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老人忆长征
刘英是张闻天夫人，生于1905年，逝世于2002年。享年97岁。她在1999年以前曾应何方之邀，讲述党史。何方保存了她十几次口述的录音带。我听说此事，建议何方先生整理出来。当时何方已经90高龄，于是请一同参加采访的夫人宋以敏动手整理。终于完成了八万字左右的整理稿。我感到稿子的史学价值很不寻常，许多有识者阅后眼睛为之一亮。现选择刘英口述片段供读者分享:
我在回瑞金的半路上又见到毛主席。他后面还带着挑子。看到毛主席和王稼祥准备了马匹，还自己设计，制造了两副担架，就像四川的滑竿一样，上面用竹子编了个搭蓬，人可以躺在里面。到瑞金后我去看毛主席，对他说，走的时候我问你，你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军事秘密啊！你不走，就把你丢下了。
撤退的决定是秘密的。我9月27日得到要转移的通知。罗迈指着我说，让这个小鬼走吧。妇女有3万人，只让30人走。凯丰先走，他给我留下一封信，里面有走的人名单。陈丕显那时十七八岁，想跟着队伍走，眼泪汪汪地找我。我找罗迈反映。罗迈是执行任务的，他把脸孔一板，说，这是“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决定的，不能改，把名单烧掉！我只能向阿丕做工作，劝他留下来。陈丕显后来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开会席位排在前面，每次都要让我，说大姐是老领导。我说，现在你是领导。
那时说的是上前方，讲：上前方、留后方都是一样工作。那时大家的组织观念都很强，都服从组织决定。
周以栗是跟着瞿秋白一起走的。周以栗牺牲了，瞿秋白也牺牲了。周以栗是很好的，瞿秋白也是。瞿秋白当教育委员时，我在他下面搞中学部的工作。他做事认真极了，兢兢业业啊！他开会时累得吐血，我很佩服他。瞿秋白是不应该牺牲的。可以用担架抬博古，抬洛甫，抬毛主席，抬王稼祥，他们抬得，瞿秋白为什么抬不得？瞿秋白还不是完全走不得路。徐老也是走一阵抬一阵的嘛。罗迈是比较绝对的，说不能抬他们，叫他们到白区去。明明知道是跑不出来的，已经封锁了嘛！他们都是有名的人，又不能改名改姓。瞿秋白向洛甫反映过，想跟着走。洛甫提了，但是博古不同意。周恩来没有讲话，罗迈是执行者。
“三人团”是最后转移的。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首先检讨。他聪明，他不检讨，别人不干。他一检讨，博古、李德就孤立了。博古还坚持了一阵，李德一直是顽强的。到延安以后也一直不承认错误，说都是党领导的，是你们执行得不对，不买账。所以他后来写书嘛！这本书我是看到了的。他同萧月华结婚，是少共中央促成的。萧月华嫁给李德，可以捞点吃的。后来李德又同李丽莲结婚，李德离开延安，李丽莲要跟他走，中央不同意。
回到瑞金以后不久就开始长征。那时还不叫长征，叫“上前方”、“搬家”、“撤退”。
罗迈先是叫我当红军三纵队的巡视员，三纵队也叫红章纵队，后来又叫我到三梯队，也就是管后勤的后梯队，当政治部主任。开始撤退以后，后梯队很辛苦。机关的东西全都搬上了，每天行军走在后头，一到宿营地，部队又该出发了，觉都没有时间睡。吃的东西也没有，有点可吃的，又让前头的部队吃掉了，所以有时只能吃野草。我累得连饭都不想吃。
为了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这个最高“三人团”相区别，毛主席、王稼祥和洛甫这个“三人团”叫做“中央队三人团”。只要中央队靠近我们后梯队，我就向他们反映地方队的情况。我在雩都“扩红”时就受到毛主席的领导，长征开始后常到中央队去，有机会常能见到毛主席，向他反映一些情况。王稼祥也让我向毛主席谈谈情况。我讲，说是要保护资财，“资财比人重要”；后梯队一天才走五里路，很难找到挑夫；东西带得太多，连石印机都搬上了；再说人们也怕给红军办事，有危险嘛，就是给钱也没人愿意干；挑夫在泥泞小路上走，肩膀都烂了，没有草鞋就用布包脚；夜间还不能打火把，一不小心就落入万丈深渊；牺牲太大，遍地是尸体；我这政治工作没法子做。毛主席总是仔细听我讲，洛甫和王稼祥就在一旁添油加醋。毛主席说，怎么能这个样子搬家？我哪里知道他是在向我做调查呢！遵义会议时，陈云才主持把机器这些笨重物资埋掉。后梯队也缩小了编制，搞了个运输队，杨立三当队长，毛泽民当副队长。大机器是处理掉了，金银财宝、武器子弹、还有文件这些都带着。队伍也还不小。
遵义会议后，我陪着毛主席走了一路。
遵义会议后不久，我就接邓小平的工作，被调到中央队当秘书长了。邓小平遵义会议时还没有翻身呢。小平只比我大一岁，当时倒了霉。
中央队的第一个秘书长是丁柏年。邓小平可能是在湖南接的丁伯年。邓小平当中央队秘书长时还兼着《红星报》主编。有人说，邓小平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了遵义会议，这是不对的。他是以中央队秘书长的身份列席，去做记录的。一共只有三四个人的《红星报》，主编怎么能参加会议呢？改革开放后在南宁开了第一次党史学术讨论会，胡绳、廖盖隆主持会议。我和王首道是学会的顾问，他们也把我们请了去。在会上，廖盖隆作报告，讲到遵义会议有谁谁参加，说邓小平是《红星报》的记者，列席了。我在下面和王首道商量：你记得吗？那时我们两个都在三梯队，邓小平明明当的是中央队秘书长，不是因为当了《红星报》的编辑就列席的。他当中央队秘书长已经好久了，是去做记录的嘛。王首道说：是这样的。我去跟廖盖隆讲，他还跟我争。我说：你问王首道去。后来他们纠正了，廖盖隆还跟我申明：搞错了，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