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君健记沈从文：“一个难得的语言艺术家，从此就停笔了。”
叶君健：记沈从文
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有许多年了，但他的音容举止仍常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我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朋友——也许他自己不这样想。他是个小说家。我最初获得有关他的印象是通过他写的小说。那是在本世纪30 年代初期，我在上海念高中的时候，那时高中已经分科，即文、理、商。我选读理科，目的是想将来走“科学救国”的那条路，因为我认为中国太贫弱，几天之内就被日本人占领了整个东北，我们这个苦难重重的古国应该通过科学复兴和强盛起来。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之下，我又走向科学的另一面：文学，因为文学的群众性强，可以激励人民，即时起作用，而要等科学救国，看来时间不容许了。当时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非常活跃，出的书刊不少，我逐渐被这些书刊的内容引向文学。我开始课余读些小说。无意中我接触到了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当时是被左翼作家所批判的对象，因为他不问政治。我在感情上也反对他，因为当时国难当头，民生凋蔽，而他却埋头于纯文学创作。我自己当时也练习写点散文和随笔之类的小东西。我倾向于“左联”。但我却欣赏沈从文笔下所流出的故事。他的人物和情节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简单， 朴素，有独特格调。他写得很聪明，文字也很有根底，创造出一种新鲜、精练的文体，气氛是中国的，但风格有点欧化。我从他的作品获得艺术的享受，但我不模仿他——也模仿不了。作为一个写家，他是我尊重的人物。如果“文如其人”有一定的真理性我对他的人开始有一种亲切感，甚至认为他是朋友，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我真正与他见面的时候是在1940年8月，地点是昆明。我那时从香港转道安南去重庆，因为是想体验一下战时首都的生活。但到了昆明，当地的朋友劝我不要急于前往，因为日本飞机正在日夜轮班地搞疲劳轰炸，我到那里只能日夜忙于钻防空洞躲空袭。于是我便在昆明留下来了。我要看的朋友都集中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我在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遇见了沈从文。他和蔼、热情可亲，真有一见如故之感。当晚他就请我在大学校门外一个小饭馆吃晚饭，在坐的还有他的学生、颇具诗才的穆旦。当时教授的生活清苦。这餐饭虽然只有一个荤菜，但已经是很隆重的了。沈从文个子不高，有湘西土家族山民的特点。他穿着一身长袍，倒显得非常清瘦，给人一种白面书生的印象。他说话声音很脆，像讲故事，给人以亲切和诚恳感。自从那次晤面后，我们的交往就自发地频繁起来。我由云南青年作家白平阶的安排，住在迤西会馆楼上一个宽广的房间里，非常清净，除了耗子不时公开发出相互挑情或争吵声音外，我仿如置身古刹，过着一种“遁世”的生活。昆明夏天气候凉，宜于睡大觉，市民上午十点钟左右才在街头出现，更加强这里沉静的气氛。这也表现出一个边陲省份特有的生活方式——那时日本法西斯军队还没有攻打越南，这里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战争气息。在这种沉闷情境下，沈从文每次造访便成为我生活中的大事。他每周总要来一、二次，每次带着他的两个孩子——还没有上小学。这无形地在我的生活中注入了生气。我欣赏他的文笔和他所创造的那些纯朴而又聪明、懂事的人物，但我们却从来不谈他的作品，甚至文学也不进入我们话题。我们的闲谈一般只涉及我们共同朋友间的生活情况及云南地区社会风习和特点。我发现他是一个对生活——特别是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生活——表现出浓厚的热情和关心的人。也许这种特点是他创作的动力。这恐怕也是他当时对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当时批评他的人认为他“不问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一种反动的政治，但是我理解他。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离开他所熟悉的人和物而赋给他以不熟悉的政治，他恐怕只能成为一个写作匠人。那年9月间，重庆开始降雾，日机侵入重庆上空就会迷失目的，我便趁这个机会来到战时首都。为了能住下来，友人介绍我到重庆大学教书。我与沈从文的谈天，便以书信的方式代替。他的信写得很有感情，而且一般写得很长。他叙述昆明的生活和知识分子的活动，娓娓动听。他的一笔行书，也写得整齐，洒脱。增加他的书信的欣赏价值。可惜当时作为一个穷教书匠，物价一日数涨，生活非常紧，这种交谈的兴趣也逐步淡化，最后也变得苍白起来。想必他也陷入了与我同样的生活困境，笔锋也变得迟滞起来。1949年夏天我离开重庆去英国。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面临关键、紧迫的时刻，通邮困难，我们的通信也就断了。解放前夕我从英国回返北京。一到这个新的首都我就当上了干部，每天上班下班，无暇、也无精力寻访旧友。沈从文在我的心里只是一个问号：他这时在哪里？这位一直在创作上执著追求艺术的作家，现在怎样？他是否还在写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方针与他的写作实践协调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一直萦环在我的脑际。忽然有一天在一次美术展览会上我见到了他。在外表上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他仍然是那样儒雅、热情。他已经知道， 我在国外出版过一些小说，但我不知道他的创作情况，是否能够安心写作？我在国外的那几年，正是蒋介石在掀起反共内战、最后发展到共产党展开大兵团的解放战争。我问起他的近况。他只是微笑，仍然是那么亲切，我迷惑地望着他，等待他回答。我们相对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不说话，仍然微笑：“我现在在搞美术工作，奇怪吧？”“你本来是个艺术家，”我也微笑地说。“从文字艺术转化成为观赏艺术，对你说当然也很自然。作画？”他摇了摇头，仍然微笑。“你猜不到，”他说。“也算不上什么艺术——只能说沾上一点边：研究中国的服饰。”对此我感到特别惊奇，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是一个180度的大拐弯。如果说这是改行的话，那么这个改行就改得非常彻底。中国服饰是一门素不被人注意的学科，与现实生活有很大的一段距离。他怎么钻进这么一个冷门？我说不出话来，因为许多杂乱的思想忽然在我的思考中活跃起来。三十年代他是一个现实中人。人们批判他就是从他是个现实中人这个事实出发。他也作为现实中人，硬着头皮顶着向他袭来的批判。他现在是否不能顶住，因而才钻进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中去？他似乎猜到了我的思想活动，又微微笑一笑，把我从沉思中拉到“现实”中来。“服饰是中国古老文化表现的一种，”他说，“得研究它。过去没有人在这方面下功夫。我觉得我可以填这个空。于是我就填了。”“那么你不写作了？”我问。“这个问题你自己也许可以回答，时代变了，新的时代有新的时代精神。我得体会，我得调整我的创作思想。调整过来了，我就会重新执笔，讴歌这个新的时代。” 我点点头，懂得他了。也可以说，我现在真正理解他。他是个诚实的人，一个忠于自己、也忠于时代的作家。在一个新的情势下，他选了一个适合于他的能力和气质的道路。他没有再写文学作品了，在他青年时代热衷的事业上加上了句点。他的生活态度仍然是那么严肃，在新的工作领域中，他潜心研究，贡献了他的整个后半生。他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为中国服饰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成了这方面一个有数的专家。又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与沈从文不见面了——将近10年，那“文革”正在进行的10年。他消失了，几乎是无影无踪。但可以想见，在“臭老九”的名义下，他也宁愿消失，彻底被人忘掉，事实上我自己也处于这种情境之中。但他并没消亡。1975 年一个春天的日子，忽然我家大门的铃响了。我打开门，沈从文就赫然站在眼前。他仍然是那么温文儒雅，满脸笑容，好像是一阵什么风把他从另一个世界吹来似的。他面上一点也没有过去许多年的沧桑所留下的痕迹。我私自对自己点了点头：他是一个聪明、心理平衡的人。他虽然仍然貌似天真，但他天真中却带有几分世故。我们进屋坐下来后，开始开怀饮茶， 又天南地北的扯起龙门阵来，像过去一样。我们什么都谈，只是不谈过去——那像梦一般刚告一段落的过去。他看到我有点疲惫的样子就问我有什么不适。我说最近感觉到脸部和手上有点麻木，医生看后给我戴了一顶初期“冠心病”的帽子。他微微一笑，轻松地说：“摘掉他就得了。我也有这样现象，现在消失了。”“怎么消失的？”“很简单，吃蚕蛹就得了！这是个偏方，降胆固醇。加点油和大葱炒焦吃，味道很好。”于是他开始介绍，哪里可以买到蚕蛹：东城区有个院子，那里有几个家庭妇女组织了一个巢小组，茧上的丝抽光后，她们就把剩下的蚕蛹减价出卖，一斤不过只块把钱。”后来我也真的买了些蚕蛹回家炒得吃，味道倒真很鲜美。我大概吃了将近一年。因为“文革”不久就不了了之，脸和手上的麻木之感也不了了之， 我也得到“解放”，正式得重新打起精神，“重新做人”。我们仍然不时见面，见面时也就聊些诸如蚕蛹这样的生活琐事，再加些社会轶闻——因为我们又开始自由活动，访亲看友了。那时时间逐渐变得不够用。但过后，这些活动也逐步停止了。只有沈从文还是不时来我家作客。我们的话题仍是集中在生活琐事上，也从没接触到文学创作。他已经彻底改行了，我只有在心中暗暗地惋惜：一个难得的语言艺术家，从此就停笔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又没有见面。我想他大概很忙。过去一直是他来看我，我想我也应该主动去看看他，了解一下他的近况，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他给我留的地址去看他，他的地址上写的是东城的一个胡同。我按址前往，花了一番周折才找到。那是一个杂院里的小单人房，门已经上了锁，门上留了一个条，说他到“家人”那里去了。但“家人”住在哪里？我不知道，同院的街坊也说不出来。看来他在这里不是一个显眼的人物，一个“臭老九”，因此也没有谁注意他。“一家之主”得和“家人”分开住，除非是家庭不和，不然决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沈从文的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大概住房困难是个原因：也许为了工作他得找个安静的房间独居。究竟是怎么一种情况，我无从推测，也许正如他放弃写作而钻研中国服饰一样，他审时度势，为了工作，无法改善居住条件的实况，他只有在一个杂院找一个小房间安身。他是个“懂事”和实事求是的书生，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特质，“与世无争”。从这次走访未遇之后，我们就再没机会见面了。国家逐渐走向安定，我们都想抓回失去了的时间，都全心投入工作中去。我再次听到有关沈从文的消息，是他离开了人世。我没有收到有关他的讣告，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地方为他举行过追悼会，他最后不声不响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他的一生够平凡，但我在内心深处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值得永远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