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知的故事里,创造未知的可能

■记者 陈俊珺

近日,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在上海完成了首轮演出,引发观众热议。

千百年来,这个故事被不断地改编、演绎,充满了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辨,对人性维度的探索。

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导演徐俊及主创人员是如何赋予这个经典故事以全新的生命的?

一颗悲剧的种子

2017年夏天,导演徐俊在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交流,他了解到由英国诗人詹姆斯·芬顿改编的英文版话剧《赵氏孤儿》曾于2012年上演,在英国收获了广泛赞誉。找来剧本仔细读完,徐俊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赵氏孤儿》如一颗种子,落入了他的心中。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的史书中,发展成形于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1731年,经传教士马若瑟翻译,法文版《中国悲剧赵氏孤儿》成为第一部传入西方的中国戏剧作品。1755年,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根据它改编了一部戏剧《中国孤儿》,他在开篇的作者献词中如此评价:“《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时至今日,《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

许多人都知晓赵氏孤儿的故事,但当其呈现在当代观众面前时,有两个问题难以回避: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杀?(程婴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去以命抵命?赵氏孤儿为什么要杀死将自己养大的“父亲”?)无论是在各类古典戏曲还是现当代改编中,这两个问题似乎都没有被诠释得十分清晰。

在芬顿改编的《赵氏孤儿》中,徐俊看到了一种充满现代性的诠释,芬顿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又注入了西方理性与诗性并行的现代观照,让这个故事被赋予了新的意象。与元杂剧不同,在芬顿的剧本中,程婴并未受过赵家之恩,他与公主也素不相识,面对公主孤注一掷的哀求,他选择接受托孤之请救出赵氏孤儿。屠岸贾为了找出赵氏孤儿下令杀光全国的男婴,程婴为保全孤儿和全国婴儿的性命,选择献出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与孤儿交换。此举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意志,来源于他对正义的信仰,亦如为孤儿赴死的韩厥、公孙杵臼等人,他们深信,只有救下赵氏孤儿,护他长大成人,未来才有可能推翻屠岸贾的暴政,还天下太平。“追求正义,直面邪恶,为理想而牺牲的崇高感,是《赵氏孤儿》流芳千古的精神价值。”徐俊说。

赵氏孤儿在解开自己身世谜团的过程中也成为一个主动而自觉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复仇的符号。他心怀不忍却没有逃避,最终选择了正义,在自由意志的决断之下完成了复仇。同时,他又清醒而痛苦地承受着个人情感的撕裂和煎熬。因为他知道自己终究是杀了人,杀了自己的养父,会坠入罪孽和恐惧的深渊,这就是赵氏孤儿的悲剧。

灵魂与翅膀

在《赵氏孤儿》之前,徐俊曾经执导过原创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白蛇惊变》等作品。当他向老搭档作曲家金培达、词作家梁芒提出想改编芬顿的剧本,做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时,三人一拍即合。

文学是音乐剧的基础。徐俊请知名翻译家金圣华、彭镜禧教授操刀,将芬顿的英文剧本翻译成中文,力求呈现中国文字的韵律之美。

思想是音乐剧的灵魂。拿到中译本后,徐俊为了更好地在舞台上展现全剧的思想力量,对剧本做了几处改动。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的儿子无法反抗自己的死,也无权去质疑,是一个被忘却的符号。在芬顿的剧本中,程婴之子的灵魂出现在全剧的最后一场。而在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中,程婴之子的灵魂从一开始就贯穿全剧,成为目睹命运却无权去行动和选择的一种“在场”及一种隐喻,他在剧中不仅对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探寻和质疑,也建立起与其他人物的暗关系。这一角色是全剧最大的亮点之一。

芬顿用了五场的篇幅来铺叙屠岸贾与赵盾等人的矛盾,在音乐剧中则会显得冗长累赘,徐俊对此做了删减,直接进入第六场《赵氏灭门》,在一首歌中完成首个戏剧冲突,并直接引出“托孤”的场面。

赵氏孤儿长大后,程婴借画卷让他了解自己的身世,这是全剧极具转折性意义的情节。在音乐剧中,画卷被立体化处理,以巨幅的舞美装置和人物造型成像,作为全剧的缩影。画内与画外将时空拆分,形成一种观看和贯穿。人物与画框的关系也随剧情的展开而逐渐变化。

“我对剧本的改编,是在高铁上进行的。从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到上海,改编就基本完成了,因为这些想法已经在我心中酝酿了许久。”徐俊告诉记者。

音乐是音乐剧的翅膀。该剧的作曲金培达说:“一部音乐剧的诞生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问我写《赵氏孤儿》花了多少时间,我说我用了60年的人生积累。我希望用我的歌曲去表达故事的主题,让故事中的死亡、命运和选择触发当下的启示。”

《赵氏孤儿》高度写意且充满现代感的舞台设计也让观众眼前一亮。独特的斜平台由台口延伸至舞台纵深。舞台空间依据场面调度及光影构造被分割为不同的场景和区域,时空的转换,在灯光上予以不同的影调处理。张叔平设计的人物造型和服装有着传统元素的细节和现代前卫的轮廓设计。观众席也被纳入了演员的表演区域,仿佛模糊了过去与现在、戏剧与现实的边界,让观众获得沉浸式的观剧体验。

对话

要对得起快速成长的观众

解放周末:从《犹太人在上海》《白蛇惊变》到这次的《赵氏孤儿》,在音乐剧舞台上,您似乎对中国故事情有独钟?

徐俊:做原创音乐剧,要扎根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我长久以来的创作宗旨。中国的历史、神话与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能量和珍贵的宝藏,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挖掘、溯源,并以当下的眼光和思考,用音乐剧的艺术样式去创作呈现。

《赵氏孤儿》是对经典悲剧的现代演绎。这部厚重的题材经过历史的沉淀,矗立于世界悲剧之林,其感人至深的故事、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西方观众眼中的中国。在导演这部戏时,我考虑的是如何注入当代思考,对经典进行开放性的解读,实现与当下观众的交汇共融。

解放周末:近年来,中国原创音乐剧层出不穷,但质量参差不齐。您曾经说,做音乐剧不能速成,在创作的过程中要甘于寂寞。这种体会从何而来?

徐俊:做一部优秀的音乐剧是不可能速成的,尤其原创音乐剧。即便是在创作规律和产业链成熟的百老汇,一部佳作的诞生也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从选题到立项,从朗读会到试演,每个阶段都要经历严苛的评估,而这一过程往往要耗费数年。哪怕一部戏已经开始了驻场演出,上座率的浮动也会影响到它的生命周期。

用音乐剧讲故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各个部门的艺术家都需要将理性法则融入审美的感性动力之中,需要花工本、花时间、花精力,要甘于寂寞。贪多、图快、找捷径,路只会越走越窄。对音乐剧来说,题材、故事和美学风格处于永恒的流动之中,每次创作的过程就是一场对话的展开。待演出之时,观众进入剧场,他们以情感的投入、理性的批判、审美的介入一同参与,戏剧才真正发生了。而舞台作品最神奇的魅力,就在于这个空间内的对话永不落幕。

解放周末:对于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未来,您有哪些思考?

徐俊:中国原创音乐剧面临着一大困扰,音乐剧这一较为年轻的艺术样式刚来到中国时,就是以较高的艺术水准与观众见面的。这十多年来,《猫》《剧院魅影》《悲惨世界》等一批世界经典音乐剧打开了中国观众的眼界,培养了一批音乐剧爱好者。但我们不可能停留于引进国外原版或中文版音乐剧,我们的原创音乐剧必须做出自己的特色。

解放周末:近年来的一些声乐选秀节目,也助推了“音乐剧热”。

徐俊:是的,我们应该珍惜观众的信任,要做对得起快速成长的观众的作品,做能够真正留得下来的、能够让中国人自豪的作品。观众走进剧场看音乐剧是一种消费,但艺术的目的永远是敞开自身、与人交流。我们从历史、生活、文学之中构筑音乐剧的真实,观众在剧场这个奇妙的空间内从日常中抽身,参与一项“仪式”,滋润生命情感。我认为,扎根内生文化土壤,提升音乐剧的原创力,应当是未来中国原创音乐剧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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