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學習英語用書和首部「英漢雙語詞典」
作者：林準祥
英漢雙語詞典幾乎是每個華人學生學習英語必備的工具書，其中最成功的版本相信是牛津出版社的《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此詞典自香港印發後，到現在已是第八版，售出超過三千五百萬冊，每次重印都是幾十萬冊。自從以簡體字版推出後，它更是國內中學指定學習英文的詞典，高峰時期是每一分鐘售出2.16冊。這本源自英國學者霍恩比 (Albert Sydney Hornby) 輯撰學習英語的《新英英大辭典》，是他於二戰時在日本為非英語系外國人特別編撰的，經過不斷的增補和中文翻譯，詞典發展到今天，已是華人學習英文最豐富的雙語詞典，它的成功與實力強大的國際出版社有直接關係。雖然《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領導華人市場，但最早的英漢雙語詞典並不是出自西方語文專家之手，而是在香港學習英語有成的買辦商人唐廷樞。他於1862年編著的《英語集全》，正是華人編撰英漢雙語學習型詞典的鼻祖。
《英語集全》雖然是首部華人編撰的英漢雙語詞典，但它並不是第一部華人學習英語的書籍。華人學習英語應始於英商到達廣州通商時，已在華商間展開，時間相信是十八世紀初廣州十三行時期，經由與英商接觸的通事和買辦開始。學習英語初期，因中國沒有統一的語音，故早期只能以中英接觸的地區方言為依據。廣州一口通商時期，是以當時的廣東粵音，作為英文讀音的漢字注音。
華人學習英語最大的轉變是基督教士馬禮遜於1807年來華後，他用了八年時間編撰了六大冊英漢《字典》。但這套大《字典》並不是雙語詞典，內容只有其中一冊《五車韻府》才見有中文字詞和英文解釋，其他五冊全是英文著述，可見出版目的是為了方便西方人士學習中文之用。至於馬禮遜為華人學習英語的工作，應始於馬六甲英華書院的創辦。他於1823年為英華書院學員特別編撰了《英國文語凡例傳》一書，作為第一部華人學習英語的教科書。其後英華書院的學員袁德輝亦於1826年參與撰寫中文內容部份的《英華學生的助理，或英漢口語短句和字詞》(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assistant, or colloquial phrases, letters & c., in English and Chinese)。這部學習英語的教科書，應是現今最早由學習英語的學員參與編撰的成果。
除馬禮遜外，其他來華的基督教士，也是早期中英語文交流的主導者，其中代表人物如：郭士立、麥都思、裨治文、馬儒翰、理雅各、羅存德、衛三畏等人。他們對中英雙語的文化交流都有重要的貢獻。當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華貿易專利於1834年完結後，大量以英語為母語的英美私商紛紛到達廣州通商，華商學習英語的熱潮亦開始發展。曾發現美國人於1835年在廣東沿岸開辦了一所專門教授華人英語的學校，目標是教授行商、買辦和通事一般簡單的英語會話，教授內容主要是以洋涇濱英語的方式進行。
到了1836年間，廣東地區已出現了《紅毛番話》、《鬼話》、《紅毛買賣通用鬼話》、《紅毛番話貿易須知》和不同版本《紅毛通用番話》的學習英語書籍，全部書籍的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注音的漢字有一些出入。 其特色是一般都沒有附上英文字詞，每一個詞或短句都是用漢字列出中文原文意思，並以小號漢字列出相應的洋涇濱英語的粵語注音。這類小冊子的編刊粗糙，售價便宜、全書只有16頁，372個字頭的短句或詞，相信是給只會說一些英語會語「但知夷語，不認夷字」的通事、僕役、店東們，作為中英商業文化交往早期的工具參考書籍。
踏入1840年，任職怡和洋行的英人羅伯聃 (Robert Thom) 將刊登於《中國叢報》四則漢譯Esop’s Fables (伊索喻言) 作出增訂，以英漢雙語重印，名為《意拾喻言》，出版後頗受中國讀者歡迎。鑒於他旅居廣東多年，精通漢語，明白到華人能暢曉英語的，也只有一百幾十人而已。他於1843年在廣州完成編著《華英通用雜話上卷》(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part first) 一書，此書與前述各種《紅毛番話》的讀本最大的區別，是所有的字句都附有英文原文，也出現了大量的稱呼詞語的對譯詞。羅伯聃編著了一本有社交功能的英漢詞書，比之前的《紅毛番話》等書，有顯著的進步。
情況發展到1855年，書籍市場出現了協德堂板的《華英通語》一書，其後出現1860年日本快堂藏板的《增訂華英通語》或同年香港西營盤恒茂藏板的《華英通語》，現存藏書多是來自日本和美國。著者被套上隱名「子卿」，再由另一隱名的朋友「何紫庭」作序。但從序中內容看，此書的編者應是廣東人，曾於香港英人書院學習英語。從時間推斷，應是馬禮遜學堂的學員所編，但為何不以真名刊印？若以日本學者福澤諭吉在旅美三藩市時購得此書的背景看，此書有可能是旅居美國的粵人所編撰，並於廣州刻印，再流入美國華埠出售。至於此書初刊時曾否在廣東銷售仍有待考證。但此書出版後，普遍受到歡迎，福澤諭吉便是依照此書， 加上日語注音以《增訂華英通語》書名在日本出版，作為明治維新年代日人學習英語的重要參考書。此書亦於1860年流到香港，由西營盤恒茂堂重新雕板刊出。直到光緒己卯年（1879年）再經由廣東的藏文堂以《華英通語集全》書名重刊。
《華英通語》因流入日本而得到重視，也是早期日本人學習英語的參考書籍。但鑒於原著標注的粵音存有鼻冠塞聲母 (即指「內爆音」Implosives) ，故香港的修訂本便出現修訂這種「唐音不正」的情況。至於改變的部份，主要是以香港常用的粵音用字，即是將有鼻冠塞聲母的粵音字，改變為不帶鼻冠音聲母字。這方面的改動，也代表香港常用的粵語話音，與廣東省地區早已出現分別。 這個發現，也是唐廷樞編著《英語集全》中特別指出的「廣府正音」，亦即是指廣州府、南海和順德的標準廣東話語音，也是唐廷樞企圖進一步規范粵語注音用字的重要改變。
唐廷樞在香港馬禮遜學堂接受八年正規的英語教育，但沒有承傳西人教授英語的方法套用於他的著作。原因是他任職香港政府翻譯時，曾為不少華人基層作英語翻譯的工作，他了解到當年的環境和資源，對初學者來說，編撰學習英語的書籍是不能以馬禮遜學堂那套精英教導方法入手，故最終仍是採用大眾能看得懂，比較通俗的方法作媒體，以粵音注字來編撰學習英語的詞典。《英語集全》在英語詞匯和句語的收集上，都比羅伯聃等人的英語讀本豐富得多，在板頂眉批部份除了音注外，附加一些貿易上的註釋，如「呢吓做的㗎啡，Make some coffee just now」，加上的解釋：「㗎啡是荳名，番人取之炒焦，磨粉冲作茶用。」也對特有的名詞作註，如「明日叫两只二水船」，書中為「二水船」作出更詳盡註釋：「二水船系由行駁貨到洋船之小船。此船名乃香港所用，别處即不同，如廣東省城系用西瓜扁，上海系用鳥篷船，但凡系此等駁賣小船，外國人均呼為加砵。」可見唐廷樞編寫時，亦考慮到香港和內陸在一些用詞上的分別，並加以註釋。
從整套《英語集全》的內容看，書中收錄的英文詞匯、短語、簡單句子多達9200個以上；以漢字詞句為主，列出英文同義字詞，於每個漢字注上英文拼音。其中的貢獻，也是大部份國內研究者忽略之處：書中除了英文詞句的相對中文解釋外，也加注粵音漢字作拼讀，並將漢字同義的字句，加注英文拼音，即是該書的編輯亦兼顧外國人學習中文。現存此書的主要版本多是來自外國，從英文書目定為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structor和英文序文看，此書相信也是當年外國人學習漢語的重要參考詞典；它不只是為了華人學習英語而編，也是為了幫助外國人學習中文而輯，屬現存中國和香港首部中英雙語音譯和中英文雙解的字詞書籍。《英語集全》的原名是《華英音譯》，本意以中英語音的方法來編撰，方便中外學者作參考研讀。成書後，因內容非常豐富，包羅萬有，故在出版前正名為《英語集全》，也代表此書已做到結集中英雙語中大部份常用語句的詞書。
唐廷樞在香港和上海的政府部門任職多年翻譯員，他編輯此書後，便全身投入商界。書中採錄的字詞和句子，全是他於翻譯工作上寶貴經驗的精華，內容也充份反映當年民生有關的中文字句。《英語集全》刊出後，不難理解在香港和中國各商埠的翻譯員，定必是各人都手持一本，作為中英或英中翻譯的標準工具書。此書對後世在學習英語上的影響一直不減；每年在香港更新出版的《通勝》，其中一些版本便一直收錄以粵語注音學習英語字詞的內容，表達方式正是沿襲當年粵音標注英語的系統。至於遠在美國三藩市的華埠地區，到今天仍可見部份華人商店的招牌，依然用上「孖結」作為 Market的粵語譯音用字。最近更樂見香港的廣告創作人，於十月份萬聖節海洋公園電視廣告中，由演員羅蘭將英文「Ghostbuster」高調讀作「高畢士打」，可見粵音標注英語的表達方式仍然歷久不衰。
唐廷樞的《英語集全》是學習英語入門的參考書，目的是方便初學者容易入手，至於書中的漢字，均以粵音為依據作英語標音。而所採用的粵音，是以廣州府地區為主音，並輔以香山和新會地方的話音，希望盡量貼近原本的英語發音。但限於粵音字存在的偏差，當用作英語注音時，仍有較多的缺點和制約。也是後期國際音標普及化後，這種漢字標音教授英語的方法已慢慢被取代。
唐廷樞深明華人學習英語，仍是以進入學堂接受正式教育為本，才會有更好的效果。當傅蘭雅在上海創辦「英華學館」時，唐廷樞是十分贊同和支持的。其後，他通過個人的關係，拉攏朝中重臣如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李宗羲、上海道台馮俊光等人，捐助「格致書院」籌款辦學。由此可見，唐廷樞除了早期編撰華人首部英漢雙語詞典外，後期在中國培訓英語人材上，也發揮了積極的影響力。
作者為香港博物館專家顧問、古籍藏家、英國皇家錢幣學會會員、香港錢幣研究會永久會員。香港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多年任職服裝及家品開發和貿易高級管理工作，業餘研究中國早期銀行和貨幣發展史，曾在國內外發表多篇經濟史論文。亦研究中西早期交流史和基督宗教在華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