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朝经济发展的内在文化阻力
公元960 年，随着宋朝文化的突破，我国古代经济也在同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宋朝经济无论在农业、商业还是手工制造业都高度发达。
除此之外，宋朝时期劳动者们的创造力又进一步提高，在印刷、造纸、制船和纺织等领域都突破了旧有规模，并开创了新的工艺水平，这就推动了宋朝经济进一步繁荣，从而与宋朝时期儒家思想相互影响，形成相互的推动力和阻滞力，并对后世经济和思想文化起到双重影响，意义深远。
一、宋朝理学仅是浅层的转变
宋朝理学所掀起的呼吁人们主体意识回归的思想，可以真正意义上算是我国最初的启蒙思潮。宋朝理学的理论观点掀起的人的主体性和个性自由思潮，即是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发生的启蒙思潮，而宋朝理学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中重要的发展阶段，其起到了推动中国哲学发展进程的重大作用。
宋朝的理学思想将“人”与“天”齐列，理论上坚信人的能动性作用，但另一方面又极端压制个人利益和个人私欲，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尽管承认人所需的基本物质需求，却无法解放人本应有的适度享乐和天性，这无疑造成对人们自由和创造力的禁锢，无法构成人的个体性原则，这样也就没有办法实现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使整体性偏离天平，而造成这个时期人性发展的弊端和误区。
而我们现在又常常将人的个体性原则与市场经济一同歌颂，这是伦理层面和经济层面的结合，市场经济的发生不拘泥于表层的人欲，显然人的个体性原则要比人欲、私利更神圣一些。但在宋朝时期也正是连人最浅层的私欲和私利都在压制，这就自然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阻碍了整个经济运营的平衡。
总的来说，宋朝理学虽然将儒家思想推上新的阶梯，但并未彻底摆脱传统儒学的根基，这就造成宋朝的文化模式没有形成新的转变，而仅仅只是浅层的转变。
在这样的文化模式下，自然而然同时导致人们创造力的禁锢，宋朝的经济发展亦只能是量的积累，而没有形成质的跨越。所以，尽管宋朝经济被誉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但也由于这时期的思想文化对人“主体性”启发程度不够，对人欲过分偏执压制，没有从根基上改变传统的文化模式，从而导致经济没有发展到其原本应该达到的高度，没有形成质的飞跃。
经济的发展与人独立个性和主体意识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宋朝这一时期对人欲的误判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然而毕竟受制于时代限制，理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掀起的启蒙思潮，无论是正统意义的启蒙也好还是雏形也罢，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二、王安石不承认“私利”的合理性
说起宋朝的“功利主义”又不得不追溯到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事实上王安石不单在文采上举世闻名，他的政治思想在宋朝也是首屈一指的，其中以王安石变法为突出。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维护宋朝统治、拯救宋朝政治为目的，将理财、整军视为变法中心。“王安石变法”极具革新意义，不但增强了宋朝时期的国防实力，还为宋朝经济带来极大的利益。
其实王安石变法在实质上与功利主义息息相关，王安石本身即是不赞同重义轻利的那派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倡义利统一，并反对极端利己主义，对人的私利持否定态度。所以王安石变法正是从国家公利角度出发，对国家财政、商农经济进行改革，以求富国强国。
王安石一方面重视社会公利，但另一方面又将利己视为不义，极端驳斥人们的私利及私欲，在这里，尽管王安石与宋朝其他儒家思想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不同，但他们在对待人欲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无论是重义轻利的理学家还是功利主义学派都要求压制人欲，并将其视为与“义”对立的一方。
而王安石本身也十分推崇儒家思想中仁义的道德伦理规范，他肯定公利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并不承认私利的合理性，将人们追求的私利、利己等同于不仁义，给人在私欲的主体性扣上了这样一个罪名，自然而然走向功利主义的片面化。
事实上，王安石的功利主义片面化恰恰是宋朝整个功利主义的极端走向，宋朝功利主义学派过分推崇公利的重要性，这样的思想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具有其合理性的，也是对中国传统中富国强兵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但其将私利视为不仁不义，甚至视其为一种对公利和道德的阻碍，则对于人主体性的开发产生了巨大的对抗作用，体现在经济上即是对个人经营的消极影响。
尽管王安石变法和众多功利主义思想家们的出发点是以富国强兵、治国安邦为己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其对于人性的限制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所以最后因为种种因素而没有成功为宋朝带来原本应有的更加繁荣的景象，没有形成经济和思想上质的飞跃。
三、理学给人们带上限制自由的思想枷锁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此句出自《二程全书·遗书二十二》。这句话的真正出处实际上是程颐在面对宋朝初期的混乱时局这样的特定环境下，有一个人来问程颐，寡妇可不可以再嫁，而程颐结合当时男女关系混乱的情势回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其实，这里的对话中还有一层意思，男人如果丧妻是否可以再娶？程颐的答案也是不可以。这实则是一种误读，也在某一种程度来说是朱熹的滥用，程颐在说这句话时是有明确语句和语境的，而且他本人也并没有拿这句话作为自己的思想观点进行宣扬教育，后人单拿出来作为约束女性一方守节的工具，实际上本身就是对原句原意的错用。
尽管如此，这句话还是为后来的女性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后人对于女性偏执的贞洁崇拜成为坑害女性的工具，将女性的地位、自由、权利甚至是女性独特的创造力扼杀得微乎其微，不可否认的，这是理学给女性带上的限制自由的思想枷锁。
除此之外，朱熹“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在人维持生存以外的一切欲望都是“私欲”，这些“私欲”理所应当被剔除，尽管其中也包含了合理的欲望，但都被一并抹杀。这就导致人在追求合理需求时被限制，这样一来造成的影响是深远而沉重的。
总的来说，尽管宋朝理学对人性的萌发起到了积极影响，在某些程度上为人的主体性复归奠定基础，但于其它层面来说，理学又对宋朝及后世社会各个层次的文化思想造成了不可忽略的限制作用。直接阻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革，对人们个体意识更是消极顽固。
无疑为封建社会提供了精神固化的保障，这也是宋朝经济、文化未能形成质的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毕竟人的合理欲望推动人的创造力发展，而创造力又一直都是经济、文化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享乐主义的蔓延
虽然宋朝理学思想、功利主义学派都对人的欲望与私利进行压制，但实际上这些思想并没有阻止拜金主义在宋朝的出现和盛行，享乐主义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物质生产、交换、消费等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结果。
尤其在经济极度发达、外贸高度频繁的宋朝，享乐主义不可避免地掀起一股奢靡之风，令宋朝百姓在行为和思想上趋之若鹜，从而阻碍宋朝思想文化的传播和伦理道德的进步，甚至也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宋朝思想家们对人欲的限制尽管片面，但并不能完全阻止人们私欲和私利的产生，在宋朝经济繁荣的驱使下，人们拜金、享乐甚至痴迷于消费，不仅有美食、戏剧艺术欣赏、旅游等合理消费，更有纵欲的消费娱乐在市井引诱人们挥霍。
上至宋朝官吏下至平民百姓都在这种风气中肆意放纵自己的行为，这就阻碍了社会正统思想的传播，人们迷乱无度而不知节制，对待合理的伦理道德不知遵守，引起社会的奢靡现象，更滋长犯罪的几率，这都是经济影响下社会风气把控不当所造成的结果。
宋朝人们对消费、享乐的崇拜之深已经达到盲目的程度，以致宋朝官员都不得不发布“禁奢令”以图控制市井奢靡的风气，但在宋朝，由于经济程度过于发达，商品形式花样百出，人们对于拜金、享乐和消费的理解并不如以往那么抵制，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就多次提及其对消费和金钱的推崇，并将这种奢侈风气看作是宋朝盛世的精神象征。
总的来说，在宋朝时期人们对于金钱和消费的看法是过分偏执的，这就导致人们产生金钱和物质崇拜的观念，从而在人本身与商品间产生异化现象，进一步造成人主体性和自由的缺失。
结语
宋朝理学作为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启蒙思想，也仅仅是表层文化启蒙，它和“功利主义学派”都只是量的积累，而未能使宋朝摆脱“无主体性”的实质，依旧过分限制人们的合理欲望和需求，从而不能挽救封建社会腐朽的根基。以上种种都是宋朝儒家思想在文化上对经济的阻碍，是宋朝经济发展的内在文化阻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