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大将竟一语道破中国统一密码！
作者：楠（孵化营作者）
秦统一六国的道路上诞生了一大批牛人：主持变法的商鞅、提出“远交近攻”的范雎、推行“连横”策略的张仪、奇货可居的吕不韦、成就长平之战的白起、倾国灭楚的王翦……
其实还有一个低调的战略家。他远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100多年，就谋划了秦统一天下的路线，一语道破中国统一的密码。
01 路线之争
秦惠文王九年，秦国的朝堂之上出现了一场关系到国运的路线之争。
西南方的”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同时，邻国韩国又兴兵伐秦。到底是引兵伐蜀，还是去攻韩，秦国的政界和军界针锋相对。
政界的代表是大名鼎鼎的张仪，他主张伐韩。
张仪认为秦国的邻国之中韩国最弱小。
所以，秦国应当集中力量攻击韩国的新城、宜阳两座重镇，而后乘胜逼近周王室的近郊。到时君王挟大兵压境之威，可以宣布周王室的罪状，逼迫天子交出象征天命的九鼎。相反，蜀国地远民稀，就算劳师远征攻下蜀国，也对秦国没什么好处，伐蜀不可取。
秦的战略目标是得九鼎，挟天子而令天下，帝业可图。
这个策略几乎可以看作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前身。但有些“心急吃热豆腐”的感觉，韩国虽然弱小，但秦国一旦对韩国用兵，会否引起连锁反应，变得腹背受敌？
就算真的能够挟持周天子，以秦国当时的国力真能够摆布东方六国？
但惠文王听了不置可否，转而咨询军方代表司马错的意见。
司马错虽然名声比不过张仪，但战略眼光完全不输给张仪。
司马错一上来就指出，秦国的问题就是地小民贫，跟六国争天下没这个资本。现在就是要利用蜀国内乱的机会，打着伸张正义、禁止暴乱的名义，迅速占领蜀国的地盘，增加秦国的实力。
司马错随即驳斥了张仪“劫天子”的方案，认为这会招致诸侯的仇视且得不到实利。他指出秦国眼下当务之急不是出函谷以争锋，而是尽快摆脱“地小民贫”的困境。
商鞅变法虽然让秦国的国力有所提升，但领土狭小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别说和楚、越两大国相比，就是比之赵、齐也略有不逮，领土仅和魏国体量相当。
如果秦国越打越穷，它的强大将失去持续性，很可能陷入战术成功而战略失败的陷阱。司马错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告诫惠文王：秦最需要的是增强实力，所以下一个目标应该是伐蜀，正所谓“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国缮兵”。
此时如果去攻打韩国，则会激起邻国的抱团对抗，劫持天子又会背上恶名，成为众矢之的，到时候韩国跟周天子合力号召楚国、齐国、魏国、赵国来帮助，秦国麻烦大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伐蜀顶多就是劳师远征白忙活，而攻韩则可能引来六国合围，惠文王会怎么选择，一目了然。惠文王最终选择了司马错的建议，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极其英明，甚至直接改写了历史。
但伐蜀这件事确实不容易，张仪之所以抱怨伐蜀占不到便宜，主要还是因为伐蜀的成本太高。
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之间隔着广袤的秦岭山脉，千年之后的李白还在吐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你就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的交通有多难了。
秦岭的山川地形与别处颇有不同——别处的山再陡峭也不过垂直而已，而秦岭中则往往大于九十度，遮天蔽日的生长。
古代军队要翻越这样的山岭真与登天无异。
秦要灭蜀，必须要解决交通问题。
这里就不得不再说下秦惠文王这个人，在刚踏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的形象非常负面。作为秦孝公的儿子，在商鞅变法的叙述话语中，他就是那个受到守旧势力蛊惑，车裂商鞅的罪魁祸首。
▲《大秦帝国之纵横》中的秦惠文王嬴驷
但在秦国富强的话语体系中，秦惠文王却又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十九岁即位，虽族灭商鞅，却不废其法。当政期间，文有张仪连横六国，武有公孙衍、樗里子、司马错，北伐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为秦统一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譬如，在攻打巴蜀的过程中，民间就流传着秦惠文王的段子。
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牛，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
伐蜀强攻必定代价惨重，秦军需要一条入蜀之路，以秦当时的国力，开凿蜀道本不成问题，但问题是：面对入侵意味如此明显的举动，蜀国不可能毫无反应。如果他们派出一支军队驻守在崇山峻岭上，修建蜀道的计划便会如镜花水月般破灭。
惠文王把凿子、斧头和铁铲交给蜀国，让敌人自掘坟墓。
得知蜀王是个贪财之辈后，惠文王命人秘密打造五头巨大的石牛，牛尾下方本应污秽不堪的部位，竟赫然挂满黄金。贪财的蜀王果真厚着脸皮开口，希望得到五头“天牛”。
蜀王派来五名壮士，带领千人开辟山路，即后世所称的“五丁开山”，这种说法最早见于《蜀王本纪》。
根据学者考证，这种说法未必可靠，但从传说故事中仍然可以看出蜀道才是灭蜀的关键要素。
02 灭蜀的收获
灭蜀之战不可避免了。
公元前316年，惠文王因苴王求救之机，派遣张仪、司马错领兵借道伐蜀，成功后转而灭苴，不久后又消灭巴国。至此整个四川盆地全部纳入秦国版图。
历史往往有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儿。
譬如，秦惠文王时期的伐蜀之战，纵横家张仪是挺嫌弃的，他压根看不上蜀国这穷乡僻壤。就连秦惠文王本人都对伐蜀能对秦国的”富国强兵“有多少用处，没什么概念。
可越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越能显现出司马错当年的战略眼光。
首先，最直接的变化是秦的版图扩大了一倍多。秦得蜀之美丽江山、丰饶物产，有其粮食、布帛、金银，极大地增强了秦国实力。此后，秦国同时拥有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两处“天府之国”，为统一的帝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前面提过，古巴、蜀都是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对四川盆地的开发一直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秦人接手后，为适应兼并战争的需求深度开发土地，四川地区很快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秦昭王时期，又有李冰父子修都江堰。这一超级水利工程让四川成为帝国引擎，不仅为秦统一六国，更是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公元前256年即秦昭王五十一年起，直到两千多年以后的1949年，都江堰仍旧灌溉着14个县，面积约282.57万亩的土地。今天，都江堰灌溉面积已达到约1000万亩，是真正功在千秋的事业。
而这一切的起源，是秦人入蜀。
03 得蜀则得楚
更令人佩服的还不止于此。
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在劝说秦惠文王伐蜀之时，司马错还有一番惊世骇俗的洞见，“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道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这分明就是在谋划一个夺取天下的路线图了。
第一步，占领蜀地，获得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形，拥有成都平原丰富的钱粮劲旅。
第二步，顺流伐楚。楚国才是秦统一天下最大的障碍，从蜀地出发，顺流而行来讨伐楚国，比着单从陆路来跟楚国争雄，胜率更高。
第三步，得天下。一旦楚国被灭，横扫赵魏韩岂不如探囊取物一般？
熟悉历史的人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个从四川顺江而下统一天下的战略，在历史上反复上演：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宋灭南唐，元灭南宋……
最先洞悉这个“统一密码”的人正是秦国的司马错！
灭巴蜀后，秦与楚的巫郡、黔中相接，与楚国的战争不可避免。
公元前313年，秦惠文王派张仪用计拆散了楚齐联盟，接着攻楚国的丹阳（今湖北丹江口市），虏楚将屈丐，斩首八万；又攻夺楚国的汉中（今陕西汉中），取地六百里，设置汉中郡。自汉中失，郢都的西北屏藩撤，楚的国威大挫。秦楚约和，秦“分汉中之半以和楚”。
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奉命调动陇西军队，从蜀地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贵州东北部），秦军击败楚军，夺取楚国黔中郡，迫使楚国割让出汉水以北和上庸（今湖北西北部）之地给秦国。
此后，司马错退出历史舞台，而秦却并未放下灭楚的步伐。
公元前279年的郢之战和前278年的鄢之战，白起统帅的秦军攻占了当时政治核心楚国的南阳郡、南郡、临江郡（江夏郡）、黔中郡；至此南方大国楚国因为丧失大片疆土和人口而走向衰落。
公元前225年，秦王嬴政遣李信、蒙武等将兵二十万讨伐楚国。在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和寝（今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大胜楚军。但在父城附近秦军大败而逃。
公元前224年，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攻楚，直扑郢陈，苦战久攻不下。同年另一路秦军南至平舆，攻陷寿春，俘楚王负刍。第二年3月，王翦军攻破郢陈。王翦和蒙武统领秦军消灭楚军余孽，昌平君战死，项燕在淮北的蕲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蕲县镇）兵败自杀。
公元前222年，王翦大军平定了长江以南一带，降服了越族的首领，设置了会稽郡，楚国彻底灭亡。
再过一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大统一。
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的预言实现。
04 余论
让我们再复盘一下秦惠文王时期的路线之争。
从现在看来伐蜀的决定无疑比伐韩要高明得多。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张仪忽然变得短视，竟不如藉藉无名的司马错呢？莫非这位大纵横家竟是浪得虚名不成？
不是的。张仪乃天下英才，佩六国相印的苏秦都自叹弗如。张仪的失策说到底是由“视角的局限性”造成的。
张仪是纵横家的代表，合纵连横的对象都是位居中原的六国。因此，在思考战略问题时容易聚焦在“特定视域”内，在六国既有的权力结构中思考问题。而司马错的战略眼光更加开阔，伐蜀之论俨然在争天下问题上“另辟蹊径”，他思考战略聚焦在“特定对象”身上，深知楚国才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最大敌人，灭蜀正是为了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位置，为灭蜀创造条件。
明末清初的林云铭认为：“代韩伐蜀二说，俱以'名’、'利’二字做骨，张仪谓王业起见，语虽大而实疏。司马错只拿定富强二字做去，而王业不争自成。何等万全。切实优劣，判如指掌矣。”
清人唐德宜在《古文翼》中引倪稼咸评：“两说俱以名利为言，而（司马）错之计有富强之利，无劫天子之名，更出万全也。论事之文，指陈明快，听者安得不从？”
司马错在历史上名气不如张仪，就连自己的后人司马迁写《史记》都不肯给他立个传。可如果真正拨开历史的迷雾来看，司马错这个低调的将领所具有的战略眼光，丝毫不逊于张仪等人。
称他是秦国统一天下的隐秘功臣，不为过吧！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常璩：《华阳国志》山东：齐鲁书社，2010年。
3.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4.王子今：秦人的蜀道经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1期27页。
5.任建库：秦灭蜀战争“石牛计”故事的形成，《秦文化论》，2004年第00期237-252页。
6.路畅《古代工程的范畴研究—以都江堰工程为例》哈尔滨工业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