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世纶】方证是辨证的关键
第一次跟随胡希恕先生抄方，见其一上午诊治30多患者，四诊完后皆谓：“此患者为某某方证”；“此患者为某某方证合某某方证……”因我熟悉了用经络脏腑辨证，感到胡老治病奇特，却冒然问之：“老师，您怎么不辨证啊？”已显疲惫的胡老曰：“慢慢给您讲吧！”于是胡老利用星期天给我讲授经方知识，启开了我认识方证之门，渐渐意识到中医还存在经方医学体系。今与同道共切磋。
方证是《伤寒杂病论》的基本构成
历代皆重视《伤寒杂病论》的方证研究，是因书中出现了方证概念，其主要内容以方名证，如桂枝证（第34条，赵开美本，以下同）、柴胡证（第104条）等名称，是以方名证的范例。
《伤寒杂病论》主要构成内容是“证以方名，名由证立，有一证必有一方，有是证必有是方，方证一体”的诸多方证，是论述某方剂的适应证即某方证，如桂枝汤方证、麻黄汤方证、承气汤方证等。凡读过《伤寒杂病论》的人都清楚，它的主要内容是260多个方剂和其适应证，故有人把仲景书以方类证述其概要，如柯韵伯的《伤寒论注》、吉益东洞的《类聚方》、胡希恕的《经方传真》等，把《伤寒杂病论》书中每一方证集中在一起，体悟每一方证，以便于运用和进一步认识方证。
方证概念不但见于《伤寒杂病论》，而且还见于《汤液经法》、《神农本草经》，通过仔细读《伤寒杂病论》和考证可知，方证不但是《伤寒杂病论》成书的基础，而且是经方医学理论的基础。
方证起源于神农时代
早在远古时代，没有文字时已口头传承，我们的祖先就根据病后的症状，寻用对应药物治疗，渐渐积累了用什么药治疗什么证的经验，这即方证的起源。后来，当有文字时便记载于书，其代表著作即《神农本草经》。
该书中“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论述，根据症状用相对应的药物治疗，反映了经方方证的起源，书中详细记述了365味药物，以四气五味适用于人体患病后的症状论述，显示了单味药防治疾病的经验，其述证主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即八纲理论，方证即属八纲理念，标志了经方基础理论的起源。
《神农本草经》对每味药的性味，功能主治的记载，实质是以八纲理论的单方证，如：“瓜蒂：味苦，寒。主治大水……咳逆上气，食诸果不消，病在胸腹中。”而在《金匮要略·痉湿暍》第27条：“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证明是渊源于《神农本草经》瓜蒂的适应证。另《伤寒杂病论》还有很多猪肤汤方证、甘草汤方证等单方方证，说明其产生于远古神农时代。
方证的积累发展产生了六经辨证
古人先用单味药治病，积累了单方方证经验，后来逐渐用复方治疗疾病，反映复方方证经验，这一发展历程者即《汤液经法》。该书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证明汉前确有此书，并简述了经方医学特点：“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更进一步说明，经方的复方是用药物的寒热温凉，治疗疾病的寒热虚实，并明确了据疾病病位在表在里的不同，治用不同的方法，使人体阴阳平衡。这里的基本理论即沿用八纲，与《神农本草经》一脉相承。
方证的不断积累、不断丰富及分类，孕育着六经辨证理论的形成。一些考证资料已说明，《伤寒杂病论》原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是王叔和加入。张仲景不是据《黄帝内经》撰写《伤寒杂病论》，而是由《汤液经法》而成。生于张仲景稍后的皇甫谧确证了这一点，其《甲乙经·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民国时期的杨绍伊考证指出：《汤液经法》一字无遗的保存在《伤寒》中。这样可知，《伤寒》是由古代的方证发展而来，即其主要内容，是经由《本经》的单方证，发展到《汤液》的复方方证，又发展到《伤寒》的复方方证，而发展为六经辨证。
这里要探讨的是，《神农本草经》及《汤液经法》的方证都是八纲辨证，《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是怎么由其发展而来的呢？仔细读仲景书则可得到解答，通过《汤液经法》和《伤寒杂病论》的方证对比研究可求得考证，其中《伤寒杂病论》第9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及第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提供了有力证据。考证经方发展史说明，汉以前的方证运用，由单方至复方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一直沿用八纲理论。但发展至《伤寒杂病论》增加了半表半里病位概念，治疗上增加了和法，因使八纲辨证上升至六经辨证。仲景最伟大功绩之一，是总结出半表半里理念，由此创建了六经辨证体系。
方证的科学内涵
临床疗效是评价一门医学理论是否科学是关键，方证也是如此。
方证本八纲之理
方证体现了八纲辨证，经方的每一方证，不同于一般的方剂，它既代表了该方药物的组成，亦包括了该方的适应证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标明方药功用性能者为“本草石之寒温”，即以八纲为基础理论；标明证候特点者为“量疾病的浅深”，亦以八纲为理论。经方实践者通过临床反复观察，把有效方证记录下来，每一个方证都是经过几代、几十代反复实践、反复验证取得的经验总结，其科学性通过了历史的考验。可知方证之“方”，是经历史考验之方，方证之“证”是经历史考证之证，方证既涵方药，亦涵相适应的证，既有理，亦有法。
方证是辨证的关键
学习《伤寒杂病论》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个方证，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因此，辨方证是六经辨证、八纲辨证的继续，是更具体、更进一步的辨证，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辨方证是否正确。方证相应是临床治病取效的前提，故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之为最高级辨证，把辨方证称之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掌握适应证)因而往往有验。不过读者于此必须注意，凡是有验方剂，无论用者知与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证），则均属六经八纲的细目，这是可以断言的。”
由于经方的方证来自临床实践，不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都注重其应用和研究，对其认识也就不断深化，逐渐认识到方证的科学性。如沈自尹认为：“从广义上说，以汤方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以药物的系统──方，来调节病理的系统──证，寻找方剂效应值的一体化，就是方剂辨证的涵义所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可概括整个辨证施治的内容。”这里很清楚地指出，辨方证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中药治病，不在用药味多少、药量轻重，而在方证相适应、对应。如何天麟说：“在临证处方时，一般认为对‘症’下药疗效较好，实际亦不尽然。笔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发热喘咳，脉浮，苔白，初投小青龙汤加杏仁两剂，热平，咳减，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诊见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减而尿仍少。三诊，前方去麻黄续服，喘咳止，小便亦畅。岳美中治一妇女，慢性肾炎，血尿、尿频、腰痛，投猪苓汤三剂而愈。月余，病又复发，因虑其虚，增入山药一味，病反转重，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后病再复发，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这是反映了辨方证一定要准确。
我国历来重视方剂和其适应证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皆是证明，如《千金要方》、《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等等，其内容主要是讲方证。《伤寒杂病论》因不但有方证经验，而且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尤其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深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决策者要取消汉方医，当时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先生，眼看着亲生女儿因腹泻用西药治疗无效被夺去生命，因之悲愤感慨不已，转而发奋学习经方(初读《医界铁椎》)，临床应用效如桴鼓，并结合临床体验，著成了《皇汉医学》，于是又使日本的汉方医学重振旗鼓，使方证对应派成为日本的主流派。
以上可知，方证是由方药和证候以八纲为基础对应的理念，它起源于神农时代，方证的积累丰富，至汉代产生了六经辨证，形成了完整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经方、《伤寒杂病论》的主要内容、六经辨证理论都是由方证发展而来。经方之源，始于方证，它既属基础理论，亦属临床证治。因此，认识方证，是学好《伤寒杂病论》、认清六经实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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