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国民族宗教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简介
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婧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民族宗教学指宗教与民族交互、叠合的内容，跨接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民族宗教学综合性的学科视角中，不仅体现如何由宗教视角看民族问题，也包含了从民族看宗教的理论视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国民族宗教学研究形成的现实社会情境。从历时性的视角来看，各民族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体系；而从共时性的维度来看，多民族在社会接触和往来中形成了具有共性的文化内容。以此为基础，学术研究中出现了民族学与宗教学交汇的特殊研究方向，民族宗教学也成为应中国国情而发展的学科领域。
一
民族宗教学的内涵与外延
（一）
民族宗教学的内涵
民族宗教学是民族学与宗教学交互的综合性学科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学界对民族宗教学的内涵界定也不尽相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牟钟鉴认为，以宗教生成的角度来看，民族宗教是在“氏族－部落后与民族或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宗教”。而以广义国家或民族共同体的视角来看， 民族宗教包含了各种宗教类型，这其中包括：世界宗教、民间宗教和新兴宗教。因而，民族宗教学属于宗教学分支，主要关注宗教在民族产生、发展以及民族关系中的功能和地位问题。王建新则认为，民族宗教既有别于宗教分类中的民族宗教概念（指国家、地域或群体内的宗教信仰），也区别于民族宗教事务工作中所涉及的民族或宗教内涵。因而，民族宗教学应指民族学和宗教学之间“并列”的研究领域。曹兴从民族宗教学的交叉性出发，认为不应只将其作为宗教学的分支，也应将其视作民族学学科中的内容。因而，在考察宗教在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要注重研究民族研究在宗教学中的价值和应用问题。
从上述界定可见，民族宗教学主要指民族学与宗教学交互的内容，具有跨学科性。除上述关注民族与宗教关系的讨论之外，亦有学者将民族宗教学看作具有一定内部结构的系统。游斌将民族宗教学看作是具有完整结构并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系统科学，其中由民族文化心理和宗教观念构成系统的内部结构；社会中亲属关系、人际网络、政治关系与宗教教义等构成系统的外部结构。且内外结构中都含有宗教与民族的互动内容，包括民族中的宗教、民族间的宗教、民族宗教间的彼此涵化和超越。此种界定将民族宗教学的研究范畴推向更为广泛的范围， 并转向探寻民族与宗教互动的社会结构和实践经验层面的内容。
（二）
民族宗教学的外延
在关于民族宗教的内涵多重界定下，民族宗教学产生了丰富的外延。牟钟鉴认为，民族宗教与民族学、宗教学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民族宗教学还与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学科有一定的关联性。因而，民族宗教学不仅关注宗教在具体民族形成发展中的作用，还体现了宗教在多民族国家和国际范围内民族关系中的价值。由此民族宗教学将宗教研究的范畴扩展到民族学中，并具有综合性的学科外延，主要包括：宗教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宗教对民族文化中的形塑；民族与宗教互动的历史、内容及结构模式；民族、宗教与民族主义运动；中国多元一体情境中的民族宗教等研究领域。以上观点还是将民族宗教的外延置于宗教学的范围之内。亦有观点认为，民族宗教是多学科之间共同的内容，民族宗教并不从属于单一的学科。王建新认为，民族宗教学的外延超越了宗教学，属于民族、宗教学科之间的研究领域。龚学增提出“任何宗教都具有一定民族性，同样民族也有一定的宗教性”。宗教与民族存在辩证的对立和统一关系。可见，民族宗教研究的多种内涵界定，使得民族宗教学具有多重外延。
二
民族宗教学科体系形成及其发展
（一）
民族宗教学的多学科定位
20世纪90年代末期，学术界逐渐关注到中国的民族宗教学综合研究领域的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关于各少数民族的宗教哲学研究还显滞后，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和深刻内涵不符”。自此，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纷纷提出了建设民族宗教学科的建议和构想。但由于民族宗教的综合交叉性，不同的研究领域内形成了不同的学科定位倾向。
有学者倾向于宗教学的学科定位。牟钟鉴提出，民族宗教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以学科建设为契机推动宗教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996年，牟钟鉴所著的 《宗教民族学导论》出版，提出“提升民族宗教研究在宗教领域的地位”的学科目标。此书被认为是宗教民族学科成立的标志。2002年，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所出版发行民族宗教专题论文集———《宗教民族》以研究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和民族宗教综合研究为主要内容框架。从上述学科发展和相关理论研究内容来看，较为强调民族宗教研究在宗教学领域的发展。
亦有学者提倡倾向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金泽、陈进国主编的《宗教人类学》 主张，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民族宗教研究，主张以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为框架，来探讨民族宗教问题。陈进国在《宗教人类学》第１辑开篇的序言中提倡，“在田野中发现”民族宗教问题，主张以人类学理论开展民族宗教研究。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连续出版的《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论文辑刊，着眼于多学科的“互补与整合”，主张民族学与宗教学研究互为补充的民族宗教研究方法。此外，相关领域中还出现了倾向于民族学的学科定位。有学者认为，民族宗教的研究是宗教学、民族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学科综合，且民族所指涉范围决定了民族宗教的研究内容。张声作认为，关于宗教在民族文化及社会关系中作用的认识深化，促进了宗教和民族研究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可见，上述观点将民族宗教研究定位为倾向于民族学的研究领域。
也有学者主张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相互综合的学科定位。王建新认为：“基于民族宗教研究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将民族宗教研究看作一个学术领域则更为合理。”并且在民族宗教学科发展进程中，民族宗教研究是在宗教学、人类学和民族学３门学科的综合推力下形成的研究领域。曹兴亦提出，民族宗教学科的产生，意味着宗教学、民族学和政治学间的综合发展倾向。可见，上述观点更加倾向于宗教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的综合学科定位倾向。
（二）
关于民族宗教学的学科研究
方法讨论
民族宗教学的跨学科性，使其研究方法也趋向于综合。何光沪在总结民族宗教研究方法时，提出了跨学科综合性采纳的观点，主张通过多学科间“对话”的方式，形成系统化的民族宗教研究方法体系。
虽然，学术界对民族宗教学所指涉的具体范围有所争论，但民族宗教研究涵盖多领域研究已经成为共识。因而，学术界都一致主张在民族宗教研究中应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对于如何形成综合性的方法，学者们依据对民族宗教内容的认识，展开了对话性的讨论。牟钟鉴认为，中国民族宗教所涉及民族与宗教互动内容，主要包括宗教在各民族社会生活、文化变迁、民族历史的功能地位问题，主张运用“宗教分类”的方法研究上述相关内容。然而对于具体少数民族社会与宗教等内容，上述观点并未有关照和讨论。也有学者认为，民族宗教研究中若只运用宗教学的方法，并不能充分涵盖民族社会文化的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内容。因而主张在微观层面研究中，采用“宗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将各学科方法进行综合应用、互为补充。除上述探讨之外，有学者提出在民族宗教中观层面，建立多学科研究综合方法体系。其理论中，综合费孝通先生的文化板块理论以及林耀华先生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出“宗教文化类型”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即运用文化传播中的“圈、层、群”等层级概念来研究民族宗教的相关领域问题。亦有学者主张，在民族宗教研究领域中运用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互补的综合方法。陈进国认为，宗教人类学旨在“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宗教事项……既要深入宗教文本（历史），也要兼顾宗教田野，在田野中观察宗教在民族社会中的现实状态”。
（三）
民族宗教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民族学领域和宗教学的研究成果为民族宗教的研究奠定重要的基础。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有关我国民族关系和文化总体格局的规律性理论。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诠释了历史与现实中华民族的整体特征和内涵，包含了多元民族与宗教互构的内在规律。牟钟鉴认为，从宗教与中华民族关系来看，“中国宗教既保持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又展现了各民族的多样性”。可见多元一体理论，为学界研究民族宗教中多元共存、宗教与民族互为关系等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原则。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提出了民族文化走廊理论。该理论将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置于文化地理单元中，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宗教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并推动了民族宗教向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在此理论的影响下，民族宗教研究形成有关民族关系、多元宗教格局等诸多成果。
此外，关于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关联性理论，为民族宗教学中的综合性问题探讨提供了基础。如班班多杰提出，一定区域内各个民族的“和睦共处包括了不同的信仰体系和文化传统在同一社会空间和平共处”宗教文化的和而不同，促进民族文化间的认同。多元宗教的并存，诠释了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多民族间的社会交往、文化交流与多元宗教共存互为基础。因而，“宗教生态论”与“多元互补论”亦成为民族宗教研究的理论奠基。
宗教生态学理论由人类学新进化论学派的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后经俄国学者克拉斯尼科夫引入宗教学领域。中国学者也据此提出了宗教与社会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牟钟鉴运用宗教生态理论，阐释世界范围内不同宗教文化模式中的民族关系。他认为，在中国“多元通和”的文化模式中，包括各民族之间的生计互补和多元宗教间的交流和融合两个层面内容。因而宗教生态论补充了宗教与民族关系的相关理论。以此为契机，宗教生态理论吸收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内容，为民族宗教研究拓展出新视角。如弗雷德里克·巴斯所说的“包容性的社会体系中……联系几个族群性的社会纽带取决于他们之间的互补性”。在中国的民族关系和多元文化之间相处的规律、模式，正是生成于“共生互补”理念。也有学者探讨了中国社会间存在“共生互补”的文化生态理念，维系了民族间的 “和谐共生、优势互补、协同进步和发展”。
上述理论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民族走廊”理论，为民族宗教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而多元宗教共处理论则从宗教学视角，提供了观察民族间互动、共生、融合的理论路径。
综上可见，民族宗教学在学科建设中，其理论和方法范式都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同时由于民族宗教学是新兴的学科，学界也关注到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民族宗教研究中涉及的相关范畴具有争议性，使得民族宗教学在开展研究的伊始，就面临学科体系建设的困境。因此，“研究民族宗教的中国经验”， 成为进行民族宗教学学科建设应具备的问题意识。
三
民族宗教学的特点与研究实践
在西方民族学研究中，宗教研究是其中的关键视角与方法。因而，在其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历程中，始终保持着宗教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并行态势，但民族宗教学始终未成为独立的学科。不同于西方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国宗教学和民族学研究开始处于相互分离状态。但民族与宗教交织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多元民族宗教共存、互融的客观规律，使得学界开始关注民族宗教中交互的领域，并最终将其发展形成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宗教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特点。
（一）
与民族宗教工作密切联系
中国民族宗教研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宗教唯物史观和宗教信仰自由思想为导向。因而，其学科紧密结合民族宗教工作实践，将研究的关注点置于平等互助的民族关系基础上。相关学者根据民族宗教的实际，提出宗教具有五性（长期性、 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主张坚持宗教信仰政策，关注宗教与民族交织问题等论点。这些观点的提出，从理论层面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的民族宗教事务工作。
同时，民族宗教研究的理论不断推动着民族、宗教工作认识的深化。有学者认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长期相互交织的认识，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宗教复杂性的判断。张践所著《宗教·政治·民族》中，讨论了历史中不同阶段民族与宗教关系的发展和流变，认为宗教与民族关系与社会政治结构密切相关，宗教是维系中华民族一体结构的必要前提。这些理论研究，为当代民族宗教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此外，根据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有学者提出，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对民族宗教工作的特殊意义：宗教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化交流的载体，并以此倡议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情况作为民族和宗教事务工作中现实性前提。亦有理论研究，将关注点放在宗教与民族互为关系对中国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全局的重要意义，提出宗教与民族互动， 并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此结构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实现“民族发展、宗教宽容”的有效途径。上述理论密切结合中国民族宗教工作的实际，在相关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建构作用。
（二）
关注宗教与民族的关系
民族宗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关注民族宗教的交互关系。有学者从宏观视角考察中国民族宗教之间的互为结构关系。一些理论中讨论了宗教交织于民族社会、观念及文化中的现象，提出了对“民族宗教的科学理解”。吕大吉所编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以民族的地域分布为项类，撰写宗教集，从宏观层面展现了中国民族与宗教交汇共存的文化格局。梁庭望则按民族学语族语系的分类方法，集中论述南方少数民族的宗教组成与特征，提出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等构成了南方少数民族宗教的基本结构。亦有学者分析了中国整体文化格局中宗教与民族的互为规律。张声作所著《宗教与民族》中，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民族宗教互动交织间的内在关联，原生性宗教与各民族传统文化间的联系，以及宗法性宗教对中华诸民族的影响、佛教以及伊斯兰教对中华诸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宗教是民族间相互区别的主要标识，同时也是民族内部认同的关键文化要素。上述理论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民族与宗教相互交织的社会事实和规律。
在具体的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一些理论关照到了宗教与民族之间“互构” 的内在机制问题。有学者依据不同民族宗教的源流，将宗教分为“原生型宗教、 创生型宗教（主要是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以及综合型宗教”。亦有学者认为， 宗教与民族关系研究内容不仅限于同一民族文化内部的民族宗教关系，也应涉及民族间族际接触中的相关内容。宗教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关系、 民族文化形成、 民族认同中起到重要作用，一些理论研究从宗教功能层面解析上述层面中的宗教与民族的互动关系。如王志捷提出，民族文化是以宗教为核心来形成的，并且宗教变迁体现了民族文化适应的规律。黄夏年研究佛教的中国化后认为，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在中国民族团结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宗教的价值还体现在民族自我认同和民族间认同方面，宗教同地域、血缘、生活范式、生产模式等因素一起促进了民族间的认同。佟德富认为，宗教在民族文化中发生作用的载体是仪式。仪式的程序规范了宗教行为，并以此影响民族文化的道德、规范、艺术、哲学等方面。也有学者讨论了宗教教育功能在宗教与民族互动中的作用。吴建华认为，宗教在维系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适应中起到关键作用。宗教教育保有民族记忆，并与国民教育之间彼此相互调适并互为补充。
（三）
以民族视角展开综合研究
除上述宗教学中的民族研究之外，还有相当多的理论从民族学的角度展开民族宗教研究。如宋蜀华先生从民族学视角，讨论宗教与民族之间关联，认为宗教归属于民族精神文化的范畴。并且宗教由表层（物质形态的宗教文化）、中层 （宗教仪轨、戒律）和深层（意识形态）共同构成文化结构。因而，“中国各民族传统宗教具有民族性”。宗教在民族形成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始终与民族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因而民族学的中国民族文化研究始终贯穿着宗教研究。杨圣敏所著《中国民族志》中，以民族志的形式详细叙述了各民族的源流、发展、社会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并讨论了宗教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与地位。
亦有研究关注到宗教传播过程对民族地方知识的整合作用。如郑筱筠在佛教与傣族文化的关联研究中认为，佛教中的“龙宫、龙王观念”为傣族“龙文化” 所认同，并为傣族关于龙的地方知识所吸纳和“融摄”，因而“佛教直接参与到了傣族龙文化的建构之中”。段丽萍考察少数民族宗教历史后认为，制度性宗教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动的结果在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生成诸多地方化的宗教。也有学者从民族理论入手，分析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联，认为民族认同的内容不仅包含本民族传统文化或原生宗教的内容，还包括对其他民族宗教文化的认同。在以上以民族学角度进行的民族宗教理论研究中，关注到民族文化对宗教的整合作用、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等深层理论关系问题，并且运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相关研究。
四
民族宗教学中涉及的主要学科交叉领域
（一）
宗教研究与人类学的结合
中国社会中民族与宗教相互交织的文化现象，引起了海外汉学者的关注， 一些研究尝试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族宗教领域的问题，在田野调查中进行了宗教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方法的综合应用的尝试。如弗里德曼、杨庆堃等学者运用人类学范式，将宗教与民族社会结合起来讨论，并解构宗教在民族社会文化中作用。又如雷德菲尔德用“大、小传统”将宗教类型与民族社会文化的圈层划分相结合，提出大传统中制度宗教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小传统中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相适应的观点。他提出的文化圈层理论，为后来的民族宗教理论研究所吸纳和创新。郑筱筠关于“南传佛教文化圈”理论的探讨，汲取了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传播论的圈、层理论来分析民族与宗教文化间的关联性。
有研究将民族宗教的研究视角拓展到人类学领域。如一些理论中关注到宗教对社会的整合作用等问题。而人类学中关于社会中主体的关注，也拓宽了宗教与民族互动关系的研究视域。正如杜赞奇所述，一定区域内的宗教信仰与其间民族文化的生成相互关联，“随着不同民族对神的作用及其形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宗教中的神话和形象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宗教变迁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相辅相成。总体而言，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民族宗教相互关系的探讨。
（二）
社会学进入民族宗教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增进了学术领域的对外交流，民族宗教领域的研究，也镜鉴了“他山之玉”。王建平在《宗教与民族》辑刊第４辑著文评述英国学者狄龙的中国伊斯兰教与回族研究时，认为改革开放后的汉学者，以“他者” 眼光研究中国的民族和民族宗教现实，客观地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民族及宗教信仰的影响。王建平的此篇评述，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民族宗教研究与社会学相互交汇综合的现象。此外，民族宗教研究中对社会和主体性等方面的关注，使得社会学进入民族宗教的研究领域。金泽提出，民族与宗教研究应该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包括社会群体的远景与动力、民族群体和宗教群体的自我意识、“社会控制与社会运动”、文化传统下的社会行为以及社会中的宗教态度等。亦有观点提出，将宗教民族方面的问题意识引向社会认同层面探讨。如李向平认为：“宗教和民族认同是社会或国家认同的方式之一。”
（三）
民族志在民族宗教研究中的应用
民族志在民族宗教研究的应用中，较为经典是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日本学者渡边欣雄以民族志的方法研究汉族民间信仰与汉族宇宙观、文化价值、社会关系、文化心理间的关联，并以此呈现汉族社会典型的文化特征。有学者以民族志的形式，呈现民族与宗教的内在关联。如马学仁以田野民族志的形式，探讨卡力岗文化现象中民族社会文化心理与宗教信仰认同之间的转换关系。也有研究者尝试应用民族志呈现宗教与民族互动的实证案例。王默在河湟地区的多元宗教格局讨论中，运用民族志分析汉族的佛道文化与藏族、土族等民族的藏传佛教文化的互借、融合之关联。提出民间信仰作为文化载体，折射了民族之间社会互动、文化间的认同与互补，并成为推动民族间互动关系的动因之一。也有研究者透过民族志，反映民族宗教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适应性发展，如答小群认为，民间信仰的“地方化”中体现了汉族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民族记忆、社区文化等方面的文化适应。上述民族志方法在民族宗教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丰富了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证研究，推动了民族宗教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发展。
（四）
民族宗教学与文化研究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面临着调适与变迁，民族宗教的研究中出现了关于传统民族、宗教文化的现代性适应问题的相关讨论。因此，关于现代化的民族宗教研究中出现了与文化学的综合内容。如牟钟鉴认为，工业化和现代化促生了理性精神。而宗教民族中的“博爱、平等、宽容、协调和进步等内容也融入了当代理性精神建设之中”。学者讨论了现代化过程对民族宗教的影响。如闵丽提出，宗教文化的变迁会对“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全球文化、民族经济和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等）”产生正负双向的影响。而现代化的情境下，宗教文化变迁影响着民族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变化，同时民族文化变迁也会牵动宗教文化的改变。杜丽在考察现代性背景下的云南苗族社会生活和与基督教信仰关系后认为，传统少数民族社区中，现代化使得“宗教信仰日益呈现出个体化、多元化和世俗化特点”。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民族宗教因素影响到社会交往、文化沟通及文化安全层面。宗教民族学研究也以此为契机展开新的探索。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民族宗教交流文化沟通中的关键作用。民族宗教的研究开始关注全球化背景中民族宗教治理的现代性转型、国家安全等议题。其中以文化交往和宗教沟通的分项研究居多，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族宗教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
五
结语
民族宗教是从理论探索逐渐迈向综合性研究的学科。这一过程中，民族宗教学始终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内在轴心，探讨宗教学与民族学互动内容， 包括两者之间互动的类型和机制。从学科理论的维度看，民族宗教学研究主要涉及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的互动，民族与宗教互为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现代化适应、地方化与全球化等内容。就其学科方法来讲，综合了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总体来看，在民族宗教学的学科发展中，呈现出多学科之间的互补交叉特点。充分契合中国民族宗教相互交织的客观规律，拓展了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围，推动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应用。但作为一门学科，其发展还需要关注一些前瞻性问题。一是需进一步明确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基本内容。自牟钟鉴先生提出建设民族宗教学学科以来，学界多次讨论民族宗教学的范围和内容。但由于民族宗教学的跨学科性，使得学界在其范围和内容上难以达成共识。二是需要明确民族宗教学对民族宗教领域现实问题的引领作用。民族宗教学研究还需要面向民族宗教领域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如宗教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中的价值与作用探讨， 以及民族宗教间互动对宗教中国化的促进等内容。因此，民族宗教还需完善并建立一个能够解释、回应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并以此明确学科的实际应用价值。一方面从民族宗教的研究角度，提供观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证结构，诠释 “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价值内涵。另一方面，着眼于各民族宗教在其发展过程和民族间共处中，生成“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内在规律，并以此对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和维护文化安全做出理论贡献。
综上，民族宗教研究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轴心，在从理论迈向学科的历程中，关注宗教学和民族学的学科综合与交叉，充分契合宗教与民族相互交织的文化事实。在民族宗教学的发展过程中，学界探讨其理论框架和议题范围， 为学科方法的综合性发展做出有益尝试，积累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对丰富宗教学、 民族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积累了跨学科的经验，但其理论框架、研究内容还需进一步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且尚需进一步明确学科的问题意识，形成更多的实证性成果。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0年第5期第46卷。转载时有删节，引用请查找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