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阅读经典作品？

由于这类书或者比较浅显、通俗，或者比较有趣、生动，所以，可以随时随地以比较快的速度阅读。我们在床头放的，在旅途上带的，通常就是这类书。

第二类是专业书，虽然各种专业书的内容千差万别，但都需要以专注、精准的方式阅读这类书籍，因为这类书通常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包含着严格的概念定义与逻辑推演。由于需要弄明白其中的精确定义、专业用语以及学理关系，所以需要特别的专注与反复的理解，以便准确掌握。

这类书一般不能象前一类书那样，可以零散地阅读，而要求持续、系统地阅读，否则就无法形成一个专业所要求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由于阅读这类书籍是为了掌握立业技能，最终是要能应用于工作领域，因此，阅读这类书籍的速度以每个阅读者掌握知识的速度进行，既不可能象阅读第一类书那样快，也不可能象阅读第三类书那样从容。思庐edit

第三类书就是文化经典，包括思想经典、艺术经典与宗教经典等。这类书首先要求正襟危坐地慢读、精读。这类书成为经典，是经过长时段的历史筛选确定下来的，既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某个读者所能决定的。

而这类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则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它们所属的那个文化传统与历史进程在一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它们因此甚至是一个时代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线而构成了时代之间的关节点。

因此，进入这些经典也就意味着进入不同时代而穿越着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也只有真正进入这些经典，才进入了历史并生活在历史之中，或者说，历史也才作为一个历程而活在我们的生活中，而不是作为已完成了的事件被尘封在我们的生活之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只有进入文化经典，他才真正生活在历史里，历史才真正存在于他的生活里，否则，对他来说，历史只是外在的，而未来则只是近前的。

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民族，如果没进入文化经典，也就是意味着其生活或存在不可能有历史的厚度。

然而，正因为如此，要进入这些经典并不容易。它首先要求以慢速度的方式与从容的心态去阅读。这些经典的深度或高度通常就体现在它有很自洽的学理体系，哪怕看起来只是随意的对话或编排。

只有读出这种自洽的学理体系，才意味着读懂了一部经典。这就不只是需要相关的知识（比如语言知识与历史知识等），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理解经典文本所讨论或面对的所有问题及其回答。

简单说，需要达到对文本的整体把握。这就要求在语句与段落、段落与章节、章节与整个文本之间不断进行反复对照、求解、互证，也即“解释学”所说的在部分与整体之间进行充分循环。所有人文经典都需要在这种充分的解释学循环中才能被深入理解与通达。这意味着，从容慢读是进入文化经典唯一可靠的方式。

如果按理解的深度来区分阅读这类经典的层次，那么，在文本内部完成的充分循环，只是理解文化经典的第一境。进入第一境，对此经典的理解才获得一种豁然贯通的把握，而不再停留于箴言警句上，才摆脱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余的片面。

在这种贯通的把握中包含着对经典涉及的那些基本问题的真正理解，而这也就为理解其他经典提供了最好的基点。因此，一旦进入第一境，也就意味着上可通古，下可通今。因为古今各个时代正是由各个时代的经典来规定与标志的。

不过，也正因为由于这类经典是时代的标志，是穿越历史的各个关节点，因此，它们的意义，它们的地位，与其他经典有直接相关性。 这意味着，每部文化经典的意义与地位应被置入与其他经典的关联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呈现。

用解释学的话说就是，这类经典的语境超出了每部经典的自身文本。当然，所有文本的语境都超出了自身文本，但是，每一部文化经典超出自身的语境都要比其他一般文本更高远，却又更明确，这就是其他文化经典。也就是说，其他文化经典构成了每一部这类经典的具体语境。

不过，这“其他文化经典”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其他“文化经典”，一种是“其他文化”经典。

阅读文化经典的第二境就是把这一经典文本置于与其他“文化经典”的对质中进行理解。这里所谓其他“文化经典”，也就是指同一传统、同一语言里的经典。在这些经典中，都有一部类似源头性的经典，比如中国的《易经》，犹太-基督教的希伯语《圣经》等。

对这部源头性经典的理解，固然要从其文本本身出发，并在自身文本中进行充分的有效互释，但是，其源头的质朴性、开放性、丰富性需要在之后的其他经典那里呈现其展开与实现，需要在其他经典那里得到新的见证，并借此呈现它的真理性意义与源头性地位。

至于其他经典，既有必要与之前的经典（包括源头性经典）对质，也有必要与之后的经典互释。通过前者，可以知道一部经典突破了哪些方面，周全了哪些环节，深化了哪些问题；而通过后者，则可以显明这部经典的突破与深化开出了什么样的后境，引向了什么样的新见证，以及它被突破的局限。

这样理解出来的经典是历史中的经典，是经典互文中的经典，而不是孤零零的经典。因此，从任何一部经典中理解出来的“道理”将会是一种穿越历史、贯穿时代、融入生活的道理，而不只是书本上的道理，不只是遥远时代的道理。

这意味着，一旦登入阅读经典的第二境，也就真正进入了历史，也才真正进入了历史。换个角度说，历史也才打开人们的胸怀，人们的胸怀也才怀抱着历史：可以站在经典在历史里所确立的高度与广度去理解、看待世界。

于是，由文化经典支撑起来的历史厚度才落实在具体的人身上。从第二境看，没有经典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厚度。进入第二境的读者会获得一种历史感，那就是：自己穿越在历史之中，历史就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过，阅读文化经典还有第三境，那就是将经典置于与“其他文化”经典的对质中展开理解。很显然，这里的”其他文化”就是指另一种传统的文化。

所以，“其他文化”经典也就是属于另一种传统的文化经典，或者说，是造就了其他传统与历史的文化经典。这另一种传统的文化经典构成了本传统的文化经典的真正他者，同时也是本传统的经典能获得理解与解释的最大、最遥远的语境。

就内容而言，任何一个传统的文化经典之所以能够造就传统，开辟历史，乃在于它包含着能够教化人类、引导人类、凝聚人类的真理。

经典所达到的高度的提升，所达到的广度的扩大，根本上乃是对人自身、对世界以及对人与世界（包括人-神）之关系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化，而实际上也就是真理的深化。

真理的这种深化展现为两个方面：丰富性的增加与普遍性的提高。我们不知道对世界的认识会有多少个视角，也不知道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会有多少个路径。但是，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真理的深化，认识的升级，就在于通过不同视角的融合来获得对世界更全面的认识，通过不同理解路径的会通来获得对人自身更深层次的认识。

实际上，由不同文化经典开辟出来的不同传统，其根本不同不是对象的不同，因为所有文化都要面对人自身与世界这一共同的对象；它们之间也不是问题的不同，因为人类不管在何种处境下都要面对生死存亡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们之间的真正不同是视角与进路的不同。

这意味着，不同文化传统的碰撞，特别是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的相遇，是一个相互提供出不同参照系，以及寻求能把更多视角都容纳进来的更大参照系的事件。

获得一个更大的参照系，是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相遇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一个必然出路。虽然在这个更高的参照系里进行对世界的审视、理解与认识仍然是带着视角的，因而仍然是有限与片面的，但是，这样的认识与理解因其融合了更多视角而更具丰富性，也因其能容纳更多差异而更具普遍性。

因此，不同文化传统的经典的相遇既是人类走向更高普遍性的事件，也是人类走向更高普遍性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大自然”（也许也可以称为“天”或“神”）通过产生不同文化传统来使人类从尽可能多的视角去认识、接近整全的真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拥有文化经典的文化民族负有一个额外的使命，那就是通过会通其他传统的文化经典来提高人类的普遍性存在、普遍性原则的水平，以便开辟新的、更具普遍性的世界史。

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经典的第三境既是最难达到的，却也是今天的人们最需要努力达到的。在全球化处境下，要使世界的普遍之道肉身化为世人之道，唯有通过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的对质、会通才是可能的。

如果说，对自己传统的文化经典的放弃是对真理的不负责任，那么对其他传统的文化经典的拒斥则意味对真理的盲目排斥。不管是对自己传统的文化经典的否定，还是对他者文化经典的拒斥，实质上都是放弃对世界普遍之道、天下普遍之理的寻求和担当。

孙福万教授新著《论语易解》首先所努力的就是跳出单一文本的自我循环的限制，试图以经解经，经经互释。在这部著作里，作者以《易》解读《论语》，当然也可以说是以《论语》对质于《易》。

《易》历来被视为诸经之首，百家之源。而孔子与《论语》无疑是《易》通向儒家的关键环节。以《易》解《论语》既可呈现《易》的儒家面相，也可见证儒家思想的源头性与突破性。所以，作者在书中表达了诸多新见、新解与新识。

虽然作者只是在两部儒家经典之间进行互释，但是由于作者受过很好的西学训练，所以他的这一互释工作自觉不自觉地还带着另一个文化传统的视野。这使他的解读经典的工作明显地朝着第三境界努力。这特别体现在作者在这一工作中对普遍之道的自觉与追求。

尽管我们不一定都赞同作者的一系列具体观点，但是他的普遍主义精神，以及他努力的方向无疑是特别值得肯定的。因为我相信，这是研究、理解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应当坚守的精神，都应努力的方向。

虽然每一种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如果过度强调自己文化的这种独特性，以致不惜以特殊主义去理解、解释和维护这种文化，那么，这不只是在自己与世界之间制造隔离带，而且是在自废本文化可能具有的世界性意义。

来源：《中国文化》2018年春季号

作者：黄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