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连载（337）《子路篇》第20章，“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tì)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kēnɡ)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yī)！斗(dǒu)筲(shāo)之人，何足算也！”
【原文朗读】
子贡：孔子的学生，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比孔子小31岁。子贡在孔门十哲中以言语闻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才华横溢，办事通达，后来曾任鲁国卫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端木遗风”就是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准则，被民间尊为财神。孔子对他的喜爱程度仅次于颜回，他与子路一文一武，犹如孔子的左膀右臂。
行己有耻：心知有耻，则行为谨慎，有所为，有所不为。
使于四方：出使到四方之国。
言必信，行必果：说出的话一定要兑现，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完成。并没有提到这种行为符不符合“道义”。《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硁硁(kēnɡ)然小人：像石头一样坚硬固执，不务求大义，专守自己认定的“言必信，行必果。”
噫(yī)：感叹词，鄙视、看不起。
斗(dǒu)筲(shāo)之人：多重含义。其一，两种容量小的容器，斗容十升，筲容五升，比喻人气量太小、水平太低。其二，斗为酒器，筲为饭器，比喻人是酒囊饭袋。
子贡问道：“怎么做才可以算是一个'士’？”孔子说：“时刻提醒自己的行为有可能招来羞辱耻辱，出使四方能不辱没君命，可算是'士’。”
子贡又问：“敢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同宗同族的人称赞他能孝敬父母长辈，同乡同党的人称赞他能敬重兄长。”
子贡又问：“敢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话必定守信用，行动必定见结果，却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管符不符合道义，这些虽然是像石头一样坚硬固执的小人，但也勉强算得上是最次一等的'士’吧！”
子贡又接着问：“那现在执政的那些人，您觉得如何呢？”孔子说：“呀！那都只是些像斗筲般器量狭隘的人，怎么能算得上呢？”
为了深刻理解本段话的意思和哲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什么是“士”。其二，这段话与前几章的衔接关系。其三，孔子将士分为了哪几等。其四，这段话有什么深刻的寓意。第五，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
在《论语》中，对人的称呼有很多种，大人，圣人，善人，贤人，君子，小人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士”的称呼，那么这个“士”指的是哪一类人？
中国人把读书人叫做“士儒、儒士”，其实“士”和“儒”是两个概念。先说“士”，它是春秋时涌现出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由没落贵族和平民中涌现的精英组成。比如孔子原本是帝王家，是商汤王的后代，周武王灭商后将商朝后裔封在宋国，孔子的先祖就是宋国的开国君王。但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孔子家族从帝王到诸侯再到大夫，传到孔子这里身份变成了“士”。
“士”这个阶层如何谋生啊？他们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的是能到贵族家里谋一份职业，获得一份俸禄，这就是“干禄”，这就是儒。儒字左“人”右“需”，《周易》第5卦叫“需卦”，需指的就是人的衣食住行，靠自己的才华能力谋取一份俸禄的人就叫做儒，所以儒是一份职业。
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儒”了，只不过主要是为了谋求一份好职业，过上好日子。到了孔子这里，孔子开始教自己的学生，孔子并不反对弟子们谋求俸禄，而是倡导他们更要上升到“谋道”的高度。
在《论语》中共出现了18次“士”，我们举几个例子。在《里仁篇第四》中，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è)衣恶(è)食者，未足与议也”。在《述而篇第七》中，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在《泰伯篇第八》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颜渊篇第十二》中，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在《子路篇第十三》中，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在《宪问篇第十四》中，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在《卫灵公篇第十五》中，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子张篇第十九》中，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由此可见，在古代“士”指的是那些有抱负的读书人，后来变成了一个泛称，包括所有怀着远大理想并为之奋斗的人。
本章承接着前两章的哲理。在第18章中，孔子和叶公表面上是探讨楚地和中原的人对“直”这个品性的不同理解，实际上说的是各种文化的差异和特点。在第16章中，孔子委婉地告诉叶公，你管辖属地的民众的风俗不一样，你在为政上就要注意入乡随俗，就要因地制宜，尤其涉及到刑罚，更要照顾到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
到了上一章，孔子借“樊迟问仁”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既然说为政要入乡随俗，要因地制宜，但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改变呀。不是的！做人的“恭、敬、忠”这几种好品德和原则是不能变的，即使到了文化与你截然不同的夷狄之邦，也须臾不可丢掉呀！
可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没有多少人能做到既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又能不随波逐流呀！所以到了本章，孔子便借子贡的问题，将人分为四层，最次一等的便是当今的为政者了。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讲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士”。
第一等的是能够“行己有耻，使于四方”，这是“达则兼济天下”，已经从政了的士。不仅时时刻刻注意修身养德，也善于为人处世避免遭受羞辱羞耻，还能肩负更大的责任，出使四方并不辱没君命。
第二等的是既做到了“孝”，又做到了“悌”，这是“穷则独善其身”，还未有官职但已经成名的士。同宗同族的人称赞他能孝敬父母长辈，同乡同党的人称赞他能敬重兄长。无论是已出仕还是未出仕，这两种人都算是“士”中的优秀者了。
孔子接着评价第三等的“士”，他说：“说话必定守信用，行动必定见结果，却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管符不符合道义，这些虽然是像石头一样坚硬固执的小人，但也勉强算得上是最次一等的'士’吧！”孔子说，这种“士”是拘泥固执，不知通权达变的“硁硁然小人”，其主要特点是“言必信、行必果”。
讲在这里，有一点尤其要引起我们注意。千百年来，有很多书籍有很多人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人生格言而加以推广传播，可你翻遍《论语》，也只有这一处说了这六个字，而且孔子又明确地说，这种人是“硁硁然小人哉”，持否定的态度。
这是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吧，在《学而篇第一》中，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思是说，只有当这个信接近“义”时，你承许的诺言才可以去履行，一切唯义是从。“义”高于信，信要服从于义。符合于义的信是大信，不符合于义的信是小信，大信必须兑现，对小信则可以区别情况对待，不必“言必信”。为什么孔子的学生有子得出了这个结论，因为他是从老师孔子所做的一件事中感悟出来的，在孔子师徒周游列国的初期，他们在卫国蒲邑这个地方被人围困住了，为了尽快脱身，孔子答应了对方的条件，承诺不再回卫国辅助卫灵公。可等到一脱身，孔子马上告诉弟子们调转车头去往卫国。随行的子贡疑惑地问道“盟约难道可以违背吗”？孔子说“在胁迫下做的盟约，神明也不会认可的”。
后世的孟子说得更为直白：“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意思是说：“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不合道义的盟约诺言，比如商定一起去干坏事，当然可以临时变卦了。”
孔子将“士”分为三个层次后，子贡紧接着追问道“老师您看现在那些当政者属于哪个层次？”孔子毫不客气地说道，你提这些人干吗？这些当政者就像斗筲那样气量狭小，全是一帮酒囊饭袋，连充数的资格都算不上。
孔子在这里将士分为三个层次，如果加上“今之从政者”就是四种。这种写作手法，这样的分类，老子在《道德经》中也用过，我们举两段例子。
老子在《道德经》中不仅将“士”分为几层，还将天子君王分为了几层。《道德经》第17章云“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将君王的治理天下之道分为四个层次。最好的统治者，效法天道自然而为，下面的民众或者只知道有这么个君王，或者根本不知道有君王的存在，故称“太上，下知有之”。次一级的，是爱护民众的有德之君，民众亲近他并赞誉他，故称“其次，亲而誉之”。再次一级的，是依法治国的威严之君，民众畏惧他，故称“其次，畏之”。最次的统治者，残暴无德，民众嗤之以鼻，并私下诅咒他，故称“其次，侮之”。
从本章中，孔子虽然说的是“为士”的几个层次，但我们每个普通人都能从中得到很多启示。比如说，做事做人要有羞耻之心，要尽一切努力完成公司的目标，在工作里要关心爱护同事，在家的时间多陪陪父母，与他人交往既不能失信，也不能偏离“道义”，等等等等，要想达到“士”的标准，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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