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乎情，止乎“理”

（朗读者：赵朋）

最近翻出一本94年再版、繁体竖排的《牡丹亭》，一边重读，一边忆起大学时光，不由感慨：我的“藏书”，总是这么暴露年龄。

明传奇是从宋元南戏和金元杂剧发展起来的中国戏曲艺术。作为其经典剧本，《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也称《还魂梦》，由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刊行于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该剧描写了官家小姐杜丽娘对梦中书生柳梦梅倾心相爱、伤情而死，化作魂魄、人鬼相恋，起死回生、结为永好的故事，与《西厢记》《长生殿》《窦娥冤》（另说《桃花扇》）合称中国四大古典戏剧。《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可见其魅力和影响。

提起《牡丹亭》，人们很容易想起昆曲剧目的优美典雅，再联想至《红楼梦》中“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的细腻动人。虽然这些剧本在清代被列为禁书，但当时演出多为折子戏，如“游园”一折辞藻优美、曲调婉转，故可排练上演。“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句句《牡丹亭》唱词，竟让素习不大喜看戏文的林黛玉，从感慨缠绵，止步侧耳细听；到点头自叹，“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到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站立不住；再到联系古诗和西厢中的词句，竟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所谓感同身受、心有戚戚，无外如此。

有研究者统计，《明史》所收的节妇、烈女传比《元史》以上的任何一代正史至少要多出四倍以上，当时妇女思想所受的钳制程度可见一斑。甚至那时的女儿家连花园这样的“空冷无人之处”也是最不宜去的，“只合香闺坐，拈花翦朵。问绣窗针指如何？逗工夫一线多。更昼长闲不过，琴书外自有好腾那。”因此，在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下，作者高调标榜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不啻为一朵绚烂动人的“奇葩”，即使在观念开放的现代，也令人震撼称奇！

在杜丽娘的身上，我们很容易想到她的前行者崔莺莺、后继者林黛玉，才貌俱佳、反抗礼教的她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女性形象。在元稹编纂的唐代传奇《莺莺传》中，崔莺莺本为始乱终弃的“反面教材”，经金代董姓读书人改编，至元代杂剧家王实甫手下才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如果说崔莺莺还有些懦弱，需要红娘的积极促成，那么杜丽娘则坚定执着，表现得更为大胆和出格。

不过，即使崔莺莺待月西厢下、杜丽娘幽会牡丹亭，这两位女性惊世骇俗的爱都终逃不过“发乎情，止乎中状元”的结局，虽然考中状元不是才子佳人结合的前提，但却是得到认可或“敕赐团圆”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安排，也是古代很多爱情剧作的不二选择：《倩女离魂》中，张倩女爱而不得，离魂相伴王文举，至其高中，才能门当户对、永结同好；《墙头马上》里，李千金与裴少俊一见倾心，私结夫妻、生育子女却不能示人，才子进士及第，方得夫妻团圆……这不仅折射出封建纲常之“理”，也合乎作者在其时其地的历史局限。

而同样作为文学虚构的叛逆女性，林黛玉的结局却大不相同，这使人不得不敬佩作者对现实认识的无比清醒和客观。“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曹雪芹在开篇不久的金陵十二钗判词中就直接预示了她不折不扣的悲剧命运，不管续写者如何安排宝玉的归宿，都不能改变宝黛悲情的结局，因为作者深知，在封建礼教的制约下，他们的爱情注定不可能美满而终。这既显示出清代社会禁锢的加深，更反映了作者思想认识的进步。

浪漫主义令人向往，现实主义让人清醒。把浪漫美好的爱情，加之现实凄凉的结局——悲剧的力量总是更为深沉，正因于“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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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无心，以出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