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的“蒙民裕生会”

在上一期里，以《两个末代协理的故事》为题，向您介绍了在上个世纪之初，曾经活跃在翁牛特右翼旗的两个协理的故事。文章刊发后，接到两位读者的来电，希望本刊能再详细地介绍一下文中所提到的“土地奉上”、“土地和解”和“蒙民裕生会”。为此，本报记者查找到了一些历史资料，整理如下——

左右两旗

蒙古民族，传统游牧。

翁牛特部曾是蒙古族部落之一，由成吉思汗三弟哈赤温后裔在其封地和属民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是黄金家族成员，地位显赫，北元时期被称作察罕万户。清朝初年，翁牛特部从大兴安岭山阴之地迁徙到西拉沐沦河与老哈河之间的草原，至今已经历了300多年时间。

1636年，翁牛特部被分为左右二翼，实行旗制，西部为翁牛特右旗。

清初，为了巩固边疆，推行了“实边”政策。

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公布了“辽东开垦招民令”：鼓励内陆汉人迁居关外。从那时起，晋、冀、鲁、豫的汉族农民开始“闯关东”，甚至在这之前就已有商贩“跑口外”了。这些人出古北口，经热河、八沟一线来到乌兰哈达。

热河即今天的承德，八沟即平泉，乌兰哈达即今天的赤峰市区。

移民的增多，贸易随之繁荣，让乌兰哈达这样一个辽金以来的小小村落，渐成“商贾会冲”之地，初现集镇了。

但很快，所谓的“实边”政策就暴露了其弊端：由于大量关内农民的无组织涌入，导致牧场的大量损坏。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清政府又下令禁止汉人出关，禁止典卖旗地，以保护蒙古王公的利益。

就在这一年，山东发生了特大的灾荒，饿死不少人。

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不得不在取得蒙古王公谅解的前提下，采取应急措施，在热河实施“借地养民”政策，并规定“春入境，秋出境”：汉户灾民在春天到草原来，由蒙户拨给地块进行耕种，秋收分完粮食再回到原籍。

但由于路途太远，出关时又大多携妻带子，所以每年春天都是来的多，到秋收后返回的少。这些汉人寻求各种理由留在关外，比如因亲结亲，因友结友，同乡同伴投靠而来的等都被安插下来，导致入境人口明禁暗增。这期间，更多的蒙古人更是得以将其自种土地私自倒卖给了汉族农民。

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天然牧场逐步耕地化了，传统以放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变成农牧结合了。

由于移民越来越多，滥垦滥伐滥占牧场的现象越来越重，蒙旗不堪其弊。乾隆五年，1740年，清政府再出“禁止流民令”，禁止汉人出关，甚至禁止蒙古人入关。但事实上，官府已无法控制局面，只好明着禁止，暗着缓和，松弛了禁律。

乾隆末年，翁牛特右翼旗的移民已达到六千多户，二万二千多口人了。

清政府为了便于对汉族移民进行管理，设官置府。在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设立乌兰哈达通判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又改厅为赤峰县，县所在地叫哈达街，“赤峰”之名由县而生。

到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哈达街的大小商号已有九百来处，商民住户已近五万人口。

走马目测

据统计，截至1933年，赤峰县全境居民，蒙古族约二万五千人，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约十六万四千人，全境土地全部农耕化了。

那么，这些汉族农民是如何取得土地耕种权的呢？

同样以翁牛特右翼旗为例，从“借地养民”开始，如果想得到耕地，可以向旗主王爷申请“开山照”，开山照就是开垦土地的许可证。申请开山照的同时，王爷还会派员进行实地划定，即走马目测，估算面积，本来有十顷八顷，也只算三顷两顷。从这山到那山，从这沟到那沟，算做一段，由三户五户来领租耕种。这也是现在还在使用的一些地名的来历，比如二分地、四分地、五分地、七家、八家等。

开山照上是写有四至的，可是实际开垦的土地面积却可以达到开山照所标注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是因为所标注的分界点多为山、岭、沟、壑、河流等，可以随意改变。如是，一旦能够拥有开山照，就意味着能够拥有超大面积的耕地，一家一户甚至几家几户根本耕种不过来，于是转手倒卖、转租或典兑给别人的情况特别的多。再加上蒙古人的差地、自种地也有私自倒卖给汉族农民的。

这样一来，土地的领有、租佃、使用以及占有关系越来越复杂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热河都统汤玉麟在赤峰设立“经界局”，由省、县、旗推举委员组成，其中的蒙旗委员就是《两个末代协理的故事》里的那个西协理——鲍玺。

设立“经界局”的目的是清理蒙旗土地，确定产权，发给地照。

但此时，土地关系已是一笔无法弄清的糊涂账了，惟一的依据就是民间契约，这又是可以随意伪造和涂改的。而那些掌握实地丈量土地权力的委员们一旦得到好处，十亩又变成了一亩；审查契约的委员们收了贿赂，假的也是真的。

如此的沆瀣一气，结果当然是地主得到了实惠，委员装满了腰包，老百姓还是“老背兴”！

最终，还没等这个所谓的“经界局”理出个头绪来，日本小鬼子就来了。

土地奉上

清至民国，旗衙门收租，县衙门收税。

那时候，土地最起码要负担三种捐税，一种叫“大差”，每顷三石六斗租子；一种叫小差，献给“催头”（征租人员）的小费，至少是大差的几成；三是亩捐，县衙门征收的地税，每顷二十四元。

当然，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负担这些捐税的还是真正出劳力耕作的佃户。

到了日伪时期，有个叫及川三男的日本人，曾对赤峰的土地问题作了一个调查报告，竭力主张所有的旗内耕地，均应视作“白楂地”，向王爷交租。

显然，如此主张是不符合日寇的殖民政策的。维护封建制度，阻碍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也行不通。所以，到了伪满康德七年，公元1940年，赤峰县取消，将“旗县共存”改为单一的翁牛特右旗，强奸民意的“土地奉上”政策也应运而生了。

所谓土地奉上，就是蒙旗王公以自愿效忠“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的名义，将自己领地内所有土地开具清册，全部奉献给皇帝陛下，这实际上也是一次土地清理。

以翁牛特右旗为例，为了推行这一政策，设立了“土地和解委员会”，并由伪满政府的地政科通告旗内所有承租（包括转租）旗地的农民，把各自的“租佃地”所在四至、数量连同文书契约申报上来，听候审核换照，这叫“土地申告”。而那些无法证明由王府、台吉等卖出的“死契地”，均视为租佃地，只要一次性如数交清二十五倍的地租（折成现金）就可以领取执照，取得土地的“永佃权”，不再交租差了，这叫做“土地和解”。

据当时的粮价计算，每亩地应交的这二十五倍租金，约合伪币二十五至三十元，即使不算王、公、台吉等卖出的死契地，只计算当时的七千二百顷差地，就可收缴地租款二千万元左右。

这笔巨款统一存入伪满中央银行赤峰支行，所生利息用以开办“蒙民裕生会”。

蒙民裕生会的全称为“满洲帝国蒙民裕生会”，本部设在新京（长春），承德设省支部。

康德八年，1941年，“满洲帝国蒙民裕生会翁牛特右旗支部”成立，下设总务股，股长孟宪恒；事业股股长丰盛格；财务股股长常咏莘。色旺扎布旗长（翁牛特右翼旗王爷）、宫内智参事官（日本人）、丰盛格（东协理鲍玉玺之子）、鲍玺（蒙古名哈清阿，西协理）、常咏莘等人组成理事会，宫内智兼支部长，常咏莘和丰盛格为常务理事。其办事机构设在赤峰二道街西街赤峰国高西侧的原王爷局子院内。原王爷局子的大部分差役留用为办事员，其中有林玉然（会计）、李勤和王哲等三十多人。

一箭双雕

自翁牛特右旗蒙民裕生会成立到伪满垮台，近五年时间，主要做了下面这几件事儿：

——利用王爷府的大堂、二堂等闲置房产合办了一所“翁牛特右旗旗立国民优级学校”，这所学校的经费开支除旗公署应支的教育经费外，余下的均由蒙民裕生会负责，主要招收旗内蒙民子女入学，也有少数附近汉族子女入学，食宿免费，并无偿供应衣服、书籍及生活用品，校长叫宝彦博克。宝校长原本是一个贝子，热心蒙民子弟的教育，曾把贝子府的家庙拆掉为学校盖了十间学生宿舍。经过几年的发展，学校的规模发展到十四个班，一至四年级各三个，五六年纪各一个，在校学生三百多人。教员先后有额尔和图、巴图哈达、鲍平、鲍银得莱、高波、关连璧、鲍志群、孟广秀等。汉族教员先后有章春生、黄先涛、董洪春、李沛林、白长生等。日本教员有菊池欣也、毛利赳夫、河合三郎等，总共十几位。1943年，高年级学生迁到赤峰，在今天的红山区四道街中街东头路南上课。

——选送赴日留学生，选送出国的大多是王、公、台吉等上层人物的子弟，这其中就包括翁牛特右翼旗末代王爷色旺扎布的儿子鲍静远，老府“二爷门”的鲍洪举等。这些留日学生所需的往返旅费、行李、衣服、学杂用品等费用全部由蒙民裕生会承担，并发给零用钱；

——在赤峰头道街开办了一所翁牛特右旗医院，主要由伪旗政府投资，蒙民裕生会也出了一部分钱，在疾病防治上对蒙民给予特殊的照顾；

——办起了一个名叫“赤峰牛奶株式会社”的牧场，并在赤峰二道街开设了供应牛奶的经理部，饲养了二十头黑白花奶牛，门市上每天按市价销售鲜奶。经理是从日本请来的一名畜牧专业人员，名叫道口进太郎，还有蒙古族从业人员九人。这个会社在马连川（今天松山区大碾子）也设有一处牧场，有牛一百多头，羊二百多只，马四十多匹，委托当地蒙民地主场占山一家代管经营。杨占山是常咏莘的亲戚，由常引荐，承包牧场代为经理，由其家属、长工等六七人放牧，育肥后出售，每年的收益由杨家与牛奶会社按四六分成。作为经理的道口，有时会带人到牧场去了解经营情况，进行技术指导

——银行利息年终决算后，由蒙民裕生会取出，其中的四成发放给已经“土地奉上”的那些人。

本来，平民蒙户“头顶王爷的天，脚踏王爷的地”，当箭丁、服差役，平时放牧，没有自己的私有土地。后来，一些蒙民学会了农耕，王府赐给生计地，拨给吃租地或自开耕地。“土地和解”后，有一些蒙户本来就没有土地，或曾有过而早已私自典卖，成了既无土地又无房屋的赤贫户。蒙民裕生会就把这些贫困户集中起来从事生产劳动，以解决其生活问题，名为裕生部落。

有一个叫董九德的商人，曾在翁牛特右旗四分地承租过一块地，南起山岗，北至什勒嘎河边，东西各至山脚，大约八顷有余。董九德曾在这块地上开办了一个叫“公济德”的烧锅，人们就把这里称作“烧锅地”了。后来，烧锅倒闭，董九德又无力缴纳那笔二十五倍的地租，只好退地。蒙民裕生会就把境内的贫困蒙户集中到这块“烧锅地”进行农业生产。刚开始时，搬迁来的有牛振廷、白向武、白凤田、吴坤、沈国权、龙发、段相臣、吴连山、阎宗文、杨立山等十多户，多数是什勒嘎川贝子府和五十家子、阴河川公主陵、半支箭川王子坟等地的蒙民，大约有六七十口人。蒙民裕生会给这些人每家盖三间房子和一处院子，每口人十几亩耕地，并配备三头公用耕牛和犁杖，通过一个由日本人担任的部落长进行管理。

伪满政府通过“土地奉上”等一系列的措施，将蒙古王公贵族们在政治和经济上所拥有的特权削弱了，使他们只能成为一些地方上的大地主或土豪。这样不仅把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统治权力集中到了以伪满皇帝为招牌的日本军阀手中，变封建割据为中央集权，更便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其殖民统治。

至于“蒙民裕生会”开办的所谓“福利事业”，更是一箭双雕的阴谋。

比如，尽管将四成的地租存款利息发放给了“土地奉上”的蒙古人，但发放多少是按土地申告之前吃租差地的亩数计算的。这样一来，像王爷、公爷等大户年终收入就多。据计算，一亩地的二十五倍租金，按年利的四成折合伪币八九角钱。如果王爷的吃租地按一百顷计算，就能拿到近一万元的存款利息；而只有三亩五亩出租地的小门小户所得则寥寥无几，有的只能领到二元多伪币，还不够往返途中的花用，只能放弃了，下年也就不去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