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与启功的老师，果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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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徐州铜山区人，清代光绪朝时举人。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出身于徐州望族，兄弟四人（分别是张伯英、张仲警、张叔庚、张季遵）。著名画家齐白石的老师，著名书法家启功的老师。

张伯英不仅是近代书法大家，书法自成一体，世称“彭城书体”，其所著法帖提要等对历代碑帖品评入微，对文物鉴赏亦极精审，也为世所誉。至今北京琉璃厂有的老字号还悬挂有张伯英所题匾额。

张伯英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还身有文人之傲骨，其面对清政腐败军阀纷争，退而潜心文史翰墨，致力教育编纂志书；日寇侵华时坚拒伪职，生逢乱世而独善其身，其乃有节气之大家。

张伯英有传是齐白石的老师，是否真的拜过师不得而知，只知道张伯英去世后齐白石挽诗一首，其诗为“写作妙如神，前身有宿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復何人？”其中“前身有宿因”用一句道出两人的关系，另“来者復何人”也说出齐白石对张伯英的崇敬。

但是张伯英是启功先生的老师倒是真的。启功曾通过张伯英的儿子张宇慈结识张伯英，经常求教于张伯英，2001年，89岁的启功撰文回忆张伯英时说“先生仙逝已50余年，追忆教言，尤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先生之言道出了师生之间的教诲之情。2004年启功先生还为徐州“张伯英纪念馆”题写馆名。

张伯英1949年元月去世后葬于北京香山脚下，1992年迁葬于金山陵园，其碑阴镌刻着齐白石大师哀悼张伯英的诗句。巧合的是，2013年齐白石大师移灵，也将墓地迁到了金山陵园，这对儿师生这一次在是在万安山聚首，这也验证了大师诗里那句“前身有宿因”了！

　

仰叩勺翁

启 功

启功十岁以前，即闻先祖称勺圃先生大名，稍长在小学中又从同班学长白志铭兄得闻勺圃先生书法之妙，盖白兄之尊人与勺翁为挚友也。功年逾二十，习画、习书，于先师贾羲民先生斋中见勺翁所书联，点划沉着，使转雄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笺之上，殊不见有意用力处。始惊勺翁于书艺之功，如镕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也！

其后得识勺翁哲嗣宇慈先生，从询勺翁法书之门径，意在欲知遵循之法也。宇慈举一事云：翁中年好北碑，盖仰包慎伯之论也。日临龙门造像题记中之精品。用元书纸临写，若干纸扎为一束，移置床下。其时摄影印刷之术已稍普及，宇慈兄妹请以一束付印，勺翁不许，且云此吾身后事也。盖已窥北朝书艺得失所在，而心手所诣，又有进于斯时者矣。

其后洛阳北邙魏志出土益多，精美之书，视龙门造像记又有进者，勺翁复以素纸临之，魏志精品，临写又若干通。其时为人书墓志，厂肆时有拓本，折叠露其一角。功阅肆见之，以为新出魏志，展之见款字乃知为勺翁书迹。北朝书家八法之妙，已融于勺翁指腕间有如此者。

　　物聚于所好，前贤早有名言，法书名拓，每聚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所谓因缘又其次也。有宋拓《馆本十七帖》一卷，为勺翁所得，旋有唐摹王右军《此事帖》与《十七帖》接踵而登勺翁几案，翁乃以影印之法合印成册，题曰《右军书范》，原卷付印时累书跋尾。印本既成，又有眉批，一册既盈，复取一册，随手题识，即此题识之本，不佞已见数册。《十七帖》今世所行，只见宋代魏泰所摹之本，《馆本》流传，此外只见康熙时名流题跋一本，已是重摹。如此棘本初拓，盖无第二本，不遇勺翁真鉴，山阴真面，遂归湮没，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

　　六朝楷法，碑志尚多，而晋唐行押，但凭宋人所摹《阁帖》，先生既探六朝正书，又好二王草法，搜罗宋刻，偶获畸零，欲见其大宗，仅凭明人重刻，袁、潘、顾、肃，各有所长，经眼临池，乃发为吟咏，随手增益，后学传抄，功之所见，仅七十余首，原有标题曰《阅帖杂咏》，今见翁之家传底稿，已逾百首。乃知学如解蜕，日知所无。先哲名贤支辞片语有益于后学者，盖无涯矣。于此以见勺翁内外文孙珍护遗墨之足贵矣。

　　

功年逾三十，始获晋谒。翁已耄耋之年，而精神弥旺，功虽志在求教，又不敢久渎，移时告辞，每获绾留，旋出新获碑帖善本指示辨别之端，书艺得失之要。一日功以所获东瀛所传智永千文墨迹印本奉呈，私念其墨迹笔法有异于石刻，未知先生评论何如。不意老人拊掌而叹曰：此六朝人之真笔也。其后几发于《阅帖杂咏》。功幼年所见师北碑者，笔锋求其齐，点划求其方，且谓自古用笔有方圆二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竟有《尊碑》、《卑唐》二章，卑唐者，卑其圆也。日本画家中村不折氏曾广收敦煌墨迹，印成目录曰《禹城出土墨迹源流》，序中论及《千文墨迹本》，谓是“胡元无识之徒所书”，功年八十，始于小川为次郎氏家见其遗物，《千字文》墨迹赫然寓目，证以敦煌所出隋唐硬黄写本落笔处墨痕如漆，足知为永师散施浙东之本，而为使者携归之物，毫无可疑。回忆勺翁见影印本而惊叹之，弥足征信，益见勺翁之爱六朝人书，并非在其刀痕石隙也。

不佞又闻勺翁于宋人喜东坡，于明人喜香光。苏书似王僧虔，翁好之可知，香光行押，翁何所好？及多读董氏题跋知其所重独在唐人墨迹，如西昇、灵飞诸经，在其手书七卷《法华经》时，必出展玩，乃知画禅心印，并不在黄庭石刻墨拓，而勺翁赏会，亦不在其行草率意之作也。

今距先生仙逝已逾五十余年，追忆教言，犹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

公元二千零一年仲春三月后学启功敬识

注：本文为《20世纪书法经典·张伯英卷》序，在此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撰。作者为原中国书协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已故著名书法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