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陈迪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央视主持人田薇等10位博主入选了“微博2020最具影响力时评大V”。知名媒体人梁文道给予了他很高的赞誉——“首屈一指的青年评论家”。从2014年起，他曾先后在深圳卫视《正午30分》和《新京报》担任评论员——是新闻评论栏目《陈迪说》的主讲人。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因为坚持长时间的公开表达，在他身上有诸多争议性的评价和标签，例如，被认为是“女权癌”的男性时评人、看似“理中客”实则“带节奏”、阴阳怪气的“拉黑狂魔”......但更多人还是会将陈迪看作是“用户友好型”表达者。在他看来，把对方放进自己的思考模式里面，是一件成本很低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会影响原本的表达。“我觉得照顾别人的感受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用'照顾’这两个字已经很傲慢了。”“照顾他人”的特质在我与他见面后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用英国绅士标准的频率说“麻烦”和“谢谢”，为身后的陌生人扶住商场的玻璃门，以及如《奇葩说》辩手詹青云所形容的“永远温和而克制地微笑着”。2021年，离开《新京报》的陈迪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知识内容平台看理想的音频节目主讲人。他的节目《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目前正在更新中。走进文化知识领域让他更加自由，却并不轻松。陈迪告诉我，他现在每周要完成大约1万5千字的文稿，这几乎等同于过去1个月的工作量。但重回政治学“老本行”仍是一件幸运的事，也少了很多做时评需要接收的负面情绪。“从长远来看的话，对我的寿命是有好处的。”他开玩笑地说。在本科和硕士期间，陈迪的专业方向一直都是政治学。23岁以前的所有时间里，他对自己的设想一直是走学术道路：做论文、申博士、再投入到教育体系中。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陈迪想要和导师讨论申请政治学博士的事项。他对导师说，自己来自一个转型中的国家，希望自身所学未来能够对身处的社会有用。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导师泼了他一盆冷水——学校的课程都是回溯性的，如果想要真正参与到现实力量中，学术或许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进而“击垮”他的是一句灵魂叩问：“回想一下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有哪一次是由学术界提前预判、并通过他们的知识来指导完成的？”所有支配现实变化的人都是实践家而非学者。24岁，陈迪带着清零的职业规划毕业回国，机缘巧合下，先是进入深圳卫视，在幕后担任内容编辑工作。在国内，如果没有一定资历（换句话说是如果还达不到40岁），很难有资格作为一名评论员在主流电视台出镜。但有着6年政治学知识储备的陈迪显然不甘居于幕后。“我当然更希望做一个站在台前的输出者和表达者。”工作半年后，当他熟悉了传统媒体的运作体系，也在自己的职业上触到了“天花板”，正准备离开时，一个机会突然从天而降。当时，陈迪所负责的栏目在播出前突然联络不到合适的评论嘉宾。就在胶着之时，由于制片人对他工作的认可、帅气的适合展示的形象、和衣橱里随时备着的西装，一切的“正好”让他临危受命，接下了第二天的出镜任务，并且让他开始了他时评人的职业生涯，一做就是7年。时评人的身份让陈迪能够与公众和世界发生紧密的互动，也能够满足陈迪最初那个关切现世的愿望。但当我问到这些年时评工作的最大成就感时，陈迪却告诉我，做时评是一个没有什么成就感的事情，还特意补充道：“这真的不是自谦。”成就感是需要通过反馈来确认的，而现在的社交网络环境并不宜人。他将如今的社交网络形容为一片大型的战场，很多人都在“持械”上网。他解释说：“你想象中的评论员、意见领袖、或是知识分子，似乎在媒体上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但实际上，当你作为'第一人称’去体验时，会发现得不到这样的反馈——认同你的人会认同你，不认同你的人会想要撕咬你。”陈迪也曾陷入过质疑：做评论这件事、甚至任何站在意见领袖立场上面的表达，真的是在创造价值吗？真的会影响一些人吗？他意识到自己的出现，只是碰巧为原本立场一致的人，提供了一件武器或是一个麦克风，而站在对立面的人并不能发生任何改变。这是一种比较消极的解读。但想通这些后，陈迪始终都在用一个普通网友的心态在上网。“如果真的要说到成就感，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那种时刻可能是突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公众号，看到自己好久之前说过的话。”时评最大的一个局限性是“时间”。当时效性成为它的核心属性，时间的流逝会自动消解发言的意义，这些发言理应成为过时的、被束之高阁的东西，但被提炼过的抽象理论又会在接下来时事中生效。2016年，一期关于“天价彩礼”的讨论让陈迪收获了第一个“爆款”新闻评论。事情的起因是，适逢过年期间，有官媒在批判彩礼，动辄十几万的彩礼，让农村男青年一旦娶妻，就不得不让整个家庭陷入巨大的债务之中。短短4分钟的视频立足于，支付彩礼的传统本身是基于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购买的总是'媳妇’，贩卖的总是'女儿’。在'娶不起’的窘迫之下，对女性所谓的'贪婪’咬牙切齿，殊不知根本就是颠倒了因果关系。”陈迪在后来的一条微博写道，他对当时的行文思路记忆犹新，“该不该收彩礼”根本上并不值得被提问，因为彩礼不是“因”，而是“果”。远站在它前方的，是被消失的女性人口、失衡的性别比、家庭与社会的性别权力极大不平等。虽然“当年”的时效已过，陈迪在5年前的“行文思路”仍然会被复述、引用。每当自己遥远的评论出现在陌生人的文章里，都让陈迪感到自己输出的内容能够真正沉淀下来。那是属于他非常少数的感动时刻。“天价彩礼”出圈，是较晚登陆微博的陈迪第一次亲眼见识女性声音在国内观念空间崛起的决心与能量。近年来，“女性”话题越来越被关注，2020年更是被称为“女性主义元年”，是公共舆论场中“她力量”议题井喷的一年。在“她”议题井喷的同时，性别冲突也在加剧。杨笠脱口秀中调侃“男的不行”， 意外地引发蝴蝶效应，不仅激怒了众多男性网友，也让她深陷网络暴力的漩涡，还因此影响到后续的商业活动。在这样性别矛盾激化的公共空间下，陈迪在公开表达中对于女性的尊重，被很多网友称作微博上为数不多的“男性之光”，更有人夸张地表达对“陈迪们”的好感与支持——“可能是国内最后的正常男性”。为什么作为男性却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示性别友好的一面？这离不开陈迪人生经历中的一些“巧合”。在家庭角色中，陈迪的父亲从未对他形成过父职角色属性带来的权威感，需要掌握家庭权力、要养家、有说一不二的威严......而母亲又是一位很成功的职业女性。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被称作“先生”开始，“女性是否该被称作’先生'”这一话题引发了大量争议。但在早期的语境下，“先生”开始被用作对女性的尊称，冰心、杨绛、宋庆龄都是德高望重的“女先生”代表。陈迪的母亲就是会被人称呼为“先生”的知识分子，小时候家里收到信件，上面常常写着“先生收”的字样。
“不仅是我妈妈，还有我的研究生导师、经历的第一任领导，她们都是战斗力超强的职业女性。我相信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陈迪的认知里面，对于男女社会角色的不同并没有很强烈的意识基础，从不认为有一些权利只能属于男人，而不能属于女人。现实中，性别不平等体现在各行各业。在陈迪曾经所处的电视行业中，一个普遍的例子是，行业对于出镜的男性和女性的要求与期待完全不同。“我见识过他们挑选女主持人的样子，我觉得那是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类会想经历的过程。”陈迪回忆。同样是出镜工作，男性通常只需要具备一定的内容能力或清晰的表达能力；而对女性的评价甚至在她开口之前就开始了——她的脸型、五官、骨架......都要被审视。“那种感觉好像是你在宠物店，看一只小猫的毛色如何，会不会咬人。”而如果要从认知层面去关切性别议题和性别平等，社科的教育经历也是至关重要的。“你能够承认人人平等，居然还要在社会上面把社会上一半人口看作是与你不同的，这好像也是不能自洽的。”陈迪觉得，追求性别平等是对一个有平等理想的理性人的基本要求。“我在念书的时候，我能够很轻松地说，'对，我也是’。但现在，如果我非常旗帜鲜明地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很难避免被审视的压力。这种压力恰恰是来自部分女权主义者，她们会来评判我作为一个男性发言者，是否有资格这样说。”尽管不为自己贴上标签，来自四面八方的审视并没有停止。陈迪不仅会出现在“男性之光”的名单上，也会出现在“女权癌”和“直男癌”等名单上；有女权主义者和他站在一起，也有人抨击他刻意讨好女权、收割性别红利。不过，选择保持距离的陈迪觉得自己没有承受太多的压力。“因为女性议题被攻击最多的人肯定还是女性，是这个观念群体里面的人，我觉得好残忍的。不打这个标签，但是我表达的东西是可以一以贯之，继续性别友好的，只是不要'名分’而已。很多的时候要争夺那种'名分’，也是在争夺权力。”不可否认的是，陈迪受到大量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性别话题，但他希望这不是唯一的焦点。“作为一个公共表达者，如果我只拥有这么一个标签或是公众形象，还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这么认为，我觉得也不奇怪，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这个年代的问题，'妇女能顶半边天’，它有最大的政治合法性保障。”陈迪在决定离开学校的时候曾经很遗憾，不知道何时候才能再做直接关于政治学的事情了。时隔7年，总算让他等到了第二次缘分。早在2020年初，看理想就联系到陈迪，邀请他做一档关于“观念辞典”的音频节目。象牙塔之所以为象牙塔，是因为它和现实世界存在距离，这种距离甚至是学术界刻意要保持的。但学术立场的局限是，他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往往缺乏观察和影响力，而陈迪既有政治科学的思维底色，又在做时评期间与“正在发生的”尽可能紧密地联系，刚好是看理想关于这档节目的合适人选。从今年开始，陈迪全身心投入到音频节目《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的写作中。之所以叫做“身边的政治学”，是因为节目中所谈论的话题，是我们会遭遇到的、也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公共观念生活的政治学概念：言论自由、政治正确、女权、种族歧视、民族主义等……正如他在发刊词所说，“公共的，就是政治的......我们都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更加政治。”每个与上述概念相关的大小议题，都已经成为让人以为值得斗争的理由。但在陈迪看来，对于这些被高频使用的一些概念和词汇，但很多人连“知其然”都谈不上，更不要说“知其所以然”，而他似乎可以“帮忙”填补这个空缺，让更多人了解这些词汇背后厚重的历史与思想底色，为了保证每周更新两期半小时的音频内容，陈迪现在每周要完成过去做时评时一个月的工作量。看理想编辑部在愚人节的特别策划中温柔“吐槽”，“任何事都可以成为他的拖稿理由，比如看两只猫的发春”，并尊称他为“迪鸽”。面对这样的调侃，陈迪认真地向我解释，拖稿只有一个理由：写作可以是一场情感劳动，当你的工作量大到磨蚀了你的心情，用力修辞就一定会变成一件很挣扎的事情——因为这时候只有套路流水线才能救你，而套路流水线一定是反美学的。不愿意降低审美标准就变成了“拖稿”，主谓宾循环往复的简陋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即便文字没有音符，你会知道这里有一种不言自明的韵律和节奏感，不能在拍子打到中间的时候戛然而止。”在“走投无路”的时刻，陈迪也会向听众如实告假，在番外《突然多了个要你负责的弟/妹，也不是只有姐姐才会崩溃》的开头，他坦白说这一期的更新其实是因为正集有点写不过来，还请订阅的朋友们见谅。除了“拖更需要”，番外内容往往与时事进行更紧密的结合。趁着妇女节，陈迪谈到了中文公共话语空间里与政治正确发生最多交叉的性别议题；也在“iPad猎巫”事件后完整探讨，为什么一所985高校的男同学，在捡到iPad发布中英双语失物招领启示后，会被认定为“崇洋媚外的女生”而招致网曝。有趣的是，大家对时事表现出更高的热情——哪怕在一个消费知识性内容的平台上，时事番外篇的互动通常都要比知识主题的正篇热烈很多。人们似乎还是更期待知识能与当下发生联系，而现时发生的事情，通常展现的就是我们当下生命的各种可能性。“哪怕是还没有在你身上发生过、与你的立场存在相当安全距离的事，支配了事件发生的因素都处在与你共通的时空里，成为与你有关的事情。”陈迪说。比起文化知识，时事是陈迪更熟练甚至擅长的领域，但即使是在做得最顺心的时期，他也没有打算要驻足于此。“社会的改变是极其有限的，很多你关注到的话题，在几年以后，无论是结构的因素、人的元素、甚至舆论情绪的反应，几乎一模一样。”陈迪还是更愿意不断和新鲜、不同的东西发生关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无论是爆款话题“天价彩礼”和还是同时期对妇女节、女生节等名词使用的讨论，陈迪的视频内容放在5年后的今天仍不过时。在所有“不变”中，陈迪感受到最大的舆论变化是，在性别议题以及公共空间的许多话题上，文化战争算是已经打起来了。在各类文化战争中，发言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方”的声势更盛，让“敌方”更有所忌惮。“这不是交流，不是沟通，就是通过争夺公共观念空间的方式进行的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观念辞典》出现的主要原因。每天都有值得让人在网上吵架的理由，从最根本的观念入手，或许能够让大家更好地辨别是非，带来理想的公共讨论。作为发言者，陈迪明白自己不能奢望或期待通过节目试图解决问题，“那样你的日子会过得很惨”。但他依然以严肃作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是他相信可以集结成册、称之为作品的劳动产出。刺猬公社是聚焦内容产业的垂直资讯平台，关注领域包括互联网资讯、社交、长视频、短视频、音频、影视文娱、内容创业、二次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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