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权：荒诞人生（周末连载10）
第十一章 电击雷轰鄢二姑
文/刘有权
鄢二姑，本名刘开珍，民国七年生于璧山一个耕读世家，是我父亲的么妹。我有两位姑母，二姑嫁到鄢家，故称“鄢二姑”。据父亲告诉我，二姑小时聪敏好学，博闻强记，四岁多一点便去刘氏家塾发蒙读书，读了十年，一直受到塾师的夸奖。十五岁便落得亭亭玉立，端庄大方，便待字闺中，学习纺纱、织布、绣花，求婚者络绎不绝。二姑心高气傲，皆为所拒。
民国二十二年冬，“九一八”事变后，祖父认为中日必有一战，应远离战乱中心，璧山离重庆太近。祖父便举家迁至云、贵、川交界处之叙永，以避兵祸。而此时二姑已芳龄二八，祖父在去叙永前夕，硬将二姑许给一门当户对的鄢姓人家。民国二十三年春，由我父亲作陪，从叙永嫁到壁山鄢家。
二姑婚后，始知夫婿乃一智障人，目不识丁，终日以泪洗面。而娘家人又远在千里之外，无以求告，便认了命。到解放时，已生有三子一女。三个儿子皆像其父，上学学校也不要；唯其女儿较好，能识数，也乖巧，合作化后居然进了当地小学。
解放后，土改划成分时，鄢二姑家划为富裕中农，未受到大的冲击。合作化后，生活日紧。当时，我父母已迁来重庆，二姑不时来重庆，得到些接济。加之二姑手巧，勤俭持家，男耕女织，一家六口，尚能温饱。
到了1958年，一夜之间，全国农村便人民公社化了。加之当时又搞全民炼钢，农村每户铁锅铁器都炼了钢，吃饭全靠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初时尚可，每日有一餐干饭，以后“干饭”没有了，变成了每天两顿稀饭，而且还定量。到了1959年稀饭变成菜汤。
那时我在川外上学，到附近澄江公社农村去支援“三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领略了人民公社的“幸福”生活。据说当时食堂每人每月5斤原粮（谷子）。一日三餐全劳力每顿可得一瓢饭，饭盛在大瓦钵内，几乎没有米，由红苕藤、萝卜缨煮成。社员把饭喝完，便到地里一躺，哪有力气干活？
那年国庆，我回家看望父母，恰好二姑也带着她的小女儿来我家，所说情况，比我去的澄江公社尤苦，以“大锅清水汤”度日。
二姑住了一晚，心牵着丈夫、儿子，便要回璧山。父母在我们一家也在挨饿的情况下，给了二姑几斤大米、几斤白面、几斤粗粮、十几斤粮票，加上几件旧衣服，由我和父亲送她们去车站。临别时，父亲又抖抖地递给二姑15元钱（那时父亲每月工资36元，养活一家六口），二姑不要，父亲硬塞进她的荷包，只见二姑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1960年春节，大年初二，一大早，有人敲门。母亲打开门一看，一个蓬头垢面十二三岁的女孩，左手臂上扎了一块白布头，扑通一声跪在地下，高喊：“舅舅、舅娘，我家出大事了。”接着嚎啕大哭。
母亲拉起来一认，连忙喊：“老头子，惠来了。”
一家人连忙出来，围着惠问长问短。
惠只是哭，说不出话。好久才断断续续告诉我们，年关前，她的父亲、大哥、二哥相继吃观音土胀死了，人还没埋，她娘和三哥也气息奄奄。她的二叔打发她来重庆报信，走了两天两夜。说罢又痛哭不止。
一家人都惊慌起来，匆忙吃了早面，父亲和母亲商量了好一阵，最后决定由母亲带队，领着我和三弟随表妹去璧山奔丧、救命。除带了一些米、面、钱、粮票外，也买了些香烛纸钱。临动身时，母亲又叫带上一个白铁盆和一个白铁桶，我和三弟都莫名其妙。
车到丁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家家关门闭户，没有一点节日景象。从丁家到二姑家，约有十七八里，按平时的速度，天黑前定能赶到。哪知表妹年幼力衰，加之饥饿吞噬了她的体力，没走几步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于是，我们只有走走停停，脚下的石板路，永远也走不到头似的。
我年幼时曾在璧山老家生活过两年，那时农村年年丰收，虽在抗战，人们尚能丰衣足食。源源不断的粮食，保证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今满目疮痍，眼前虽不断有农舍，但不闻鸡鸣犬吠，不见炊烟，一片死寂。
树早被大炼钢铁时砍光了，留下的是高高低低的树桩，田里、地里没有一丝绿色，似乎生命早已绝迹。偶尔见了一棵孤零零的树，皮被剥光了，裸着身子在寒风里发抖。黄昏时，几声凄厉的鸦叫，叫得人毛骨悚然。报上每天大吹特吹的人间天堂，原来竟是这样！
好不容易到了鄢家大院，早该是上灯的时候，院里一片寂静，一片漆黑。
小惠摸到门边，推开门，叫了一声：“娘，我回来了！”没有回声。
母亲忙点燃一支烛，烛光下，三个男人半裸，眼睁着，表情痛苦而又恐怖地躺在地下或墙角。内屋里的床上躺着二姑，已气息奄奄，表弟鄢昌贵伏在床沿，口里不断流出涎水，似睡非睡。
母亲忙安排去厨房熬米汤救人。厨房清冷，既没锅也没柴，只得在院角落临时挖了一个小灶，找了一些稻草、枯枝，用带来的白铁盆当锅，熬起了救命粥。
像米汤一样的粥熬好后，母亲找来一个碗，盛上粥，稍凉，便去喂二姑和表弟。一顿饭工夫，二姑终于睁开了眼。我和三弟便去照顾表弟。
二姑睁眼后，眼睛死死盯着地上三个死者，忽然伸出青筋鼓暴的手，拉着母亲，断断续地说：“大嫂，家……破……人……亡了。”
母亲安慰她：“二姑，你还在，还有昌贵、昌惠。你要活着，要为儿女活着。”二姑只是叹气，只是流泪。
当晚，六个活人守着三个死人过了一夜。
第二天，天一亮，母亲便去熬稀饭，我和三弟由表妹带着，去找人挖坑埋死人。转了一圈，哪里找得到挖坑的人？青壮年不是饿死便是远走他乡逃命去了，剩下几个气息奄奄的老人在家，大都浮肿，难以行动。
幸好，昌贵的二叔（公社干部）来看昌惠回来没有，见了我们，便找了一些挖坑的工具，与我们弟兄一共三人，挖了一个约两米长、一米多深的坑，再也无力挖了，将他们父子三人，用草席裹着，草草埋在一起，让他们永不分离。
过了两天，鄢二姑居然可以下床，扶着墙走路了，肿似乎也消了一些。她坚决要我们回家过年。又听鄢二叔说，省里派了医疗队已经进村救人，叫我们放心回去吧。母亲临走时，把带来的钱、粮、物全部留下，托付鄢二叔照顾一下二姑他们娘儿三个。
以后，父母亲又断断续续地给二姑他们带去些粮食、粮票，最终，娘儿三个都活了下来。
古人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哪知二姑，不到一年就眼枯泪尽，双目失明了，一直生活在黑暗里。
但由于有二姑在，五年后，体面地将女儿嫁了出去。以后，她便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近些年，我们兄妹几人不时也去看看她。
鄢二姑在黑暗中坚强地过了48年，2008年无疾而终，享年90岁。
刚从璧山奔丧回来，便收到一封没有寄信地址（内详）的信，从邮戮上看，信是从北碚寄来的。
拆开信封，也没有称谓，也没有寄信人落款，仅寥寥数语：“当前全国党内外正开展对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整肃，你已列为整肃之列，情况严重。开学不宜返校，宜远走高飞，越远越好。”
信虽未署名，我一看便知是我班“政治辅导员”写来的。
“政治辅导员”相当于我上高中时的班主任，此人年约二十七八岁，党员，曾随我们一道体验过人民公社社员的“幸福”生活，对彭德怀元帅心怀景仰，曾找我个别谈过话，警告过我，要多读书，少说话。现在我惹祸上身，来信要我避祸。
当晚，父母弟妹都在家，我便老实坦白了我在学校惹的祸。
现在上学，饥饿受不了，恐怕还有大祸临头。唯一的路，只有远走他乡。事已至此，父母都问：那你欲去何方？
我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地大物博，人烟稀少，去那里至少可求温饱。
母亲说：“那个地方天寒地冻，你去那里，家里人怎放心？”
父亲说：“天无绝人之路。去艰苦的地方，能吃苦，就能活下来。”
三弟插话说：“如果新疆能吃饱饭，我也去。”
我说：“如果新疆真能吃饱饭，我再回来接你们。如果不行，我再回重庆，另寻出路。”
主意已定，我便收拾行装，买了去新疆的火车票。那时火车只通到哈密，只买到哈密的通票。没有等到过元宵节，我便踏上了不知此去是祸是福的数千里迷途。
动身那天，父亲和三弟送我到菜园坝火车站。父亲一再叮嘱：路上小心，到了新疆，急速写信告知一路情况，以免家人担心。
我连声答应“是”，请父母保重身体，静候佳音；但我去新疆的事，请一定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以免节外生枝。
那天，天气阴沉，像要下雨的样子，但直到火车开动，也未下雨。站台上送亲友的人不多，车开走了好远，还看见父亲和三弟在站台上招手。
车从重庆开出时，我这车厢人尚未满。一过内江，车厢满了。一到成都，又上来不少人，车厢显得拥挤不堪。看来多是逃难之人。四川自古是天府之国，物产丰饶，而今却是遍地饥馑。天灾乎？人祸乎？我迷迷糊糊找不到答案。
车到宝鸡要转车，我便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旅店也是人满为患，住的多是河南、山东、安徽、四川往新疆、青海去的逃难者。
和我同住一室的三个是河南信阳人。他们告诉我，河南是重灾区，以信阳为最。1958年秋后便开始饿死人，当官的上报总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信阳自去年能跑的都跑了，剩下老弱病残，只有在家等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便有从西安到兰州的火车，我们四人一道去兰州。三个河南人见我行李多，非常热情，要帮我提我的两箱子中的一只。他们昨晚便将车票让我看了，他们是去青海西宁的，要在兰州转车。既然同道，又如此热情，我便将一只行李箱给了他们代劳。
一道排队等候进站上车。谁知站门一开，人如潮涌，进了站，便不见了那三人。我只得等上了车再找。谁知上了车，车上比从四川来的火车上人还多。好不容易在人堆里挤过来、挤过去，所有车厢都找遍了，不见那三人的人影。我心中暗暗叫苦，只得回到我的座位。
此时，车早过了天水。我盘算着，这三人今天得手，骗走我的行李箱，明天一定会去兰州，我只有在兰州报案，捉拿他们。正思量时，离我不远处，有人在争吵，因人太多，有人竟爬上行李架，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在抗议。
我一听是乡音，再仔细一看，此人穿一件蓝色粗布衣衫，浓眉大眼，好生眼熟，却记不起此人是谁。
在行李架上的人，坐在一只木箱上，装袭作哑，就是不下来。列车员因人太多，早已不见踪影。那年轻人不由分说，便要把那人拉下来，眼看要打架了。
我忙挤过去，拉着那人的手说：“老乡，息点气。车上人挤，无立足之地，他上行李架，列车员都不管，饶了他吧！”
他圆睁大眼，吼道：“他压在我的箱子上！”
我说：“木箱看样子很结实，压不坏的。”
他一听我说的乡音，气消了一半，问：“你是泸州人？”
我笑答道：“泸州叙永。”
他哦了一声，答道：“我也是叙永人，家住马岭。”
我问：“欲往何处？”
他答：“新疆奎屯，兵团。”
我见他心直口快，便说：“我也去新疆，去乌鲁木齐找个熟人。”
他说：“我哥在哈密等我。他去年去的兵团。”
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了山娃、海娃活泼可亲可爱的形象，我问：“你是马岭人，可听说陈山娃、陈海娃兄弟俩的名字？”
他一听，惊讶地盯着我好一阵，才反问：“你认识那兄弟俩？”
我说：“十多年前，叙永解放时，我们家在他们家住了半个多月。”
他一听，一双骨瘦如柴的手抓着我问：“你姓刘？”
我答：“正是。”
他的泪水滚落下来，说：“你就是二宝哥？”
我说：“正是他乡遇故知。”
他说：“我是海娃。从那时一别，十多年不见了，你们都好吗？”
我说：“说来话长。今天车到兰州，找个旅店住下，慢慢摆龙门阵。”
他忙说：“好！好！”
车到兰州，我和海娃下车后，在火车站附近的交通旅社找了一个双人间，放好行李，锁上门，便一道去了车站派出所报了案。民警把案情登记后，约我明天火车到兰州站时，一道去出站口“守株待兔”捉拿骗子。
兰州的初春，天寒地冻，不宜在外久留，我们就近找了一家拉面馆，由我作东，草草吃罢便回旅社。
我关紧门窗，相对而坐，问起海娃别后情况。海娃却不开口，似有难言之痛。反问我二位母亲及弟妹近况，我只得先开口，把十来年我们家的变迁告知。
当他听到我母亲在贫病交困中去世时，恨恨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好人命不长，祸害一万年！”随即泪流满面。
听完了我的遭遇、我们家的变迁，他长吁了一口气，叹道：“你们家的境遇，和我们家相比，好上十倍百倍不止。且听我慢慢道来。”说罢，他起身打开房门，出去审视了一遍，确信无人偷听，方才回来把门紧闭，坐回原位。尚未开口，两行泪水便夺眶而出。我连忙替他拭去泪水，刚拭罢，泪如泉涌，竟啜泣起来。
我见此情景，忙劝道：“兄弟，伤心人对断肠人，不说也罢。”
他一听，忙用衣袖擦干了泪水，恨恨地说：“不说，好像骨头卡在喉咙，不吐不快！”只见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娓娓道来。
他说：“共产党来了，我们家好像拨开了云雾见太阳，欢天喜地跟着党建农会、闹土改、斗地主，搞得热火朝天。1952年，我们乡杀了几个地主，我们家分得了十挑谷子的土地。原以为，从此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说到这里，他似被什么东西噎住，停了下来，停了片刻，他接着说：“谁知，土地刚到手一年，就搞起了互助组，二年搞起了初级社，又二年搞起了高级社，土地被变相收了回去。人心涣散，出工不出力，我们家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比起你们来我家那阵，差了十万八千里!”他的眼睛渐渐生出怒火，直视着我，好像是我抢走了他家土地似的。
他又说：“到了1958年，搞什么人民公社，家中不仅没有了土地，牲口农具全交给了公社，家中一无所有。接着又大炼钢铁、大办公社食堂，家里一切沾铁的东西都拿去炼了钢。家里的粮食被搜得一颗不剩。我爹想不通，发了几句牢骚，竟被拉去批斗，像当年批斗地主一样，口诛笔伐，拳打脚踢，打断了好几根肋骨。送回家来，吐血不止，第二天便眼睁睁地含恨死了。一家人连哭都不敢哭。”
说到这里，他眼喷怒火，站起来，用脚狠狠向地上蹬了几脚，重新坐下，骂道：“狗屁公社食堂，放开肚子吃饭，连当年我们家的猪食都不如。婆婆去年连气带饿，死了。草草埋了婆婆，母亲就让我们兄弟俩远走他乡，逃命去吧。我不忍独自抛弃母亲，留了下来，哥哥逃命去了新疆。前些日子，母亲实在饿得不行，和好多人一样用观音土当饭吃，没两天，胀死了。二宝哥，真惨哪！我们乡好多人家死绝了。人死了，没有埋。有的被饿狗抢吃，有的被人分吃。我就是吃人肉才活到现在。”
我一听，翻肠倒肚，几乎把吃的兰州拉面吐了出来。
海娃却拉着我，脸变得狰狞，狂笑说：“二宝哥！人肉真香！人肉真香!”
……
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早早送海娃去了西去的列车，想起人吃人的事，恶心得连早餐也不想吃。
计算西安到兰州的火车快到时，我去了派出所。两位民警陪我到兰州站出站口隐僻处守候。列车到站了，旅客出站了，约十分钟光景，三个河南人出现了，其中一人提着我的箱子，旁若无人地大摇大摆走出站来。二位民警和我一拥而上，将提着我箱子的家伙逮住，人赃俱获，押送到派出所。
我箱子的锁早被撬坏，箱子内藏的钞票、粮票和两件上衣不见了，后来从他背的行李中搜出，完璧归赵。人被送去了拘留所。
上高中时被同学羡慕的“瑞兰有华”中的兰，叫郭啟兰，小名郭五，此时正在兰州大学生物系学习。一别两年半过去，再未见面，今路过兰州，不妨厚着脸皮一见，错过此次机会，料今生无缘再见。第三天上午，我去了兰大。事不凑巧，郭启兰们去了乡下，我留下短信一封，怅怅而归。
第四天一早才乘上西去的火车，过了“恨不移封”的酒泉、“春风不度”的玉门，一天一夜后，到了春雪纷飞的哈密。
当时，内陆的火车只到哈密，从关内逃荒的求生者到了哈密便有了希望。兵团各师，各地方的机关、单位，都来哈密招兵买马，几乎来者不拒。想吃一口饱饭的人们一下火车，便感到新疆的不同凡响，与饿殍遍野的内陆完全是两重天。这里虽然大雪纷飞、冰天雪地，却有从地狱走向天堂的幸福感。
首先，哈密卖的烤饼，约半斤面粉一个，却不要粮票，一元钱一个。煮熟热气腾腾的羊头，足够北方大汉饱餐一顿，两元一个。羊杂汤五角一碗，一般人吃上一碗足可充饥。
我下得车来，冒雪来到一个搭着蓬布的羊杂铺前，要了一碗羊杂。店主是维族人，操着半生半熟的汉语，热情地招呼着我们这批逃荒者。我吃完一碗，竟犹不足，店主又给我加了半碗羊杂汤，说不要钱。（以后我去维族开的饭店，吃抓饭，添肉要钱，添饭不要钱；吃拉条子，加白面不要钱。想不到，吃羊杂汤，多加半碗也不要钱，维族人真慷慨。）
吃罢羊杂汤，我便带着行李去招人处转了一圈。兵团我不敢去，吃不了苦；去地方，我又嫌太远。最终，我投入了在乌鲁木齐市区胜利路的新疆建筑总公司，当了一名材料员。第二天，该公司便把招收的我们十几名新员工，用汽车送到单位。
我的逃亡之路似乎结束了，人生的新起点从飞雪漫天的新疆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