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穴书评｜《第二性》批判，职业女性何以走到女权主义者的对立面？

为什么家庭主妇被人歧视？

先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张桂芬曾愤然拒绝过一位学生的捐款，她说：我那么辛苦地教育你，而最后你选择当了家庭主妇。

这一段话曾引起极大的网络争议。

家庭主妇是否真的那么不堪，如今的女权主义者似乎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同志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现代社会，家庭主妇往往有两种，一种是上层社会太太，拥有专业的帮佣，不需要亲自料理家务，生育了也会有专门的人员照顾，另一种则是中下层阶级的家庭主妇，往往需要独立完成各种家务，生育了之后也只能由亲戚或父母相助。

但是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女性往往很少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削或者压迫。

在现代中国，妻子做家庭主妇时，她往往会掌握丈夫的工资卡，负责分配整个家庭的财政支出。所以从表象上来看，似乎作为家庭主妇的妻子是掌握家庭的财富的。那么看似，妻子仿佛是家的主宰。可实际上她的掌控范围也仅限于这个家而已。

而且实际上妻子所掌握的家庭支出的分配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丈夫让渡的，因为丈夫对于外界而言才是这个家的决策者，而家庭主妇往往只是丈夫权利的代表。

而且在现代中国，丈夫把工资卡或者家庭财富分配权交给妻子，有2种因素：

第一、在夫妻两人有感情的基础时，这是丈夫向妻子表达爱的方式；

第二、在乡土社群中，妻子作为家庭的功能成员，接受财富分配工作，整理家务并生养孩子（即所谓的再生产劳动）。

在通常情况下，夫妻开始相处的阶段，第一种因素显然影响更强，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第二种因素渐渐占据主导地位。

那么一旦作为家庭主妇，她的职能便被限制在了生养孩子和家务劳动（无价值劳动）。

注：这里提到的价值，是指经济学中受社会影响，通常由价格来体现。虽然家务劳动已然市场化，但是家庭主妇在家中的家务劳动并不会被估价，并被丈夫或者家人认可，相反，这种估价认可反而更像是一种侮辱，因为社会要求女性拥有无私的母性且无偿在家中付出劳动。

以此逻辑为前提，家庭主妇在家里生养小孩、料理家务等一系列劳动都是没有定价的，家庭主妇不会为自己的劳动定价，丈夫更不会为自己的劳动定价。但是拥有职业的丈夫拥有具体数额的收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其实是模糊的，而丈夫的劳动价值则是可以用货币来体现的。当然如果单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家庭主妇所提供的劳动是无价的。

但无论是免费还是无价，这个决定权最终还是取决于丈夫，因为家庭主妇是对这个家负责的，而家的领导者往往是拥有收入的丈夫。

所以，作为再生产劳动的负责人，女性一旦选择成为家庭主妇，她的社会地位便完全取决于丈夫的社会地位以及他对于妻子的态度。

家庭主妇所有的工作贡献都只能落实到私人的个体（比如家人），一方面，人类社会极大地受益于妇女生育，而另一方面，从现实角度来看，妇女因生育得到的补贴少得可怜（当然某些福利国家会直接向女性支付大额的生育补贴）。

那么由此，女性相对于男性花极大代价生育出来的孩子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并不会挂钩在女性的头上。因为人口红利的最大利益方往往不是女性，在巨大人口红利面前，企业主更容易处在优势地位，女性在职场的生存空间也更容易受到不需要生育的男性挤压。

所以，倘若生育本身作为再生产劳动的一部分，一直被社会忽视，并不给予实质性的认可，那么在马克思女权主义的视角下，生育的女性就注定是被剥削的。

而这恰恰是波伏娃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意识到的这一点，在《第二性》中，波伏娃给出了一句传世箴言，一直以来都警示着女性：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这句话在上个世纪十分应景，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女性的价值不能被局限在男性主导家庭之中，所以她们争取平等工作的机会，争取堕胎权，要求和男性一样从事艰苦的工作。

但是，在波伏娃的假设中，似乎这条艰苦的道路就是男性被迫从事社会工作，以劳动获取报酬的道路，而再生产劳动，比如在家庭中从事家务或者养育孩子的劳动其实并不比外出工作更加轻松。但是在波伏娃文字中并没有提及。

在这样的思路下，再生产劳动其实一直都是处在被忽视的状态，而与此同时广大的男性和女性都会产生同样困惑，不明确到底女权主义者的诉求是什么？

虽然在网络和现实中，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人并非都有同样的诉求，更多的人只是因备受压抑和饱尝痛楚而发泄自身情绪。但是对于严肃的女权主义者来说，问题是真实的，再生产劳动遭到的社会市场的有意忽视，而且如何合理地确定价值也饱受争议。

所以女性摆脱家庭的生育和无价劳动，转而在市场上与男性一样寻求价值认可在一开始是被女权主义者推崇的。

但是在推崇「职业女性」的同时，研究者不禁反思，在强调「职业」这一定语时，人们悄悄将其放在了「家庭」的对立面。

也就是说，女性只有勇敢地与男性一样去面对社会市场需求，创造价值，才能够赢得更多的自由。

这一点不无道理，但是这样的说法是否正巧落入了父权制的窠臼，否定了再生产劳动的价值，这点也值得人们思考。

对于家庭主妇来说，类似洗衣服洗碗这样的家务，虽然它对于家庭来说是「有用必不可少的劳动」，但是「对于女性们付出的这种劳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这就相当于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

而上世纪对于「家务劳动」的概念研究促使女性认识到了这种权利被剥夺的现状，由此才引起了女性的共鸣。

但是面对这种现状的态度，是拒绝从事家务劳动，还是迫使社会承认劳动应得的相关权利，这让女权主义者们继而分裂。

一些女权主义者往往会否认以往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劳动，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有了厌女的嫌疑。

或许如何界定再生产劳动价值，才是实现男女平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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