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电影院” | 银幕上下都有故事在上演

影院关门有多久了？翻一翻日历，原来我们无法走进影院已经100余天了。
对于喜爱大银幕的人而言，这是失落的100天。但是电影并未远离，它仍然在暗处发光，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100天也是一个思考的契机——电影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许把电影院作为切入点不失为一个有趣的切入点，作为一个电影文本生产、映演机制、观影心理等诸多元素的交汇场所，它是复杂而迷人的。
电影博物馆的策展人SX为我们进行了如下的探讨。
一个人的电影院
——从茶馆、戏院到现代皇宫

“一个人的电影院”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后的产物。特别是在策展计划无法推进的上半年，电影院反而成为了我的不可取代，始终存在在我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中。
 
5月2日是影院关门谢客的第·100·天。时间之长，令人几乎想不起，最后一次影院看电影的种种细节。绞尽脑汁的想了3天，靠着朋友圈文字推断，我最后在电影院认真观看的电影应该是“光影双城”影展时候的《上海之夜》。
                    《上海之夜》 

这100天中，“电影院”成为我思考的关键词。特别是做策展的几年，在好的电影院观看好的电影，是我们一直坚持并努力去实现的目标。幸而，当电影院暂时关闭后，它不仅没有离开我的生活，反而作为一个符号化文化空间，成为我想要持续研究的部分。

关于“电影院”的概念，我比较认同张一玮老师基于“社会空间”理论所概括的。“电影院”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含义提示我们，电影院是电影机制具体运作的地点和电影传播的重要形式空间，它恰好处在电影文本生产、映演机制、观影心理等诸多问题的交汇点上。在文本历史、制度历史和观影历史的交界地带，中国电影院在时代文化语境和地方文化语境的结合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成为承载现代中国文化变迁的空间形式之一，中国电影院即是电影媒介机制同中国本土文化及现代性实践复杂互动和互相建构的产物。[1]

从茶馆、戏院到“现代皇宫”    

电影在传入中国初期，最先选择的放映地点是茶馆、戏院。无论是“徐园又一村”还是“青莲阁”，都将电影放映活动视为日常听戏、听曲的衍生模式。

1908年12月22日，西班牙片商雷玛斯在上海虹口用铁皮搭建了一座能够容纳250人的影院——虹口大戏院。时称“铁房子”的它被公认为上海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院，也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电影院开始逐步脱离戏院、茶馆，成为新型且独立的社会娱乐空间。而后两年，意大利商人改建重庆大戏院为上海大戏院，更是特别注意区分戏院、茶馆开放式风格。刊于20年的《申报》记录了其开业的广告，细数改建后的10大特色。（十大特色：影片新颖、电光清朗、说明详细、价目公开、房屋清洁、座位宽敞、空气充足、冬暖夏凉、交通利便、招待周到。）

而后十年，上海电影业作为新兴产业，受到资本家的高度重视。其中占据先机的雷玛斯先后建造“维多利亚”、“夏令配克”、“万国”、“卡德”、“恩派亚”等影院，成为沪上影院经营霸主。其后众多影院则以雷玛斯经营方式为模版，涉足影院建设。

早年沪上电影院，因之装修奢华，配套设施高档，建成成本极为高昂，故而多为外资承建。直至1917年曾焕堂开设的上海大戏院，是为国人最早开设的电影院之一。1926年张长福、张石川等以“提倡国产电影”为目的集股设立“中央影戏公司”，承租雷玛斯手下夏令配克、维多利亚（后改名新中央）、恩派亚、卡德、万国等（其中夏令配克转租给爱普庐戏院郝恩倍），其余影院与“中央”、“中华”、“平安”等三家合并成立，统一由“中央影戏公司”管理。[2]至此，中国制片商开始涉足影院建设，形成影片制作、院线管理的产业链。
初兴时期的电影院，与上海城市化进程相契合，加之报刊杂志的密集宣传，使得“去电影院看电影”成为极为摩登、时尚的娱乐方式。
然而，随着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使得上海部分区域的影院被炸毁，上海的影院再度进入重整阶段。

[1]张一玮：《从空间生产与地方实践看中国影院史》，《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2]以上信息来源自1925年3月所刊《申报》——“中央影戏公司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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