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人：创建青岛现代文化的平台《避暑录话》——王统照在青岛之三
1935年夏，王统照从上海回到青岛，一则避暑，二则胃病发作，须回家中调养。恰值许多文朋诗友齐集青岛，大家文兴袭来，相约出一份同人刊物，略抒心曲。于是说办就办，7月14日，一张崭新的文艺副刊《避暑录话》，在青岛最大的报纸《民报》刊出。这便是当时恰好漂聚在此的12位文化人发言抒情的共同园地。他们是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其所以如此取名，正如洪深所释：“我们避暑不是纳凉，而是避国民党老爷们的炎威。”
《避暑录话》副刊虽小，阵容不弱。老舍的散文，亲切中洋溢着幽默，让你象听着最熟悉的朋友作漫不经心的絮语，会心地微笑着，和他一起吟味着生活的温馨与苦涩。洪深是左右开弓，一面关注戏剧，也创作，也研究，同时又给田汉的狱中诗草作注。孟超、亚平、同愈写诗，吴伯箫写散文，王余杞连载他的笔记《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王统照是《录话》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新诗《你的黑手》，此后陆续发表诗文7篇，有的描写北国特有的农作物蜀黍（高粱），有的描述山东夏晚的黄昏景色，后来大都收入《夜行集》、《青纱帐》中。洪深在《发刊词》中说：“他们这十二个文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但他们有大体相近的生活态度，正如创刊号上臧克家用诗宣布的那样，他们共同的主张是：
要活就挺起腰来认真地活，
不能学死水里的游鱼，
不想向明天，
拨刺着一点透脊的泥波。
这分《录话》的问世，当然和执笔者们的自觉支持大有关系。它既无主编也无编辑，只是在每次出刊之前，大家聚餐一次，一面碰杯，一面畅谈，一面凑稿子，于是一期又一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这份周刊所以能够附《民报》发行，与当时担任《民报》主编的杜宇，自然大有关系。抗战胜利后，王统照还专门撰文怀念这位死于国难的年青文友，称扬他为青岛开辟新文学的园地，大力支持《避暑录话》发行的功绩。刊物没有编辑部，大家聚会的场合，除去几家熟悉的小酒馆外，主要便是观海二路49号王统照的寓所。登上又高又陡的台阶，就是那三间敞亮的会客室。他们谈心评文，纵论时事，一杯清茶，两盏苦酒……新的一期《录话》，便往往在这里萌生出新绿的叶芽。它先是在《民报》刊出，因读者太多，供不应求，报社才格外增印几百分白报纸的，折起来成为8小页的一个小小刊物，送到青岛唯一的出售新文学作品的荒岛书店代售，“荒岛”于是变成了“绿洲”。等到上海的生活书店等几十家外埠书店都为之代售时，它就几乎销行全国了。单本之后，还有合订。目下仅存于青岛图书馆的一份，就是后来将10期订为一册加上封皮和总目重印的合订本《避暑录话》，16开本，白报纸（现在自然已受岁月的熏染变成暗黄了）印成，臧克家题写刊名，封面是皮卡索（今译为毕加索）为奥维德《变形记》所作的蚀刻插图，以淡褐色轻灵简约的线条，勾画出几个向前踊跃的男女，恰是海滨夏景的写照。
这份周刊，从不拖期，大有老舍、王统照的作风：严谨认真。在那样一个岁月，单是要做到这一点，就老大不易，正如老舍所说，他们是“为写避暑之话而流汗的”。出到第10期，撰稿人有的回临清，有的去济南，王统照又要南下申江，为生活的鞭子所驱策，各各早离开这避暑的胜地，集稿已大不易。况且出完这一期已是仲秋时分，金风迅至，炎威略解，再来“录”写“避暑”之话，确也不合时宜。老舍说：“由仲秋节在这儿拦着，即使有力继续也怪不好意思。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打不到一气”，－－于是乎停刊。老舍在最末一期停刊的话《完了》中，就这样和热爱着这分副刊的读者们挥手道别。
《避暑录话》在浩如烟海的文艺副刊中，实在是一位小而又小的小弟弟，但它在12位撰稿人心目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自臧克家撰写专文回忆之后，这份副刊更引起了众多文史学者的关注。目下，它已经作为30年代文艺繁盛的见证，写进了青岛的乃至山东的现代文艺史册。
这12位文朋诗友，年龄不同，专业有异，关系也并非都是等距离的。老舍是王统照的旧友，同是文学研究会的重镇，又同为30年代青岛文艺事业的栋梁，友谊与日俱增，感情老而弥深。杜宇是青岛《民报》主编，又是青岛左联的骨干人物。他主持的《民报》，实际上是左联活动的中心。王统照在青岛的若干文学活动，往往是通过《民报》也即通过杜宇付诸实施的。吴伯箫当时已离开山东大学，但夏天仍在青岛度过，因此有参加《避暑录话》的机缘。他193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即在青岛大学（1932年改称山东大学）校长室、教务处工作。早在读书期间，他就喜欢写作，常向《京报副刊》投寄稿件。到青岛后，得到王统照的热心指导和帮助，作品的水平迅速地提高，并且因为文学因缘，更成为观海二路49号的常客。1934年王统照出国旅游，便是他和臧克家一起，把他们的恩师送上青岛码头，送他乘上海轮驶向烟涛微茫的大海。王统照的《山雨》出版后，他捧读再三，难以抑制心头的激动，率先发表1933年是《子夜》《山雨》季的论点，将这两部书相提并论，至今仍是若干学者相沿不衰的一种定论。抗战开始，吴伯箫要到根据地去参加革命工作，临行前把剪贴的旧稿《羽书集》交给王统照，几年兵火离乱，王统照终于排除万难为之出版。
特别应该说起的是他与臧克家的交谊。那时臧克家是王统照侄女王蕙兰的丈夫，1929年从诸城故乡到青岛投考青岛大学补习班。冬天，因祖父病故回家奔丧而退学。1930年正式考入青岛大学，先入英文系，经闻一多先生核准才转入中文系。进中文系后，他发疯一般地写诗。每晚总要准备好一张白纸，一支铅笔，一段腊烛，一盒火柴。夜里什么时候来了灵感，马上点亮腊烛写在纸上，惟恐诗神稍纵即逝。因为爱诗，所以对成名的诗人特别尊重。他的第一位诗人老师是闻一多，常以诗作能得到闻一多的一句赞词、一个红圈而兴奋地半夜无眠，也以与陈梦家共同成为闻先生诗门下的“二家”而倍感自豪。另一位诗人老师便是王统照，为了请教，他常常从他的宿舍——青岛大学的石头楼，跑到观海二路49号，谈诗评诗。话匣子一开，叔侄二人便谁也守不住闸口。到午饭时候了，王统照请他吃煎饼、小豆腐，地道的诸城饭食，极简朴，又极清淡可口，而且充满着故乡的情味、故乡的思念。1933年，臧克家的处女作诗集《烙印》，便是在王统照、闻一多及王笑房、卞之琳、王莹等热情帮助下自印出版的。《烙印》问世后，曾引起了一阵轰动，十几家报刊发表文章评论。但直到臧克家第三部诗集《运河》于1936年出版时，王统照才为之撰写了序言，对臧诗的风格和成就作了恰如其分的肯定。臧克家后来在回忆文章《剑三今何在》中深情地写道：“剑三很看重友谊，真诚待人，给我以温暖，如陈年老酒，越久越觉得醇厚。对我这个后进，鼓励、扶掖，不遗余力。我的第一本诗集，他是鉴定者，资助者，又作了它的出版人。没有剑三就不大可能有这本小书问世，这么说也不为过。”1936年，王统照在上海主编影响很大的杂志《文学》。在这之前就不断推荐臧克家投稿，长诗《罪恶的黑手》，便是由于王统照的鼓励和推荐，才在《文学》上发表的。主编《文学》以后，发表了臧克家不少作品，但他认为不适于发表的作品，也绝不因私谊而徇情，总是用详尽的的信陈明不宜发表的理由，使作为后辈、作为被退稿的作者的臧克家，不但不感到失望，并且从中收到更多的教益。王统照不但以他对文学青年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植为人称道，而且以真诚恳切的态度、光明磊落的人格赢得了广泛的敬重。他的真诚纯厚、质朴亲切的个性特色，也给人们留下了历久不磨的深刻印象。
诗人王亚平于1932年到青岛教书，这才有机会认识了慕名已久的作家王统照。他那时已经开始学写新诗，稿成之后，常常想请人指教，王统照无疑是非常合适的领路人。在他的心目中，王统照做人朴实，待人以诚，重友谊，忠实于生活，忠实于文学。他虽然出版过不少长、短篇小说，但更富于诗人的气质和热情。他爱自己的诗，也爱别人的诗，对初学写诗的年青人，常常给予无私的热情的支持与鼓励。1936年，王亚平曾把自己的一些短诗编为一集，题名《海燕之歌》，请他审阅，并希望他专门为这诗集写一序言。他答应后，不久便将原稿送回，王亚平惊喜的发现，诗集真的经过他认真的批审，凡是可以入选的，他都划上了红圈，而不准确、不明朗、不简练的词句，则一一作上记号，提醒作者进一步修改。三个月后，王统照从上海寄来了特为《海燕之歌》写的序文，对年青的诗人的成绩，充分予以肯定，希望他不断“努力于艺术的寻求，既不失却诗的特点还能作时代飞弦的和鸣。”这年10月，王亚平的诗集由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恐怕是与王统照的鼓励支持，特别是写序推荐有着密切的关联。王统照主编《文学》后，为了编集“诗歌专号”，曾亲笔写信邀请新老诗人撰稿，王亚平也是其一。“专号”出来后，有不少新人的名字，“自由论坛”一栏竟有近20人发表了对新诗的见解，显示出编者公正无私忠于事业的人格特色。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王统照没有染上一点那种不利于进步文学事业的“宗派情绪”，这和他处世待人的方针，是互为表里互相生发的──这给作为后辈的王亚平等文学青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些旅居青岛的文化人，因为经常到观海二路49号作客，就不仅是王统照一人的客人和朋友了，连年幼的，对他们也留有深刻的印象。立诚记得母亲常说“王亚平他们来了”，说完就招呼厨师多准备饭菜，于是也就成了孩子们的小小节日。有一次单独宴请老舍，从菜馆里叫来颇为丰盛的菜肴，立诚也被抱上椅子与大人一道进餐。不料立诚对拌海鲜的冰块大感兴趣，非要吃冰不可。大人们担心吃坏肚子，当然想方设法阻止。正在相持不下时，老舍笑嘻嘻地问立诚看过当时颇为流行的《施公案》没有？老实有余的王统照刚说孩子还小不宜看这种读物时，老舍已经掳起纺绸小褂的袖子，一脚踏上椅子，摆出颇为地道的骑马蹲裆的架势，另一只手扬起筷子，大喝一声“看！”立诚的注意顿时转移到那被摹拟为黄天霸的神镖的筷子上，而家人正好把那盘有“争议”的冰块海鲜换走……。这些细节，是那样深深地烙印在童稚的心田里，岁月的流逝，也无法完全抹去那鲜活的记忆。
那时与王统照相交的朋友，除去老舍、王亚平等旅居青岛的文化人，臧克家、于黑丁、吴伯箫等青年学生，杜宇等左翼新闻工作者外，还有当地的一些学者。礼贤中学国文教师王叙卿，因为是长子济诚的家庭教师，也与他们全家都成了要好的朋友，从自芳夫人以下，全都敬称为王老师。因为体形太瘦，调皮的学生背后都称之为“甘地”。他在清末曾考取秀才，古文根底相当厚实，一生清苦，献身教育，颇为王统照所敬重，常常以诗词唱和。王统照在《赠叙卿》一诗中曾为之留下一幀生动的剪影：“一盂粝饭一盘蔬，三十年来一绨儒”，大约这不会仅仅概括了叙卿先生一人的生活特征吧！山东日照人郑再时，号爰居，专治古文字学，善考据，著有《西昆酬唱集笺注编次》等。其女郑荃后来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创作，当年是王统照在山东大学执教时的学生。王统照50年代在病中曾多次与之唱和，现在流传下来的还有《赠叙卿兼示爰居》七律二首：
海滨云树记同游，廿载飞光梦里求。
赌酒楼头邀明月，论文林下惊霜秋。
尚留顽健经离乱，欣睹昌明立远猷。
细数旧交零落意，莫因霜鬓感难瘳。
淡交如水溯交游，声气还从和厚求。
频数流年骄齿发，每怀佳日放春秋。
灯前细雨寻旧梦，海外长风播远猷。
莫负良时伤老大，阳春烟景病能瘳。
这显然是解放以后对旧情的追忆和与老友的共勉了。
笔者在拙著《叶圣陶传》中这样描写过中国的一类新文化人的人格特征：他们一个个诚朴君子，蔼然长者，平易醇厚，方正谨严。……他们的政治观点，前进而不激进，沉实稳健而非锋芒毕露，不满现状又尚未与当局构成尖锐的对立。对待事业与工作，一律认真负责，历来一丝不苟。行文务求平易畅达，准确有益，不矜才使气，不竞奇斗玄。既非巨富，也非赤贫，自甘淡泊，绝缘华奢。……这首先说的是叶圣陶，但又完全可以包括王统照在内的一大批从文学研究会走出来的新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