择的问题。对书法而言，我相信没有不好的传统，只有不好的继承者。因而与其改变传统，不如先改变我们自己。帖学与碑学的未来前途，不是两相妨害，两相抵消，而是各自独立发展，这是尤为重要的，对帖学而言，它的独立发展是书史的需要与召唤。
刘洪镇显示出他这一代书法家，面对书法史的姿态。他们是充分个性化的。对书法他们既显示出来自历史未知的困惑，同时又有着来自主体的自信和坚守。书法将会没有悬念地在他们手中延续下去，只是需要追问和反思的是，他们会给书法带来什么呢？
刘洪镇
刘洪镇作品选刊
隶书对联
编辑 ▏游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