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百年温柔》记感
回望一个世纪的家事与家史
——《百年温柔》出版记感
肖伊绯
《百年温柔》，肖伊绯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一般而言，研究近代名人，多注重其思想其言行，多探研其著述其功过，鲜有去评述甚至评判其“家务事”的。于是乎，名人的“家务事”与私生活，上不了专家学者的“台面”，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些道听途说、真假参半的“八卦”，遂成了人们聊供解乏的消遣品。
近二十年来，关涉近代名人私生活的通俗读物，层出不穷，竞相涌现。很多“八卦”被翻来覆去的传播，俨然已被视作“信史”；很多传闻被绘声绘色的描述，仿佛历史现场正在“直播”。笔者作为自由撰稿人，而非专业文史研究者，起初也未能免俗，也曾有意无意的跻身于这一“热潮”之中，写过一些似是而非、炫人耳目的文章。至今思及，不无惭愧。
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一“热潮”同时出现的，还有一股“清流”——即将历史人物的生活史纳入到文史研究的范域中，广泛搜寻与精细汰选相关史料，详实考证与审慎评述相关史实，并在此基础之上，以通俗的语言与流畅的文笔，编撰解析历史人物的新型文史读物。这类读物的作者，要对历史人物生平事迹有比较明晰充分的把握，基本具备年谱式、传记式读物的编撰能力，对史料文献有相当规模的研读且有一定的甄别能力。应当说，这样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笔者的写作水平离这一标准还相距甚远。
专事文史研究与写作七年来，笔者一直有意向这股“清流”靠拢，为之倾尽全力。抒写近代名人的家事与家史，解读近代名人的生活与思想，也一直是笔者写作的重点。七年间，出版个人著述20余部，其中《民国表情》《民国温度》《民国斯文》《民国笑忘书》《民国学者与故宫》等，皆是试图从生活史层面向思想史界面发掘的作品。当然，因个人眼力与笔力所限，这些作品，还是大多从自己较为熟悉的学术史、出版史着眼，再转而向解析近代思想史个案的层面上去着手的，关涉家事与家史者，只是其中点缀而已。
去年翻检旧稿与新作，有意将这七年来所完成的与尚在构想中的一些篇什，汇编为一部专写近代名人生活史的小书。蒙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编辑梁雪波首肯，遂将这一选题纳入出版计划。既为通俗读物，书稿在人物选取上，依然不能“免俗”，仍然选取了近二十年来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多个人物，最终确定为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孟小冬、萧红、潘玉良、张充和、张兆和、严复、刘世珩、吴梅、梁启超、徐志摩、胡适、郁达夫、顾佛影等十六位近代名人。这十六位近代名人，女士男士各半，各踞全书的“半壁江山”，分为上下两辑；两辑中无论女士男士，皆有喜忧参半、沧桑多变的人生经历，各有令人感慨万千的家事与家史。
笔者特意将书稿中的这些近代名人，无论女士先生，皆大致按照生卒年及生活时代的先后排序，以期展现20世纪上半段这一时间段里，女士男士们的家事与家史之演变脉络。男士居首的选取人物为严复，末位为顾佛影；女士居首的选取人物为张爱玲，末位为张兆和。
且看《天演论》的翻译者、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严复（1854—1921），大家自然相当熟悉，可“药膏成瘾与妻妾成灾”的那个晚年严复，大家则未必十分清楚。事实上，50岁之后的严复，颇有点病入“膏”肓的样子。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除了长期失眠、肢体抽搐（筋跳）、腹泻与咳喘的病症之外，最重要的物件就是他认为能快速缓解这些症状的，那种用大烟灰特制的药膏。这是一种需持续服用，人体对其有相当依赖性的，久服成瘾的特制药膏，可以称之为轻度“毒品”。世人恐怕很难想象，那个大名鼎鼎的“天演学家”，其人生最后的10余年时光，竟是在长期服用药膏，间或吸食鸦片，甚至还要注射吗啡的“常态”中度过的。且因为家中旷日持久的妻妾争斗，南北两地屡生“家变”，也让严复苦不堪言；他左右周旋，不胜其烦，甚至力图戒除烟瘾的决心也因之而懈怠。
翻阅严复在1909年的日记，不难发现，旷日持久的妻妾之争，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譬如他在8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无故又为人所大怪，呜呼，难矣!西北风。”第二天（8月2日)，又写道：“刘梦得有言：'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此境非阅历人不知。痛过辄忘，可恨。”遥想当年，这一对“等闲平地起波澜”的南妻北妾，让严复多么烦忧郁闷又无能为力；结果只能是，何以解忧，唯有药膏与鸦片了。
再来看顾佛影（1897—1955）。一般读者对这一人物，可能不太熟悉，但顾佛影在1949年前后，在上海文坛与文化界相当活跃，他曾继柳亚子之后与毛泽东唱和，赋有《沁园春咏雪和毛润之先生》一首；还曾以《满江红》八首“文谏”蒋介石，也轰动一时。他精于诗文词曲，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及中央书店编辑，著有《佛影丛刊》《增广考证白香词谱》《红梵精舍女弟子集》《大漠诗人集》等。当然，这些还只是他的“文名”。他与上海著名女画家陈小翠持续近30年的亦爱亦友的感情，更是久为世人关注。这一段“发乎情，止乎礼”，未能“终成眷属”的情感历程，很好的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所持守的那份情操与理性。
从严复到顾佛影，一连串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如刘世珩、吴梅、梁启超、徐志摩、胡适、郁达夫等穿梭其间，在这一连串近代名人的家事与家史中，是“始乱终弃”还是“有理有节”，是“家和万事兴”还是“舍家为革命”，不同的历史语境与人生心境中，抉择各有不同，结局也绝无重复。
女士一辑，则以张爱玲（1920—1995）起首。无疑，张爱玲的名字，至少已经为中国读者追捧了二三十年，这个名字，已然被点化成了近代文学与文化的流行符号。张爱玲，被誉为中国小资产阶级文学品位与文化趣味的“祖师奶奶”。为什么得了个这样的称号，说法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她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以及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刻、算计、世故和练达，已经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那些“兀自燃烧的句子”，诸如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等等，更令半个世纪之后因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而重启的的小资情调找到了标准版本。至此，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横空出世——张爱玲的著述、影象、言行、生涯，乃至作品中的一句话，都在为相当一部分中国读者的生活美学提供理论支撑与格言警句。
笔者无意参与追随“祖师奶奶”的热潮，只是据新近发现的一些史料文献，梳爬出一些自以为还颇具“新意”的线索，以此来呈现张爱玲私人生活的某个侧面。譬如，张爱玲在19岁时，写成的那一篇《天才梦》，末尾那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后世读者莫不津津乐道。这是她在民国文坛发出的第一次掷地有声的声响，此文刊载于由林语堂主编的《西风》杂志上，并获得该杂志征文的三等奖。
《天才梦》一文虽极简短，于张爱玲而言，却别有一番意味深长。她的最后一篇作品《忆西风》，就对自己这篇初叩民国文坛之作追怀不已。《忆西风》是1994年12月3日在中国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的，作为张爱玲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的得奖感言，将自己19岁的处女作及文学生涯初启时的种种情状相联系，有感而发，原本也顺理成章。但一千多字的文章，全部是在谈论《天才梦》当年参加征文比赛，从初评第一名到后来变为没有名次的“特别奖”，很是为自己少年参赛受到的这番不公正待遇鸣不平。然而，《西风》杂志在1939年的这次征文广告，是有案可查的，无论是征文字数限制，还是征文奖金数目乃至征文要求及奖项等等，张爱玲都记错了。她可能根本没仔细读过这则征文广告的具体条款，《天才梦》一文的字数也并非如她所说的“四百九十多个字”，而是共计一千三百余字。
与张爱玲相比，“女士榜”中末位张兆和（1910—2003），则似乎不那么“当红”，她的丈夫沈从文也远比她更为知名。张兆和，祖籍安徽合肥，长居苏州，为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作家沈从文之妻。作为沈从文早年笔下的追慕思念的“女神”，后来成为其妻子，复又成为其笔下木讷无语的“主妇”——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家事，似乎远没有他们相恋时的情事那么引人注目。曾几何时，沈从文的诗句，就成了二人情事的标笺，久为世人传诵；而沈从文的小说，却成了二人家事的“流水账”，平淡到甚至淡漠。在沈从文笔下，婚前与婚后的张兆和，仿佛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仿佛正是她把精妙隽永的情诗活成了千篇一律的小说。殊不知，诗句并不能全然概括生活，小说更不能纯然当作家史来读。就在那篇被后来的文学史家认定的沈从文封笔之作《传奇不奇》的末尾，沈从文以画外音方式来回顾自己的人生境遇与文学创作，他说：
“我还不曾看过什么'传奇’，经我这一阵子亲身参加的更荒谬更离奇，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生’，比我遇到的更自然更近乎人的本性——一切都若不得已。”
真不得已也罢，“若不得已”也罢，皆不仅仅是沈从文一人的不得已与若不得已，那个从“女神”到“主妇”的女子也在这种不得已、若不得已中渡过一生。即便她后来供职于《人民文学》编辑部，即便她后来主持整理卷帙浩繁的《沈从文全集》，也并不意味着她与文学本身真正纯粹的发生着什么微妙联系。事实上，关于她的文学传奇，在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写下那行“三十七年除日封闭试纸”之后已经结束。
从张爱玲到张兆和，一连串大多曾为坊间“八卦”主角的名字，如林徽因、陆小曼、孟小冬、萧红、潘玉良、张充和等依次在书中“登场”，笔者力图抛开男权社会的思维惯性，在尽可能充分的史料解析中，去还原她们的情感世界与家庭生活。女性与男性的价值观、情感观与家庭观，有着天然的不同与差异，这虽是笔者身为男性无法克服的“天堑”，但意识到这一“天堑”的存在并正视与呈现这一存在，或许正是笔者寄望此书能够有些与众不同之处罢。
总之，《百年温柔》一书，是力图发掘与呈现近代名人家事细节与真相的，并有节制的、强调历史语境与性别差异的抒写近代名人家史的一部“试笔”之作。回望一个世纪的家事与家史，书中选取的这十六位男女人物，自然不能说是皆具代表性的，只能说是其中绝大部分是已为一般读者所熟悉的，也为笔者自己所熟知的。也正因为如此，选取史料的“新鲜”与否，持论观点的“新奇”与否，评述角度的“新颖”与否，都必将面临更多的质疑与批评。勿需多言，此书的视角如何、选材如何、可信度如何、可读性如何，一切都静待广大读者的评判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