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程砚秋先生轶事
当年筹拍程砚秋先生的舞台艺术片《荒山泪》时，我正在电影厂生产科负责前期拍摄的生产管理，因而有幸接触过程先生。
一次是谈合同。正当导演吴祖光、副导演岑范、制片主任纪少颖、程剧团的几位和我各抒己见，聊得热闹的时候，程先生家的厨师突然走了进来，跟程先生小声地说:“门口有位解放军同志想见见您。”
程先生一愣:“解放军同志我认识的可不多，叫什么名字你问了吗?”
“叫xxx。”
程先生想了好半天，摇了摇头:“不认识。他说有什么事儿吗?”
“他说“没事儿”，就是来趟北京不容易，又喜欢听您的戏，所以想见您一面。”
“从外地来的?”
“还说今天晚车就走。”
我和制片主任纪少颖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们的意思是:堂堂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能随便接待一位不速之客吗?况且又在谈合同时候。但没想到程先生一声“请!”字却使我们感到有些意外。转眼间客人已经进得房来，程先生迎上去与其握手，犹如面对久别的故友。那位解放军表示自己也是北京人，小时候常进戏园子站着听戏，还特别爱听程先生的戏。解放后参了军，一走就是好几年，思乡之情再加上迷恋程腔之切，才不揣冒昧唐突造访，虽然来之前也斗争了半天，可还是来了。
“您怎么知道我的住址呢?”程先生好奇地问。
“嗨!西四帽儿胡同18号，程腔儿迷谁不知道，我从小就知道。”解放军说完爽朗地笑了。
程先生看出解放军的来意:“您这趟来除去想见见我之外，还有什么想法吗?”
“啊……这……那……”
“想听我唱几句儿，对吧?”
“哎呀!我可不敢说呀!”解放军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啦!
还好琴师也在，拉起胡琴，程先生唱了四句，又唱了一段长的。送走了解放军，我看见他们在握手离别的时候，解放军同志的眼睛好像有些湿润了。
拍电影经常加夜班。当时夜点费发四毛钱。头一天到夜里12点，停下来休息半小时让大家吃夜点，程先生很细心，他自己一边吃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形。电影厂的工作人员多半都是自己带点儿馒头、烙饼夹点咸菜，吃个面包、饼干的人是少数，特别是一些灯光工人，连灯架子都不下，在灯板上躺一会儿，直直腰儿就算了。程先生心里不是滋味，为这事儿跟制片主任专门聊了一次。他找老纪要了全摄制组的人数，并与老纪说好:“您发您的夜点费，我发我的夜点，只求让我家的大师傅12点以前能进厂门，能进摄影棚。”(当时没有夜班铜牌，夜间不许职工进厂。)
第二天程先生家的大师傅10点多钟就到了，背着一面口袋烧饼，挎着一篮子切好的酱牛肉，摄影棚给他找张桌子，他就切烧饼夹酱牛肉。夜里12点了，程先生让剧团的同志帮忙发夜点，烧饼夹牛肉是一份，无论电影厂的工作人员还是剧团的同志，一人一份。从这以后逢是打夜班，程先生发夜点一回也没落过。剧团有些待遇高的同志，对于半夜三更吃干巴巴的烧饼夹牛肉，似乎有点那个……所以就不吃。程先生注意到了，谁不吃，他就坐在谁旁边吃去，弄得对方非吃不可。剧团的同志跟我们说：程剧团跟别的剧团不一样，到外地演出人家都发包银，可我们团不发，在外地只发点零用钱，回北京的路上，在火车上发包银，分厘不缺，而且程先生总要跟大伙儿说:“多买柴米，少买鱼肉。”(这是《钓金龟》里的一句戏词。)程先生对此说过:“我们戏班里的人大部分都是有一个花仨的主儿。尤其是解放前，到了大上海，十里洋场，花花世界一住就是两个多月，那点儿包银够挥霍吗?再说谁家里没有父母儿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