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的B面：李嘉诚、赌王等巨贾不光彩的致富道路
2020年的5月，赌王何鸿燊去世，各路媒体报道满天飞，吃瓜群众也是看了好些天热闹，大家一边感慨有钱人的遗产可真多，一边吃瓜遗产分配的大戏。
除了何鸿燊，来自港澳地区，经常出现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富豪，还不少。
前些年，“李超人”李嘉诚也是连连登上各大新闻版面。想当年我写作文的时候，可没少拿他的励志故事来举例子。你看，多好的素材啊！从小辍学、一无所有，全凭自己一双勤劳的双手，白手起家、创业有成。
更加难得的是，在成为香港首富以后，他还是不改勤俭节约的本色，坐拥百亿资产，却只给自己开区区一万港元的月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手上戴着的手表，甚至比记者戴的手表还更便宜。
如果您还没被机场成功学洗脑，您会不会好奇，这些富豪们真的就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么正面、那么无可挑剔吗？李超人他们真的就是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吗？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亚洲教父》，就是来满足各位的好奇心，专门起底东南亚，包括香港地区的这些富豪们的。
1.教父的产生
早在17世纪，也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不少中国人到东南亚去打工、经商，甚至全家都搬到那儿去。这在历史上，叫做“下南洋”。
随着航运技术的发展，还有清朝的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动乱，越来越多的华人选择来东南亚谋生。华人移民越来越多，这就给东南亚政府出了个管理难题。他们想到一个方法：用华人来管华人。
初期的东南亚华侨，自己就有一套管理的组织，就有点类似于古代的“乡绅自治”，还有现在的村委会、居委会之类的基层自治，由几个有名望的人带头，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
李嘉诚家族
这样一来，原来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华人，慢慢地也在区域管理方面有了更多的权力和责任。
作为交换，他们也从当地手里，拿到了更多的经济特权，甚至是鸦片、烈性酒、烟草之类的征税权。就这样，当地政客手握政治权力，华人精英掌握经济命脉，两方密切配合，形成了运转有序的合作模式。而这种合作模式，一旦形成，就好像有了惯性，渐渐地反倒成了一种默认的历史传统。
聪明的东南亚政客早已意识到，只要能利用好这些善于经商又有政治依赖性的华裔富豪，对于巩固统治实在是好处多多。这才有了如今这一个个响当当的“亚洲教父”。
2. 教父开银行，自制“提款机”
可能是因为和政治权力关系太密切，而东南亚的政局又太动荡，一直以来，教父们都很难从欧美的银行贷到款。
怎么办呢？不少教父们就看准了东南亚国家在银行监管上面的漏洞，另辟蹊径，琢磨着自己来开银行。
东南亚地区有个类似的特点，那就是高储蓄率，老百姓普遍勤俭节约，有点积蓄都往银行存。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十年里，银行存款平均每年递增20%以上，另一方面，政府对于银行的管理却十分宽松。比如90年代中期的印尼，只要你交个1200万美元的入会费，就能办一个自己的银行，吸纳存款。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教父们几乎可以在零监管的环境中开银行。
开了这个银行，就好比自己家搁了一台自动提款机，老百姓源源不断地往里面存钱，而教父们只用付一点点存款利息，就能把这些现金拿来自己用。你说吓人不吓人？
邱德拔
比如新加坡的前任首富邱德拔，他就跑到马来西亚去开了一家银行，短短六年就开了一百多家分行，这其中大部分的钱，都贷给了他自己。后来，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了问题，强迫他放弃控制权。邱德拔就转移阵地，又跑去文莱开银行，继续给自己贷款。就这样，一直持续了20年，直到文莱苏丹的儿子，也就是文莱的太子来查账，他的行为才被曝光。
3.教父的“奴隶”经理人
在东南亚，教父们最主要的工作经常是在高尔夫、“红白喜事”、请客吃饭中完成的，处理好人际关系、政治势力，搞定关系到核心现金来源的许可证才是头等大事。
至于公司的实际管理和具体事务，就交给经理人处理，这些人才是真在拼命工作的人。
用作者的说法，这些帮教父们拼命工作的经理人们，就是教父们的奴隶，而里面最重要的那些左右手，就是“奴隶头目”，每天要做大大小小各种事，把教父们的指示上传下达，保证完美地执行完毕。
像金龙鱼老板郭鹤年，他的前任“奴隶头目”理查德·刘，有时候工作着工作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压力太大。最后，2002年的春节，他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际机场猝死了。
说起来也是让人唏嘘。这些“奴隶头目”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忍受着教父高强度的工作要求，可是在公司的管理经营上，始终没有太大的话语权。工资可以给，股票期权也能给一点，可公司的未来，总归会被教父传承给自己的后代，至于经理人们想要分一杯羹，那是痴心妄想。
如果说在教父们大权独揽的财富王国中，这些“奴隶头目”还算是融入了教父生活的身边人，那么大多数的管理人员，基本上就只能算是圈外人了。
赌王
对于教父们来讲，这些人就像随从一样，有些确实有专业的才能，但还有很多人被聘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怎么讲道德，能帮教父们处理掉一些不够体面的事。
对教父的财富帝国来说，最重要的永远不是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或者管理系统的先进与否。无论是“奴隶头目”还是外国随从，都不过是价格不同的劳动力而已。从这点来说，无论教父们一手打造的财富帝国有多么庞大，它和那些充分竞争的跨国企业，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4.教父的B面
虽然在我们这些老百姓看来，这些教父们一个个风光无限的。可面对政治权力，归根结底，他们只是依附者。
比如菲律宾商界的传奇人物陈永栽，在1965年菲律宾的独裁者马科斯上台以前，只不过是个看门的而已，却凭借和马科斯的关系，一跃成为东南亚的“烟草大王”，业务涉及到银行、地产、航空、咖啡等等众多领域。
可是，东南亚政局的特点是什么？不稳定。你依附的那棵大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倒了。
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树立一个正面的公众形象，洗白自己，就成了教父们的必修课。
于是在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白手起家、勤俭节约的创业故事。像李嘉诚面对采访时，会谈到自己不到15岁辍学，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可是他不谈的是什么呢？是他娶了有钱舅舅的女儿，他所经营的事业是在岳父生意的基础上扩大发展，这才是真正对他日后成就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香港大学的前校长王赓武，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我从未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
邵逸夫
邵逸夫，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先辈是成功的银庄主人；郑裕彤、董浩云、吴光正、苏海文，哪个不是娶了个有钱有势的妻子？所谓的草根阶层，白手起家，大多不过是为了粉饰自己的故事罢了。
可做人哪能天天演戏呢？那可多累啊。教父们心里有不安，有患得患失，可偏偏又没有什么推心置腹的朋友，社交生活也是枯燥乏味，于是内心也经常感到孤独和不安全。
如果一个人感到很孤独、极度没有安全感，那么会怎样呢？要不就是极度渴望别人的认同，要不就是产生极度的控制欲，要不就是用声色犬马来麻痹自己。
而在教父们的身上，这三样都占全了。
很多教父们特别执着于一个虚名，什么名誉博士、皇家爵士、太平绅士，来者不拒，而且越多越好，甚至还要多方钻营、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像赌王何鸿燊就总是坚持要下属用英语称呼他为“何博士”。他们就是想从这些荣誉和头衔里头，找到一种自己被认可的感觉。
再一个，大部分教父总是紧紧地控制住他们能控制住的东西，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之前我们说到，教父对自己的财富王国是大权独揽。
而在家庭生活里，教父们也一样是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对自己的子女常常是既严格又吝啬。很多教父的孩子们已经人到中年，可不管是公司开会，还是宴会闲聊，只要有老人家在场，也照样是噤若寒蝉，不敢随便发表意见。
刘銮雄
而说到教父们平日里用来排忧解闷的方式，那就更好猜了。
一个是养情人。像香港富商刘銮雄，人称“女星狙击手”，像洪欣、蔡少芬、关之琳、李嘉欣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大美人，都曾经和他纠缠不清。
再一个是赌博，用书里面一个亿万富豪的说法，他认识的富豪圈里，除了何鸿燊和霍英东，其他个个都是大赌棍。
其实，亚洲教父的故事，是东南亚这个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理解教父可以让我们看见更真实的东南亚。希望读完这本书，我们都能更好地认识这群邻居们的过去和未来。
编辑|凉山
排版|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