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扉旧事（48） 我的军中领路人之周广庭（5） | 张国领专栏
柴扉旧事（48）
我的军中领路人之周广庭（5）
张国领
在武警安徽总队机关，周副处长有两件事最令人羡慕，一件事是分房子，按部队规定，营职干部或者家属已办理随军手续的连职干部才能分房子，可他这两个条件都没达到的情况下，总队却给他分了一套楼房，这在住房紧张的时候，是被众人眼红的。我住的柴扉老屋，是我不够分房资格硬住进去的，而他的楼房是总队党委根据他为总队做出的特殊贡献，研究通过，总队首长特批的，所以别人再眼红都没办法。第二件事是由正连职直接提为正营职，越级跳高式的提升，这种罕见的提升方式，也是总队党委研究决定并全票通过的，首长的观点很明确：不能让能干的人吃亏。由此可见他在总队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由此可见他做出的贡献有多大。他对我的关心，说小了是对我个人的关心，说大了是对总队新闻工作的关心。跟着周副处长干工作，心里之所以很踏实，是因为他把我想的很多事情都给我想到了，包括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学习上的。
周副处长不但关心我，也关心总队上下的众多报道员。我到北京上学的第二年，老兵涂维龙进入总队第二期教导队学习，一年后提干，那年他二十九岁，这个年龄提干，在安徽总队仅他一例。和他同期进入教导队学习的支队报道员还有金运明、吴应平。1986年进入武警部队郑州新闻教导队学习的有报道员董联星、汪建华；1986年进入合肥指挥学校学习的有报道员张佐培；1988年进入北京指挥学校新闻班学习的有报道员周远林、陈振东。这些上了学、提了干的报道员，都是安徽总队机关或支队报道组的报道员，他们的上学提干，无不与周副处长的努力有关。
那时候总部办教导队，分给各总队的都是一个名额，每次周副处长都要想方设法再通过各种关系从上面多要个代训名额，这样就能两个人同时参加学习。两个人去学习提干指标却只有一个，按有些人的说法，周副处长这是在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因为明正言顺地参加学习之后，毕了业不能提干，个人肯定会闹意见，可提干的指标就一个，怎么去摆平？周处长却说“先上学再说，学了总比不学好，提干的事不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他说的必有路，后来我们才看出来是什么路，他所谓的路就是自己从家里拿礼物去找领导为报道员说情。在领导面前一遍遍地说这个战士的水平有多高，对部队有多热爱，部队新闻工作多么需要他等等。为了让报道员们提干，他自己送出了多少礼没有人知道，但他心中清楚，只要领导点了头，报道员提干就有了希望。
领导常被他这种为战士求情、甚至是为战士的进步而软缠硬磨的精神所感动，虽然这些人都经历了一番曲折，最后还是提干了。那些提干的报道员，现在有的已经走上了正师职领导岗位，有的已从支队政委、宣传处长岗位上转业到地方工作。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还有几个报道员因后来的政策规定，没能提干，转了志愿兵，像朱德流、黄长平、刘龙、杨益军，他们都极具才华。报道员刘龙转志愿兵的经过我知道非常复杂，周副处长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最后是找到《人民武警报》的一位领导出面协调，把刘龙调到福建总队的某支队，才使转志愿兵的问题得以解决。
他当副处长四年，带过的报道员大部分提干了，个别转了志愿兵，转志愿兵的到地方之后，因为文字基础扎实，个人素质高，为人踏实肯干，相继被转为国家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干得风生水起。这些人至今仍念念不忘周副处长当年的关心、爱护和帮助。
我1987年调入电视新闻站时，总队机关正在分房子，居住在“高干别墅”里的干部们，够分房子的营职干部，都分到了新房，搬到合肥城隍庙小区去居住了，这其中就有新闻站的陈自长干事。陈干事住的房子（就是后来我的柴扉老屋）腾出来后，站里要把钥匙移交给宣传处，然后统一上交司令部。周副处长知道后说：“别人都还没有交钥匙，你们急什么?你们站里不是还有人没房住吗?”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李忠武站长一听这话，马上对我说：“张国领赶紧写信让你家属来队，不能让房子空着，先住上再说。不然钥匙交了之后想再要回来就难了。”听了他的话，我连谢谢都没有来及说一声，就开始写信，写完信没有放到收发室，而是直接跑到邮局送到了邮递员的手里。结果是，我成了柴扉小院的主人。
住在柴扉小院的最大好处，是和周副处长住在一个大院里，有事可以随时请教。当然与我住在金寨路的机关单身宿舍时相比，到周副处长家吃饭又方便了，家属来队后，第一周他们就两次请我及家人吃饭。我的家是刚“搬来”的，家中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生活用品用具的更是不齐全，这些不等我开口，他和王大姐就主动送给我，大到吃饭桌，小到饭碗菜碟……
电视新闻站的工作，是以拍摄、编辑、播出为主，虽然目的都是为了把安徽总队的事迹宣传出去，但工作性质与纯文字的新闻干事有了很大的不同，再加上电视新闻站刚一成立，就受到领导的特别重视，所以看起来是个小单位，却是相对独立的，经常直接听命于政治部主任指挥。周副处长名誉是分管我们，实际上很少直接来管。办公室与办公室之间只隔一个楼道，他却不再像我在报道组时那样给我分派工作，我也只能在下班之后，到他家里，把心中的想法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向他汇报。
转眼到了1988年，武警部队第一次授衔工作开始了，我当时是副连职，按职务我授不了上尉衔，但因为我的兵龄长，最后免强被授予上尉警衔，周副处长看到我戴上了上尉警衔，说了两个字：“不错。”话虽不多，但笑得特别灿烂。令我没想到的是，授衔工作结束不久，总部一纸命令把他借调去了总部政治部宣传部。对此周围的人有各种议论，有人说是欣赏他的主要领导退休了，新的领导不赏识他；有人说是他的能力太强，遭到别人的嫉妒，还有人说是宣传处要来个新处长，而他在处里时间长，贡献大，威望高，怕新处长不好领导。各种说法我觉得只说明一条，就是大家对周副处长的关心、关注。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是被总部借调去的，如果没有能力和良好的人品，总部不可能借调他。既然是借调，我想总有一天他还是要回到总队来的。可没想到过了一年没回来，过了两年还没回来。这两年里，我在机关楼道见不到他，在宣传处办公室也见不到他，到他家中还是见不到他，虽有电话经常联系，可这种见不到的日子里，心中就有一种很强的不踏实感。
1989年9月，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首先想到的是又可以经常和周副处长见面了。因为北京电影学院就坐落在北三环的蓟门桥小月河畔，武警总部也刚从西单迁至西三环路苏州桥附近，中间就隔着北三环上的一段路。哪知到学校以后才发现，我这想法是幼稚的，因为我们是两年班，学业紧，学习任务特别重，再加上周副处长在武警总部机关的工作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学习两年，加起来和他见面也不过十来次。
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回到总队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上周副处长回合肥搬家，因为他已正式调入武警总部。至此他已在总部借调工作了四年，这四年他都经历了怎样的历炼，我无法知晓，只知道这四年里他仍旧时刻关心着我的工作学习和思想变化。这期间，当我向他提出有个不错的机会，可以转业到地方工作时，他劝我说，不要着急，地方何时都可以去，但转业到地方想再回到部队就难了，一切都还有机会。当我向他提出想调回河南总队工作时，他也劝我不要着急，说回河南虽然离老家近了，可毕竟是个新单位，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不一定就比安徽好，再等等，有机会。他说的“有机会”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机会，我也没有问过是什么机会，但我知道周副处长让我等的机会肯定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机会。
没等到他调回总队，却等到他真的要调走了，当时我的心中五味杂陈。他离开合肥的头天晚上，把我和董联星叫到他家吃饭，不知不觉间我们两人都喝多了，离开他家时醉得自行车都推不稳当，一路走一路唱戏，唱的啥戏我记不清了，后来听董联星说过，我反复唱的一句戏是豫剧，戏词叫“打了败仗”。
周副处长调到总部工作，那是高升，是受到重用，我应该为他祝贺，为他祝福，为他高兴，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高兴不起来，这说明我是个多么自私的人。那些天我一直处在失落、忧伤、忐忑和迷惘中，我知道我干的所有工作，都是为武警部队干的，但我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因为周副处长的鞭策鼓励和教导才取得的。在我心中，组织上的所有关心，都是周副处长对我的关心，他就代表着组织。那时候我在基层，我只知道谁对我好我就感谢谁，周副处长是我的直接领导，我的工作都是在他领导下做的，我的进步也是他给一手操办的，我把他看成是我的领路人，现在我的领路人却要走了；我一直以他为榜样，现在我的榜样要走了；我一直以他为标杆，现在我的标杆要走了；我一直以他为旗帜，现在我的旗帜要走了。所以有个问题我必须要考虑，那就是我以后怎么办? 周副处长一直教导我要带着感情工作，从后来的工作中我也深深体会到，如果失去了感情，那你的工作就是苍白的、无力的、没有灵魂的、也是没有方向的。
虽然周副处长离开总队已长达四年，可现在他真的要调走了，我心里还是极不适应，敬酒之际我曾问他：“您走了，我以后怎么办?”他仍是笑笑说：“急什么，肯定有机会。”
送走周副处长，我的工作还要继续，但劲头明显不足了。半年后我遇到了一个调往武警河南总队的机会，忙打电话向周副处长汇报，他听了之后说：“我觉得你不要急，在安徽有些事情还好办一些。不过你要真想回河南，那就回，反正都是武警部队，到哪都是做贡献。”
1993年底，我正式调入河南总队工作，按照对口上岗的原则，仍被安排在总队电视新闻工作站当一名记者。
调回河南总队两年后，周副处长一直让我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张国领，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１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２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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