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说契丹（一）科举制度
在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皆以“唯才是举”炫耀其统治的清明，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大辽也是如此呀！
定于圣宗
科举是封建社会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它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允许自由报考(即“怀牒谱自荐于州县”，与察举制的“他荐”相区别)和主要以成绩定取舍三个显著的特点。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
大辽的科举成为一种定制，始于圣宗耶律隆绪，此前还不成气候，算是酝酿期吧。
《契丹国志》称：“太祖龙兴朔漠之区……未有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这说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国之初并未开科举。大辽开科取士的最早时间，大概是在太宗耶律德光时代。因为据《辽史》记载，室昉于会同（938年-946年）初登进士第，但太宗朝的科举仅此一例。后来，景宗耶律贤于保宁八年（976年）曾下诏恢复南京礼部贡院，既开贡院，就必然有科举之事。清人厉鹗也找到了保宁九年易州进士魏璟登科的记载。不过，这时的科举还非常制，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科举是“偶然为之，是为在出使、报聘、接送外国使者等对外交往活动中，为避免鄙陋无文，让人耻笑，而临时作出的决策，吸收一批文化人才”。
辽圣宗统和六年诏开贡举，是年放进士一人及第。辽圣宗太平十年下诏将于第二年颁布贡举法，但圣宗却没有看到这一新法的正式执行就驾崩了，由新皇帝兴宗耶律宗真具体实施了新的贡举法。辽圣宗所颁贡举法的内容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具体条文已无从得知。根据后来的考试情况推测，可能包括科举考试的年限、程文和及第人数等诸方面的条款。《辽史·兴宗赞》称兴宗“亲第进士，大修条制”，“求治之志切矣”。这两句赞语当与他在科举方面实施其父法令的行为有关。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对科举持积极态度，贯彻了其父兴宗以来的科举条例，并有所发展。咸雍十年，辽道宗亲自出题御试进士，增设了贤良科目。这些做法在辽朝是首创。此后，辽的各代皇帝都是坚持科举取士，即使到了天祚帝末年，辽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宣宗耶律淳还于建福二年（1122年）开科举，放进士19人及第；皇后德妃执政，又开科举，放108年及第。
辽代科举考试科目，在圣宗时仅设有词赋、法律两科，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词赋科与唐宋的诗赋科相似，法律科当是为选拔精通法律条文的人士而设的，与宋代明法科相似。辽道宗咸雍六年，又增设了贤良科，诏应该科试者首先要“进上所业十万言”。辽代科举也分甲、乙科录取，按考试成绩区分出等第，如杜防中开泰五年进士甲科，杨皙中太平十一年进士乙科，赵徽中重熙五年进士甲科，姚景行、王观中当年乙科。对于及第的进士，除直接授不同官职而外，第一名授奉直大夫、翰林应奉文字，其余的则授从事郞。
辽代科举考试的程序，按照《契丹国志》记载，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至于所谓的廷试，史料中无载，只知道圣宗时有过两次御前引试的纪录：统和二十七年，御前引试刘二宜3人；二十九年，又御试高承颜2人。这时的御试还未形成定制，往往是临时决定的。辽兴宗重熙御元和殿试进士，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作为考试题目，开了辽代御试进士的先例，自此辽君主御试也就成了定制。
辽代科举经历了一个从随意到有定制，由小范围到大规模的演变过程。自圣宗统和六年至十八年，连续进行了12次科举考试，其间仅在统和十年停考一次。这一期间开科频繁，而及第人数很少，每科多则3人，少则1人，全部及第者只有23人。自统和二十年至太平十一年间，大致实行的是每两年考试一次，共举行了18次考试，及第人数增多，每科可录取50多人，及第总人数达到548人。这一时期，有的考试还是皇帝临时增加的恩科，如太平五年圣宗饮宴于内果园，宣召进士72人，试以诗赋，分出等级，任命前14人为太子校书郞，后58人为崇文馆校书郞。二十九年，平定沈州宗室叛乱，对于协助节度使坚守沈州的士人张人纪、赵睦等22人，召赴入朝，以诗赋考试，全部赐进士及第。自辽兴宗重熙元年开始，直至辽国灭亡，基本上实行四年一次的科举制度，其间共举行考试25次，录取人数更是大为增加，最多的一次有138人，总及第人数达1786人。
孔子大圣
大辽立国之初，太祖耶律阿保机曾问左右臣僚，“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在座的大臣们都认为应当敬奉佛祖。辽太祖却不以为然，认为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宗教。这时，太子耶律倍回答道：“孔子大圣，万世所尊，礼宜先。”太祖听后，非常高兴，诏令修建孔子庙，令太子耶律倍春秋两祭。后来的辽代君主们也对儒学非常重视，祭祀孔庙，亲临讲座，翻译刊修儒学典籍，这与后来的金、元两代君主尊崇佛、道的做法有明显的区别。
辽朝任命一些汉学儒生充当学校教官，在人才匮乏的时候，甚至还任用一些弃宋的人充当教官。比如，有一个叫武白的人，原为宋朝国子监博士，被俘入辽后，委任为上京国子监博士。统和七年，宋朝进士17人携家眷北来归顺，圣宗命令有关部门进行验证，中第者补为国学教官。辽道宗即位之初，颁发《五经》传疏于学校，作为学校教材，后又令有司刊行《史记》、《汉书》等史籍让学生学习，并诏谕学生要“穷经明道”。而贵为皇帝的辽道宗本人也亲自聆听儒学侍臣讲经论道，表现出对儒学的尊崇。大安二年（1086年），辽道宗召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讲授五经大义；四年召枢密使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命燕国王耶律延禧书写《尚书·五子之歌》，以加强对皇子的儒学教育。
辽的中央教育机构包括国子监和五京学。辽太祖建国初就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作为京城教育的管理机构，上京还设有太学，负责对生员传道授业。辽太宗讨平幽州以后，又在燕都建立了南京太学。辽道宗即位伊始，于清宁元年，即1055年，下诏设学养士，扩大了规模，并颁赐《五经》。中京、东京和西京的太学在这一时期也相继建立。清宁六年道宗又诏令建立中京国子监，其建制全仿上京的规模，并亲监祭祀孔子庙。这样，辽的中央官学机构就配备齐全了。辽代国子监官为升朝官，五京学学官为京官，国子监官属有祭酒、司业、监丞、主簿。京学属官有博士、助教各一员。在辽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五京学的规模得到较好的发展。圣宗时南京太学生员不断增多，到统和十三年（995年）出现了供养不足的矛盾，特赐水硙庄一区，解决了这一难题。
地方官学在辽初并未普遍设置，往往根据地方需要而权宜建立。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归州奏报朝廷说：“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请设学以教之。”朝廷允准了归州的请求，设置了归州州学。大规模建设地方学校是在辽道宗时，在重要的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委派博士、助教作为专任职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这套教育机构完全是按照中原地区学校的模式而建立的。有关文献记载，大公鼎在咸雍（1065年—1074年）时为良乡县令，建孔子庙学；耶律孟简于大康（1075年-1084年）时为高州观察使，修建学校，招纳生徒。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妫、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颁赐五经诸家传疏，令博士、助教教之”，辽的学校规模蔚然可观。
除了中央、地方的各类学校以外，辽朝廷还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置了诸王文学馆，安排教师授课，类似于历代皇朝的师、傅之职。东丹王耶律倍曾接受张谏的训导、“让国皇帝在储君，虽非拜师，一若师焉”。辽圣宗太平八年（1028年），长沙郡主耶律宗允等奏请遴选诸王伴读。重熙（1032年-1054年）中又挑选进士姚景行为燕赵国王教授。这些教官保证了皇室成员接受良好的教育，水平高出时人。像圣宗、兴宗、道宗、耶律倍、耶律隆先、萧孝穆、萧阳阿、萧柳、萧观音、萧瑟瑟等辽国贵族们，或为帝，或为后，或为王，都对汉文化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其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契丹人中首屈一指，对中华文化都是有所贡献。
承上启下
大辽统治者鼓励士人参加科举考试，有的读书人不愿意赴考，州县还要“根刷遣之”。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对于归顺契丹的敌国人士，辽皇帝也采取了不拘一格的宽容态度。比如前述统和七年，宋朝进士17人归附即为明证。统和十二年，辽圣宗还曾下诏各部：“所俘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接着又下诏郡邑贡明经、茂材异等的人选，可见辽代统治者对士人应举的态度是积极的。
有辽一代，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进而成为重要人物的很多。如：张俭，统和十四年为进士第一，官至南院枢密使，左丞相，封韩王；杨绩，太平十一年进士及第，官至南府丞相，南院枢密使；赵徽，重熙五年中进士甲等，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门下待郞，平章事；李俨，咸雍进士，官至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封漆水郡王，赐姓耶律；张孝杰，重熙二十四年进士第一，官至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北府宰相，赐名张仁杰，以比唐代名臣狄仁杰。刘二宜、刘三嘏、刘四端、刘六符兄弟都曾进士及第，三嘏、四端还娶辽公主为妻，刘氏家族成为了辽的重臣世家。
然而，大辽统治对应试者的资格也有种种限制，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首先是辽朝不允许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契丹人耶律蒲鲁于重熙中参加进士科举考试并及第，但主考官以没有允许契丹人参加科考的条文为由，禀报兴宗。结果，蒲鲁的父亲因擅自让儿子参加考试，处以鞭刑二百。据记载，契丹籍进士仅有耶律大石一人，为天庆五年（1115年）进士。他本人是皇室成员，后来又建立了西辽国，算得上是一个特例了。
辽代的最高统治者，如皇帝、后妃、亲王等，对于吸收汉文化大多具有浓厚的兴趣，甚至还有较高的造诣，但对契丹族人却没有开放过科举，这主要是跟契丹统治者采取的“北南分治”有关，同时也是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一种保护。比如，沈括就在他的《梦溪笔谈》里说：“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辽代尽管没有如清朝那般的“文字狱”，但却有严厉的书禁制度。
总之，辽代的教育和科举制度是上承唐和五代，仿效宋代，下启金、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