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核心是新时代的谋划性、方位感与行动力
如何看待2020，需要从大周期、中周期看小周期，进而在小周期中看2020年。所谓“大周期”，也就是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恰恰是这一年，美国将中国视为全面战略竞争对手。在以2018年为时间节点的近百年中，前三十年创建了新中国——建国，中间三十年探索了新中国——立业，后四十年则是发展了新中国——改革开放。最典型的成就，就是通过世界经济增长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高速增长，短时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超过美国60%以上的经济总量。以往是“韬光养晦”地闷声发财，一旦“有所作为”地全球布局，便出现了美国的战略围堵，而措手不及。
2019年则是一个“中周期”的第一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从第一个四十年到第二个四十年，这一年也是中美两国走向全面战略相持的一年。记得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不确定性”既是主流社会的基本判断，也是基本心态。简而言之，“不确定性”某种意义上，就是陷入了“不可知论”。一年过去了，大家发现外患该怎么闹还是怎么闹，也没闹得我们鸡犬不宁或你死我活；内忧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也没有出大乱或全面进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伟大斗争，成为新的常态。
在此背景下，2020年已然来袭，需要从“五年一规”和“五年一届”的“小周期”上去看待。很多人从发展规划“五年一规”的逻辑中，更多的以为2020年是“收官之年”；但事实上，从党委政府“五年一届”的逻辑中，2020年更多的“中局”之年。也就是说，每个五年规划，第一年是“开局”、第二年是“攻坚”、第三年是“中局”、第五年是“收官”。但对于政府而言，一般带有“8”或“3”的那一年是换届、有变或开局，带有“9”或“4”的那一年是边看、攻坚，带有“0”或者“5”的那一年是再谋、中局，带有“2”或“7”的那一年是收官。当然，党委的换届往往比政府早一年。
为什么强调2020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收官”之年，更应理解为“中局”之年？核心是想表达历经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由来的措手不及，以及以识局观望、边走边看为代表的2019年，2020年不光要谋划好“局”、还要厘定好“位”、更要释放好“行”。
2019年前后，我始终以为“不确定性”更多的是个伪命题。在那时看来，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定逻辑与语境中，每一次发展都是危机换来的，更需要危中有机、化危为机。这其中，更多的反而是确定性。
一是整体下行、局部逆势是确定的，但这种下行更大的原因并非源自外部，而是长期的经济模式积习难改、中期的新动能不足与短期的自己套牢自己决定的；
二是不至于走向万丈深渊是确定的，有多大的问题、矛盾、困难就有多大的发展空间，有多大的不均衡、不协调、不满足就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三是倒逼改革、开放、创新和发展是确定的，改革的红利、开放的红利、创新的动力、发展的潜力并没有完全释放，制度创新与政策空间并非到了改不了的深水区。
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实践验证了这种判断。反而是在“不确定”的基本判断与基本心态下，在不同领域、行业、地区等出现了三大缺憾：
一是不可知论地迷局或识局。很多事物在很多时候的发展并非外部因素、偶然因素、外生变量、外来力量决定的，而是大历史大趋势大规律决定的。无论是对外部形势研判，还是内部现状诊断，都不能因为旧事物大于新事物、旧动能断崖式塌陷大于新动能爆发式成长而出现误判或误读。不能只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到底是什么样的局、究竟变在哪里，否则就没有战略自信。
二是不知所措地错位或缺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之后，中国在世界老二的位置上闷声发财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仅需要秉持新一轮“入世”的心态倒逼我们的发展模式转变，还需要考虑我们同世界经济究竟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更需要考虑当今世界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这些事并非仅仅是政府的事、中央政府的事，大家都需要在新一轮创新全球化、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新一轮改革开放、新一轮经济地理重塑、新一轮全球治理重构中，抢占先机、再造优势、化险为夷。
三是不假思索地裹动或躁动。一旦缺乏谋划或者方位感不够，但又不能闲着，要么就是自己套牢自己地“蠢蠢欲动”，要么就是急忙火促地躁动。这种裹动或躁动，有的是政府政策上的、有的是资源配置上的、有的是产业规制上的、有的是企业行动上的。我们的下行压力中最大的成分一定不是来自于外患，而是没有谋划、没有方位以及没有活力的行动。
无论是从大周期、中周期、小周期看2020，还是从2019年不可知论地迷局或识局、不知所措地错位或缺位、不假思索地裹动或躁动看2020，如何拿捏局、位、行是关键，谋划性、方位感与行动力则是核心。
这种谋划性，就是做好大周期的破局、做好中周期的布局、做好小周期的谋局。
这种方位感，就是做好长远期的抢位、做好中长期的站位、做好近中期的补位。
这种行动力，就是做好中国梦的心动、做好新时代的触动、做好高质量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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