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外医学对人体的认识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广东省心血管疾病研究所 陈鲁原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年）认为心脏有两个心室和两个心房，与近代的认识完全一致。在他的医学著作中对头骨做了正确的描述。
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希腊文Ἐμπεδοκλῆς，约公元前495~约公元前435）认为心是血管的中心，又是血液的发源地和灵魂所在，这观点传给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甚至促成了相关词语的产生：例如 “无心去作” “雄心勃勃””“心碎”等。其观点很像中医所谓“心主血脉”、“心主神明”之论。
有较大解剖学影响的当数古希腊医学家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公元前335~280年），他发现小肠的起始段大约有12个指头并列长度，命名为“十二指肠”。他还命名了“前列腺”、“睫状体”、“视网膜”、“乳糜管和淋巴”。
在罗马人统治时期，人体解剖是严格禁止的。因此，罗马名医盖仑（Claudius Galenus , 129～199）只能进行动物解剖实验。他通过对猪、山羊、猴子和猿类等活体动物实验，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及医疗学方面有许多新发现。
他已经识别12对脑神经中的7对；区别了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认识到神经起源于脊髓；人体有消化、呼吸和神经等系统。他又是实验生理学的开山祖，他观察到离体心脏搏动因神经切断而停止，观察到声音因神经切断而变哑……
正是这种观察和实验，使得盖伦医学体系已经超越同一时期古代中医甚多。
盖仑一生写了131部著作，其中《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两书阐述了他自己在生物解剖生理上的许多发现。但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他的医学理论中无可避免地存在不少错误。
首先，盖仑认为人体的各种解剖构造和生理功能都是“大自然”有目的地创造和安排的，生理描述往往屈从于宗教神学的需要。因此得到教廷的鼎力支持，阻挠了解剖学的发展。
重要的是他所进行的解剖对象是动物，并不完全符合人体的实际情况。盖伦认为血液无论是在静脉或是动脉中，都是以单程直线运动方法往返活动的，它犹如潮汐一样一涨一落朝着一个方向运动，而不是作循环运动。盖伦并不认为人体的血液量是有限的，因此还发明了放血疗法，这种谬误要了很多人的命。
从中世纪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教会是禁止解剖这种行为的，以至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等人还需要盗墓，偷尸体才能进行解剖研究。
盖仑在解剖学、生理学上的理论统治西方古代医学长达1500年（直到16世纪）。西班牙医学家、自然学家塞维图斯（Michael Servetus，1509-1553年）由于发表了血液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必须通过肺的言论，违反了盖仑的主张，因而被教廷烧死在火刑柱上。
解剖学登上一个全新台阶的时间节点，是比利时的医生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年）的巨作《人体的构造》问世。这是因为十四世纪中叶，欧洲爆发黑死病，教皇为了寻找瘟疫的根源，特许解剖尸体。
维萨里实事求是，始终以“人体本身的解剖来阐明人体的构造为己任”，从而发现了与盖仑的动物解剖的许多不同之处。他用溶解的蜡注入各种动物的脑室，制作脑室模型进行比较，并没有发现多大差别，不足以说明动物之间在智力水平上的悬殊差异。相反，他却发现高等动物的大脑的相对体积和重量要比其他动物都大得多，从而否定了盖仑的“灵气学说”和异网-脑室中心论。
近代科学通过实验和观察获得知识的特征在维萨里这里呈现得淋漓尽致。1543年出版的《人体构造》这一开拓性的解剖学巨著共七册，奠定了人体解剖学的科学基础。
殷商时代人殉、人祭之风盛行，而且砍头、断肢、剖腹……手段极为残忍。在这种情况下，对尸体进行解剖研究不会有任何舆论阻力。
从古老的甲骨文看，比如“心”字，有内部的三个腔，代表着两个心房和一个心室。纣王时期认识到心脏底部几条大血管对全身各部位起调节作用。春秋的（《管子、内业》表明：“凡心之型，自充自盈，灵气在心，一来一逝”。说明齐桓公时期，有人观察到活体心脏解剖。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对上古医人“割皮解肌”的手术过程做了详细的阐述，与现代外科手术的程序基本吻合，说明在汉代以前中国的解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灵枢·肠胃》记载描述的消化道各个器官的大小和数字与现代解剖学的描述基本一致。《难经》同样对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补充了《内经》的不足，增加了对喉咙、胆、膀胱、肛门的形态和重量的描述。
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三号墓墓主利苍之子下葬年代是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五十二病方》论及52种疾病（实际45种）。文本经泥土千年封存，如地下档案般容不得后人作伪，实在是应视为中医群经之首。
《五十二病方》不谈阴阳之类，没有五行之说，至于把脉也几乎是只字不提。该书治疗手段丰富，尤以手术突出。例如有关创伤的16种疗法（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烧灼结扎术、结扎摘除术、瘘管清除术等痔疮手术；用砭石穿刺相当于内环部位的皮肉，火炙法烧灼局部，在内环部位形成较大的瘢痕以闭塞其先天性或后天性孔道的腹股沟斜疝手术等。
《五十二病方》让我们看到了与后来中医大相径庭的治疗方法，并使我们思考从什么时候中医外科开始衰败和玄学化？
清著名温病家王士雄，在其《归砚录》中曾有过分析，说“今诸法失传，而专责之汤液，”“今针、砭诸法不行久矣，医者弃难而就易，病者畏痛而苟安”。
马王堆简帛医书中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成书于战国及秦、汉之际，其年代（大致在）明显早于《黄帝内经》；对血管解剖的观察相当精细。
《足臂》将十一脉按照手足分为两大类，“足脉六，臂脉五”；《阴阳》则将十一脉分为阴阳两大类，“阳脉六，阴脉五”。即：手太阴、手少阴、手太阳、手阳明、手少阳；足太阴、足少阴、足厥阴、足太阳、足阳明、足少阳十一经脉。
其中描述手少阴脉：“循筋下廉，出臑内下廉，出腋，走胁”，翻译成现代解剖学术语就是：在臂部屈侧肌肉的小指侧缘开始循行，到达肱部内侧的小指侧缘，再向上到腋下，抵止于侧胸部。这是何等清晰的血管解剖学！
请注意：这十一脉并无支脉，互不连贯，只有少数几条脉与心、肝、胃、肾相连。十一脉均无穴位记载。
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补了一条手厥阴心包经，原本十一条经脉变成了十二条，六条向心六条离心的“规律分布”，完美对称！十二条经脉首尾相衔接，组成了一个闭合的系统，完美！每一条经脉配一个脏腑，十二经脉各有穴位，完美！十二经脉至此阴阳、左右、上下、五脏、六腑一一对称的无比妥帖！我们看不到任何观察的记录。
扁鹊“以脉视病”，是扁鹊学派创造了经脉医学，并把它推上了中国古代医学技术的巅峰。《史记》中有记载说：“扁鹊言医，为方技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
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古的经脉医学，历经中世即春秋战国时期的辉煌之后，到了两汉时期，终于暗昧失传了。黄帝学派整编了扁鹊脉书，使经脉理论变成了“经络学说”。
在目前的经络图谱中，身体的胸部与腹部为阴面，但却有阳明经走行。传统的中医理论无法从阴阳变化上系统地说明十二经脉规律，这让大部分中医学习者无从总结规律。
现代的传统中医人就解释：“古人对十二经脉之内在的正负机理非常保密，仅只说出了一隅之词。贫道若不是在'功态’中发现左、右、正、负的经脉运动，也难以悟出左右四肢阴阳对立的正负机理之真谛。”越说越玄。
在中医研究机构或院校工作的生理学专家们通晓中医基础理论。对于经络的循行性，他们处于两难境界，认为现有的生理学知识“无法解释”。应该如何研究呢？是“为经络的存在找证明”，还是为经络的不存在找理由”？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的金凤汉宣称发现了中医经络的物质基础，而到头来，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前中医研究院院长季钟朴教授说：经络是什么的回答多种多样，等于没有回答；要结合临床回答“为什么气至病所”。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中国古代的解剖学出现较早，从扁鹊就开始了，到王莽时代广泛采用，并持续到稍晚的三国时期，从此以后，也像欧洲一样，解剖学便绝迹了，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再度出现。”
实际上由于受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坏人的身体实属有违天理，从秦朝开始，“支解形骸”的解剖行为都要施以重刑。
古代医家具有较强的保守意识，奉行“述而不作”的理念，他们的解剖活动大多是为了验证前人的理论成果，一旦达到目的即终止研究。加之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中国古代的解剖尝试最终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剖学，由于重“道”轻“器”，逐渐转向了脏腑功能的研究。
传统中医理论不知有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知道有消化（脾胃）、有排泄（水道出焉），但不知道尿是哪儿出来的，又把泌尿器官肾当成藏精的。
《黄帝内经·剌禁论》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脾属土居中央”。当今某些人为之辩解说：这是古人是为了迎合“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左右只是形式，“肝主左升，肺主右降”，是用来安排升降的通道。这种“以天纵英明”十分让人费解！
古代中医的五脏六腑之数一旦确定，并与五行一一对应之后，就再也不可更改。心、肝、脾、肺、肾对应火、木、土、金、水，已经对死了，即使后人发现了新的脏器也插不进去。
“脑、髓、骨、脉、胆、女子胞都是贮藏阴精的器官，似脏非脏，似腑非腑，故称奇恒之腑”。像神、魄、意、魂、志这些东西分别藏在心、肺、脾、肝、肾里，没有脑的什么事。
《黄帝内经》中讲人有365块骨头。有人说正好对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是天人合一：上天造人。为什么西医的解剖学只有206块骨头呢？这些人又辩解说是因为没有算上指甲和软骨。
也许是随着经济的鼎盛和政府对医学的相对重视，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出现了根据尸体解剖记载的《五脏六腑》和《存真图》，然而这两份宝贵的资料也难传后世。
很多人可能都记得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大宋提刑官》，讲的是宋慈（1186年~1249年）和他断案的故事。宋慈所著的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成书于1247年）在世界上影响很大。《洗冤集录》涉及一些解剖学知识。对人体骨骼有较详细的记载，并附有检骨图。
清朝王清任（1768~1831）通过观察死于瘟疫、战乱以及死囚的尸体而于1830年著成的《医林改错》，是中医解剖的顶峰。王清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认识到解剖的重要性。他说，“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清楚认识到古圣先贤的经典中有关解剖的错误百出。
王清任通过观察证明肺为两叶，否定了《内经》的肺为“六叶两耳”的说法。他对脑的看法，如“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听之声归于脑”、“两目即脑质所生，两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等论述，都与现代医学的认识相近。
虽然，王清任的改错在当时医界有较大影响，但是在传统中医的强大力量面前，则无法起到纠错作用。
以维萨里为代表的近代解剖学早在明末就传入中国了。有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二书：《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北京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收藏有抄本。
只有少数医家受到这两本书的影响。如清温病大家王大昌说：“人身经络脏腑，虽灵枢素问言之凿凿，然上古圣人...不过以天纵英明，推测其理而已...若非泰西之书入于中国，则脏腑真形，虽饮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见也。”
1893年，朱沛文《华洋脏象约纂》提出“形从洋”、“理从华”，实际承认中医学对脏腑结构与形态的认知不及西医，也默认中医五脏是实物。
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医学家章太炎（1869~1936）对脏腑学说的否定相当坚决。1926年他致函叶德辉：“《素问》《太素》《甲乙》之流，所论经脉出入，于今解剖所见，多失其真，而又附以五行，益为荒忽。惟仲景《伤寒论》、葛氏《肘后方》依证用药，不说经脉起止，亦不虚附五行，为切实可信之书。”
章太炎指出：虽然动静脉可分为十二支，但如《素问》《灵枢》“以为十二经分在手、足，内连脏腑，上连头，不可也”。病人一旦发热，则周身肌肤皆热。厥冷则四肢五指皆冷，“曷尝有手足六经之限哉”。
中国近代第一代西医黄宽（1828~1878年），曾于咸丰七年（1857年）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南华医学校承担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教学。他在1867年亲自解剖一具尸体，进行教学。
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在天津开办了医学馆，光绪十九年（1893年）更名为北洋医学堂，教授课程中开设《人体解剖学》。至此，在我国解剖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个过程我们比西方晚了上千年。
来源：鲁原心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