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圆明园里的神秘蒙古包！猜猜它有什么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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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含经堂是圆明园内面积最大的牡丹观赏区，有近百种牡丹品种。
去过含经堂的小伙伴们可能会对该处的蒙古包比较好奇。下面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含经堂遗址 摄影 熊国涛
蒙古包在清代建筑史上的地位比较重要，在被称为“康乾盛世”的清代全盛期（1681—1796），蒙古包在清宫礼仪中的应用达到了顶峰。
含经堂蒙古包基址
清宫蒙古包的搭建地点主要是以圆明园为主的京城宫苑以及热河行宫。在圆明园内，山高水长与含经堂两处常搭建蒙古包。前者主要搭建大蒙古包，后者则是搭建梅花式蒙古包的主要区域。因为含经堂是乾隆皇帝的寝宫，一般人无法进入，所以史料对搭建于此处的蒙古包记载不多。
与山高水长相对空旷自由的区位属性不同，含经堂南广场是圆明园宫苑建筑群的一部分，面积有限，且边界被甬道和牌楼限定。在南广场遗址现状中，蒙古包基址仍清晰可见。这些基址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待解之谜。
含经堂建筑群位于圆明园长春园的核心地带，建于乾隆十年至三十五年（1745—1770），为坐北朝南的长方形院落。含经堂宫苑南部有“东西长86.5m，南北宽 55.7m”的开敞室外空间，即南广场，其南、东、西三侧各建有一座琉璃牌楼。
在含经堂南广场东西甬道北侧，共有6座蒙古包或其他类型帐幕基址。基址平面与尺度基本限定了搭建于其上之蒙古包或其他类型帐幕的形态与直径。一般认为，含经堂自“嘉庆十九年（1814）之后，再未作过添、改建”，并且嘉庆年间的改建主要在北区东路群，而南区基本保留了乾隆时期的建筑格局。
由于蒙古包基址位于南区，所以与历史记载的乾隆年间搭建于含经堂南广场的蒙古包可能有所关联。但史料记载此处搭建的梅花式蒙古包，却与考古发掘所见南广场蒙古包基址的布局不尽吻合。由于梅花式蒙古包不同部分之间可以有多种连接方式，所以不能排除它以一种特定方式搭建于考古发掘所见基址的可能性。另外，蒙古包建筑形式对地基要求相对灵活，在基址上铺设临时地盘，按照与现基址不尽相同的布局搭建蒙古包的可能性也存在。
梅花式蒙古包
乾隆三十二年（1767），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有“梅花式蒙古包即在含经堂前殿院内搭盖”的记录，说明含经堂南广场曾搭建梅花式蒙古包是确定的。梅花式蒙古包由五座蒙古包按照一定的形制组合而成，因为梅花五瓣的特征而得名。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一份档案材料直接将此蒙古包称为“五合蒙古包”。
据史料记载，搭建于含经堂南广场的梅花式蒙古包主要供乾隆皇帝修行和供佛使用：五座蒙古包中的西一座为佛堂，东一座为办事房，后一座为寝宫，而文献未记载的前一座与中一座的功能，按照平面组合方式推测，应当是门厅与中厅。各组成蒙古包的尺寸相对小巧并以组合布局的方式区隔不同功能的空间，满足了乾隆皇帝的使用要求。
包括上述梅花式蒙古包在内的五合蒙古包是清代皇帝使用的蒙古包类型之一，但并非其专用。一些蒙古地区位高权重的高僧活佛也使用这种组合式蒙古包。直到 20世纪初，在大库伦，以连接搭建的组合式蒙古包作为寺院佛殿与活佛寝宫的做法仍然很普遍。
圆明园含经堂南广场搭建的梅花式蒙古包，其与含经堂南广场考古发掘所见的蒙古包基址究竟是什么关系？梅花式蒙古包是在此基址上搭建的，还是在其上另设临时基座并在上面搭建，抑或搭建于此基址形成之前？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复合式蒙古包中，单体蒙古包间可能的连接方式。
蒙古地区的组合式蒙古包有直接衔接和间接相连两种连接形式。前者以两重门框捆绑对接完成，后者则通过其他形式的帐幕进行间接连接。
含经堂南广场南北甬道两侧现各存5座或方或圆的蒙古包基址，如以间接相连方式组合为梅花式蒙古包是有可能的。现存蒙古包基址的边长或直径在8.9m—12.5m之间，小于这个尺度范围的蒙古包均可在这些基址中搭建。并且，蒙古包直径在具体搭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可以完全满足上述基址尺度。
考察含经堂蒙古包基址之间的距离，考虑到有甬道穿插于几座蒙古包基址之间的情况，推测在南北甬道任何一侧的5座基址上搭建梅花式蒙古包虽有可能，但条件并不理想。这些基址更加符合单座蒙古包的搭建要求，且五个基址之间的方位关系与档案所载“前一座”“中一座”“左右二座并后一座”所体现的各单体蒙古包间的方位关系不符。所以，梅花式蒙古包并不是直接建在考古发掘所见的南广场蒙古包基址上的可能性更大。
依据基址而推断的蒙古包类型
图案明显呈双重同心圆形式的蒙古包基址或为华盖式蒙古包的基址。其基本特征为：在一顶蒙古包上方支起伞状华盖，华盖中心点由从蒙古包天窗中心伸出的木柱支撑，且华盖外围也由一圈木柱支撑，并附以绳索拉结，华盖的外边缘形成环绕蒙古包墙壁的外廊空间。含经堂东西甬道北侧的两处圆形基址，外围共有8处方形土坑，当为插入木桩或木柱的柱基，而基址中心有形似柱础的方格，当为支撑华盖的木柱所用。华盖源自最古老的蒙古包饰顶毡——全覆式“胡鲁图日格”（hulturg， 意为带脚的天窗盖）。
光绪三十四年（1908）参加紫光阁筵宴的阿拉善王密各瓦祺尔描述“蒙古包顶上遮有黄色华盖的帐幕”。有一种支于蒙古包门前的方形帐幕被称为“查查里”（qaqar），汉文一般称“黄幕”。然而从文中描述其支于“蒙古包顶上”来看，密各瓦祺尔所说不像黄幕，而更有可能是华盖式蒙古包。在大蒙古包或中心建筑两侧搭建一对较小的蒙古包，是清宫蒙古包常见的布局形式之一。在含经堂宫门月台两侧圆形基址上搭建的华盖式蒙古包符合这一布局规制。
含经堂南广场东西甬道以北的正方形蒙古包基址或为搭建四方蒙古包而准备的。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多次记载了“四方亭式蒙古包”“四方蒙古包”“出外四方蒙古包”等名称。乾隆皇帝与章嘉呼图克图等藏传佛教高僧活佛之间的交往甚为密切，故存在在含经堂宫门前搭建四方蒙古包用于研习佛法的可能性。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奉旨进京的途中，乾隆皇帝赏赐“上用车轿、四方蒙古包、黄布城、各种仪仗，恩重之极”，其中四方蒙古包和黄布城在班禅额尔德尼抵达前一日搭建于归化城外。《金鬘》中称此蒙古包为“盖和木西格苏宁蒙古勒格日”（gaihamxig sunin mongol ger），即奇特的蒙古包，可见此书的蒙古族作者对此蒙古包的惊慕之情。
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也有部分蒙古王公使用四方蒙古包。阿拉善和硕特旗曾有一种被称为“白榜哈”（baibanha）的大蒙古包，是王公即位或举行马奶节时搭建的四方蒙古包。它有前后两门，可容纳300人，其木构架由16片哈那构成，其中8片哈那有16个哈那尖，另8片哈那有13个哈那尖，四角的哈那尖上设有铁环，以固定四角的乌尼（oni，连接天窗与围壁的细木椽子），此类蒙古包共有长短柱子20根，其中4根长柱用于支撑天窗，16根短柱用于支撑乌尼连接木。可见，四方蒙古包当时可作为仪式用特殊帐幕存在。
蒙古包是一种搭建形式相对灵活的建筑类型。圆明园含经堂建成于乾隆十年至三十五年（1745—1770）之间，从其建成至咸丰十年（1860）被毁为止的百余年中，在此搭建的蒙古包应先后有多种不同类型，布局方式也各不相同。
史料明确记载含经堂南广场在乾隆三十二年曾搭建梅花式蒙古包，且详细记载了每座蒙古包的基本尺寸。考古发掘所见蒙古包基址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容纳文献记载的梅花式蒙古包各座尺寸，但在这种假设下复原的梅花式蒙古包组合与连接方式，既不尽合理，也与史料记载有不吻合之处。所以不排除现在考古发掘所见的蒙古包基址建造于梅花式蒙古包拆解之后，或梅花式蒙古包搭建于临时基座上的可能性。而从考古发掘的蒙古包基址形态来看，其上很可能曾搭建华盖式蒙古包和四方蒙古包。
作为清代宫廷与蒙古诸部宗教、政治和文化交流的载体，清宫蒙古包的发展演变历程是清代建筑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蒙古包建筑类型在其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
（文章来源：北京圆明园研究会、圆明园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