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汉献帝的第一次权术交锋，谁赢了？ | 刘三解
三解按：这是一个“可以听”的系列专辑，觉得文字麻烦，可以扫描二维码。
上期节目，我们详细梳理了曹操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迎奉天子”决策过程，其中谋士的智慧、曹操的英明，都不能算作主要因素，核心的推动力，反而来自于外部的机缘巧合。
正因为如此，曹操入洛阳和迁都许县的过程，费了不少功夫，有些是明面上的，有些是暗处着手的。
曹操是以“贡献”的名义进入的洛阳，也就是说，带着兵，运着粮，以送礼的名义来，到地方就“禀公卿以下”，俗点说，就是管饭。
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当时的朝廷主要靠一南一北两个渠道养活，北面是河内张杨的供给，南面是荆州刘表的转输，而张杨北走，杨奉南下，其实都是为了守住各自的补给线，张杨自不必说，杨奉驻军的梁县南面就是荆州南阳郡的要地鲁阳，豫州刺史孙坚曾经的大本营。
这两家最强的军阀占据南北，洛阳城里能够得到粮食自然就是残羹剩饭了，也就难怪《后汉书·献帝纪》中写道：
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闲，或为兵士所杀。
百官都饿着，尚书郎是选拔孝廉入尚书台，年满一年才为尚书郎，比喻成今天，就是中央部委主任科员，往上就是在编官员，往下算是普通公务员。
潜台词就是，在编的官员还有供应，普通的办事员和家属，就只能自己出去采集自生的庄稼果实求生，有的就饿死在残垣断壁中，有的，则被乱兵所杀。
这时，曹操带着粮食让整个朝廷都吃上饭，好似久旱逢甘露，自然什么请求都好答应。而曹操也不客气，直接上奏韩暹和张杨有罪，韩暹害怕被曹操杀掉，单骑逃跑，躲到杨奉军中，他兼任的司隶校尉，就被曹操笑纳了，变成了镇东将军、领司隶校尉，而汉献帝又以韩暹、张杨有功，免去一切罪罚，表现出了“知恩图报”的姿态。
可见，这时候汉献帝与曹操还是互相配合的状态，汉献帝也并没有因为吃人家饭，住人家屋，就完全交出自己的权力。
必须指出的是，汉献帝入住杨安殿的时间是建安元年八月辛丑日，封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在癸卯日，也就是两天后，紧跟着，张杨、杨奉就领兵出洛阳各自屯驻，可见粮食问题的迫切，而建安元年八月辛亥日，也就是八天后，曹操就赶走了韩暹，假节钺、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
这个时间差的严丝合缝，更印证了曹操此次行动的惊险以及丁冲及时情报的关键作用，也就难怪曹操自己卸任司隶校尉后，就提拔丁冲担任了司隶校尉，毫无疑问是借以赏功。
在赶走韩暹之后，曹操和汉献帝各自行使了权力，在《后汉书·献帝纪》中写道：
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赠沮俊为弘农太守。
这段记载只说明了事件，具体的名单另见袁宏《汉纪》的记录：
诛议郎侯祈、尚书冯硕、侍中台崇，讨有罪也。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丁冲、种辑、尚书仆射钟繇、尚书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刘艾、冯翊韩斌、东郡太守杨众、议郎罗邵、伏德、赵蕤为列侯，赏有功也。赠射声校尉沮俊为弘农太守，旌死节也。
台崇，也作壶崇，因为繁体里俩字很容易写混，而袁绍曾经斩杀的冀州牧，就叫壶寿，壶姓与沮姓，都非常罕见，所以，壶崇、壶寿极有可能是同族之人，而射声校尉沮俊的同族，自然是袁绍部下的重将沮授。
梳理下这份名单，壶崇和沮俊的“一杀一奖”，极有可能与袁绍的好恶有关，当然，一种可能是出自他的授意，另一种可能则是曹操的迎合。
至于董承和伏完，他俩一个是贵人之父，一个是皇后之父，属于外戚，免不了排头，丁冲紧随其后，甚至超越了参与过诛杀董卓、李傕的董承心腹种辑，也越过了参与联合杨奉诛杀李傕，且帮助过曹操的钟繇，自然只能是嘉奖他引曹操入局的大功，也就是真正的“头号功臣”。
其余几位除伏德作为皇后的兄弟一路护驾，事迹清楚，都功劳不详。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曹操自此就开始控制朝廷的一切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杀这几个人，写得很清楚是“曹操杀”，自然很多人以为并列的“封侯”也是曹操的意志，其实不然。
一直到建安二十年九月，汉献帝方才下诏，授予了曹操一项重要权力，即：
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
具体的操作，汉献帝的诏书中说得很清楚，就是：
自今已后，临事所甄，当加宠号者，其便刻印章假授。
翻译一下，承制，就是代表皇帝行使最高权力，封，封的是诸侯爵位，拜，拜的是太守、国相这种二千石高官，天子给予的特权就是，曹操想要任官、封爵，都可以直接刻章任命，当然不是刻章办证，而是汉代制度，前后任太守交替，要带着新官印替换旧印，旧印要销毁，官印就是身份凭证，占了坑，就是正式官职了。
这也就意味着，曹操到建安二十年才有这个特权，二十年前肯定是没有的，就算刻章办证也得汉献帝批准，那么，里面自然有汉献帝夹带的“私货”。
另一个证据，还是要看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里面虽然提到了曹操的专擅，即：
而便放志专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败法乱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怨灭三族。
翻译过来就是，曹操独断专行，威逼天子居所，凌辱同僚大臣，败坏法纪，将天子内朝玩弄于鼓掌之间，专擅朝政，封爵赏功随心所欲，刑罚杀戮随口而行，所爱者光大门楣，所恨者夷灭三族。
一个跋扈奸臣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是，作为一篇曹操已经执政四年后发出的檄文，在具体的残害大臣的事例上，只举出了前太尉杨彪下狱和议郎赵彦被杀，对于建安元年曹操在洛阳城内擅杀三位内朝臣子的事情一点没提，如果说，这次杀戮代表的是汉献帝的意志，杀死的是和韩暹、杨奉勾连的臣子，也情有可原，可史书原文说的是“曹操杀”，陈琳在为谁避讳呢？
当然只能是指使者袁绍了，大家一起干的事儿，手都脏，大哥不好说二哥。
由此可见，此时的洛阳朝廷，虽然被曹操的大兵控制，却根本谈不上曹操一手遮天，后台老板袁绍的意志，汉献帝的算计，都压过了曹操的话语权。
我们知道，政治领域的任何赏罚，都不是真的随心所欲，里面隐藏着各种细致的利益纠葛、立场站队，尤其是这份名单，曹操的人、董承的人、袁绍的人，都有所照顾，而最见汉献帝的精明手腕的，其实是对沮俊的封赠。
沮俊时任射声校尉，死于弘农东涧，李傕、郭汜、段煨与杨奉、董承的大混战中，汉献帝的乘舆大队死者无数，妇女辎重、典籍图书、宫廷礼器全部丢光，实际上是前所未有的大劫难，《献帝传》中的描述是:
掠妇女衣被，迟违不时解，即斫刺之。有美发者断取。冻死及婴儿随流而浮者塞水。
乱兵连妇女的衣服都要剥光抢走，稍有迟疑，就砍杀、刺杀，哪怕是女人有漂亮的长头发的，也要斩下，冻死的尸体和婴儿顺流而下都堵住了河道。
大乱之中，汉军仍有抵抗，因为一直到陕县结营自守时，汉献帝身边还有虎贲、羽林不满百人，《后汉书·董卓传》记载：
射声校尉沮俊被创坠马。李傕谓左右曰：“尚可活不？”俊骂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乱臣贼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杀之。
翻译一下就是，射声校尉沮俊受伤坠马，李傕见到后，问左右说，能留他一命不？沮俊大骂，你们这些反贼，逼迫天子，自古乱臣贼子没有比你们更恶劣的，李傕就把他给杀了。
从事迹来看，沮俊确实慷慨壮烈，但是，只有他被旌表封赠，不奇怪吗？
要知道，在董卓治下、李傕、郭汜的掌控下，以至于东归的过程中，仗义死节的人物真是不少，比如：
越骑校尉伍孚死于刺杀董卓；
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左中郎将刘范、前益州刺史种劭，种邵还是之前殉国的种拂之子，这些人都死于李傕、郭汜之乱；
尚书令士孙瑞、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廷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俊、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先后死于东归途中的兵乱中。
这么多高官死节，只有一个人在洛阳得到了封赠，那就是当时只有二十五岁的越骑校尉沮俊，而其余人等，哪怕是王允等，都是在天子都许之后，才追封为侯，你要说这里没有猫腻，谁信呢？
奖励特定的死人，当然是给活人看的，这个活人，只能是袁绍集团中排行第三的沮授。
沮授的角色，很多人理解为“谋士”，也就是文官，实际上，他的职务是“监军、奋威将军”，职责是：
使监护诸将。
这个“监护”不是医院ICU，而是监督、管理，在东汉监军制度成型之后，已经是固定的职位，称为“监军使者”，即皇帝派出的军队统领。
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解析过沮授是袁绍军中的总参谋长，也就是袁绍军中的第二人，在集团内，则仅次于袁绍、曹操。
那么，汉献帝为什么这么做呢？
其实，这是一整套组合拳里的一部分，或者说开始。
尽管史料中并没有记载汉献帝是否知晓沮授曾多次劝谏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展现沮授政治倾向的两次献策，见《后汉书·袁绍传》：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见下。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
这是在袁绍刚刚夺取冀州时，沮授与他讨论未来时所说的话，当时，绍喜曰：“此吾心也。”说到心坎儿里了。
再一次，就是建安元年迎接汉献帝的讨论，沮授说：
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稸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具体文句不必翻译了，其中的共同之处就是，从长安迎接皇帝回来，从而号令天下，征讨不服的诸侯，区别是迎到洛阳还是邺城。
两次讨论，袁绍的态度都是积极认可的，哪怕第二次，也是“将从之”。
相隔数年，沮授的政见都是一贯的，如果沮俊是他的族人，自然也会与汉献帝有所沟通，那么，汉献帝的“示好”很可能是有的放矢。
但是，在迁都许县，汉献帝又干了一件大事，态度似乎发生了急转，见《后汉书·袁绍传》：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
这份诏书是很诡异的，往往被解释为出自曹操的授意。
但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当曹操迎奉天子时，诸将都在顾虑杨奉、韩暹和张杨的兵力强横，觉得未必能拿下，袁绍的兵力比这几位丧家之犬如何？
如果袁绍真的后悔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至少在建安元年，曹操有什么资本能够抵挡？曹操怎么敢干出刺激袁绍的事儿来呢？
说到底，由曹操控制天子，而袁绍控制曹操，这是双方认可的关系结构。
在此背景下，对袁绍兵马众多而自行割据，却不来勤王保驾打内战作出指责，只能是汉献帝的意志。
细想一下，汉献帝的目的仍然是“示好”。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曹操迎奉天子出自袁绍的派遣，而袁绍的使者早已出使过河东，但是，袁绍和汉献帝之间，一直有个疙瘩没有解开，那就是：
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从。
因为汉献帝的拥立不是袁绍的原意，所以没有听从沮授的劝谏迁都邺城，这个矛盾，是两个人心知肚明的事，如何让袁绍转过“反国之贼”到“国之栋梁”的弯儿来，需要一些技巧。
这封诏书就是一出双簧。
汉献帝作为上位者，摆出“斥责”的姿态，但罪名理由，却无一字涉及“反叛”，等于是承认了袁绍在“诸侯讨董”之后，一直是汉朝地方官的身份，把“伪政权”给洗白了。
而袁绍的自辩表章也顺杆儿爬了，其中原话说：
诚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聪之听有所不闻，乞下臣章，咨之群贤，使三槐九棘，议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权为衅，则桓、文当有诛绝之刑；若以众不讨贼为贤，则赵盾可无书弑之贬矣。
翻译一下，就是，陛下圣明无比，但总有听不到的地方，所以，请您把我的表章下发群臣，让公卿共议我的罪过，如果我以地方官的身份行权宜之计是错的，那么齐桓公、晋文公都该杀，如果认为不去讨贼是贤臣，那么，晋国的赵盾就不会被史官坚持写弑君了。
袁绍强调了自己的“反叛”是“行权讨贼”，而不是另立中央，拥立新君。
紧跟着，汉献帝就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
至此，君臣二人终于隔空握了握手，完成了和解。
那么问题来了，汉献帝与袁绍眉来眼去时，曹操是个什么心境呢？又是怎样的角色呢？这时候，曹操到底是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跋扈权臣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