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常识：钱荒

现在来看，金属货币流通，相比较当今信用货币，有两个劣处：一是货币供给缺乏弹性，二是钱不够用。由于古代经济增长缓慢，况且天灾人祸的影响，往往是经济减量，灾难后的社会经济迅速增长，也只是恢复性质，古时候较少长期的快速的经济增长表现。所以，古时候经济总量及其波动有限，社会经济对货币供给弹性的要求，不是太高。金属货币供给机制缺乏弹性的弱点没有更多地暴露出来。

金属货币流通史上的主要矛盾，就是钱荒。所谓钱荒，就是钱不够用。

北宋神宗时期张方平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宋史·食货志下二》）中国历代“钱荒”，都是指流通中铜钱的匮乏，但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流通中仅限铜钱一种货币，另一种情况是流通中有多种货币。事实上，不存在绝对的第一种情况，即使存在，由于市场规律的作用，在“钱荒”情况下也会迅速地过渡到第二种情况。

中国货币史上，作为货币金属的铜，长期供应不足，“钱荒”问题常常困扰商品流通。如形成于唐贞元年间“钱荒”，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帝，持续了五十多年。当时“钱荒”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货紧缺，货币购买力直线上升，物价急剧下跌，绢每匹自四千文跌为八百文，粟米每斗自一百文跌到二十文，米每斗自二百文跌到五十文。五代时期，“钱荒”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但与以前情况不同的是，市场中出现了几种弥补通货不足的办法。一是降低铸币成色的盗铸，在币材上杂以铅、锡，由于铸钱工艺简易，“大率铸钱杂铅、锡，则其液流速而易成。”二是江南恶钱的流入。(同光二年)三月,知唐州晏骈安奏称，市肆间点检钱帛，内有锡镴小钱，拣得不少，皆是江南商人挟带而来。三是后晋天福三年十二月颁布放铸令，造成恶钱充斥市场。两宋时期的“钱荒”更为一个突出问题。清代“钱荒”问题也较明显，“银贱钱贵”，法律规定“钱千准银一两”，但实际在清代前期以及中期大部分时间内，纹银一两兑换铜钱数目均在千文以下。

概括地讲，早期的“钱荒”表现为通货的缺乏以及物价的下跌，即现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而自五代以后，“钱荒”只有流通中铜钱缺乏的意思，不代表流通中通货的缺乏，否则无法理解一方面钱少，另一方面物价却不停上涨的现象。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良心皇朝，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应当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成就的一个高峰。在经济社会管理上，两宋皇朝不论理念和做法，都是极高明的。就钱荒而言，他们大抵不会不知铸造不足值铜钱可以解决钱荒问题，没有这样去做去想，说明当时人们的操守，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高峰。

北宋时期的钱荒较具代表性。一是北宋政府管理铜钱比较严格。政府控制铸币权，且严禁所谓的“细小杂钱”流通，要求市场上通用铜钱，“每千钱须重四斤”，“每贯须重四斤半以上”。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好钱。二是史家公议宋代所铸铜币为历代之最，宋太宗至道年间铸钱80万贯，宋真宗咸平三年增至125万贯，景德中183万贯，至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北宋时代的铸钱达到了顶峰，元丰三年为506万贯。（举个参照，开元盛世时，唐代玄宗天宝年间铸钱仅31.7万贯）严格的货币流通管理，大量的钱币供应，钱仍然不够用，社会经济民生饱受钱荒之苦。

原因是铜钱流通的激励结构出了问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记载了北宋沈括与宋神宗之间关于“钱荒”的一次对话，较准确地概括了“钱荒”原因。宋神宗问：钱币匮乏的过失在哪里？沈括回答说：原因有八个。一是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增加带来对货币需求的增加；二是铸币的自然损耗；三是（王安石）解除铜禁，铜的商品价格高于其作为货币的价钱，铜钱被销熔做铜器获利；四是盐钞信用损坏，“劣币驱逐良币”，坏钞充斥市场，铜铸币退藏；五是金银没有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六是大量铜钱储存于常平仓，没能进入流通；七是铜钱外流严重；八是西北铁钱太多为患。

从这八条原因来看，所谓“钱荒”，当指流通中的铜钱量少。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谈到，“在熙宁元丰年间，物价没有大的波动（其意指上涨，笔者注）”。汪圣铎在《两宋货币史》中也谈到，“钱荒”情况下，铜钱的购买力却没有相应提高。说明“钱荒”只是流通中的铜钱少，而非通货缺乏。在整个宋代，在铸造钱币数量居历代之冠的情况下，“钱荒”与铜铸币的销熔、外流以及窖藏并存，只能说明流通中铜钱缺少，不能理解为通货缺乏。沈括总结的第一个原因是金属货币流通情况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即社会经济发展对货币数量增长的要求，会遇到货币金属自然法则的约束。

从现在的货币学知识来看，（当时）流通中的铜钱少，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劣币驱逐良币”，相比盐钞及铁钱等，铜铸币当为良币。同一市场多种货币流通条件下，劣币充斥市场，良币退藏（窖藏），符合经济规律。有一事例说，南宋秦桧当政时，曹泳尹天府，民间以乏见镪（成串的钱）告，货壅莫售，日嚚而争，因白之桧。秦桧深知其中原因，召来文思院官，告以钱法将变，命铸新夹锡样钱，尽废见镪不用，传闻于外。“富家闻之大窘，尽辇宿藏，争取金粟，物贾大昂，泉溢于市”（《桯史·卷三》）。富人害怕现行货币废而不用造成损失，所以贮藏的货币就流向市场，市场由缺钱一变而为“泉溢”。可以看出，所谓“钱荒”与货币贮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二是铜钱外流。熙宁七年取消钱禁，《宋史·食货下》载，“以此边关重载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沈括在应对宋神宗钱荒问题时谈到“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而牛羊之来于外国，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苏辙说“臣等窃见北界(辽)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栾城集·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

铜钱外流，亦经济规律使然。当货币流通超出其所在市场范围（或王权管辖范围），货币竞争遵循的规律就变为“良币驱逐劣币”，即只有好的货币（足值的货币）才能被不同市场间的交易者接受。宋代铜钱显然为良币，在当时国际贸易中使用宋朝铜钱，合乎交易各方利益。《日本史》所述镰仓幕府积极与南宋贸易的主要原因是获取南宋的铜钱，因为那时日本自己不铸造铜钱，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可为印证。

三是销熔。文献记载宋神宗在位时期铜钱铸行量比以前增加一倍以上，史家公议宋代所铸铜币为历代之最，此种背景下流通中铜钱缺少，民间销熔应为一大原因。唐代也是如此。白居易曾谈到，官家采铜铸钱，成一钱破数钱之费也，私家销钱为器，破一钱成数钱之利也。铸者有程，销者无限，虽官家之岁铸，岂能胜私家之日销乎? 此所以天下之钱，日减而日重矣。（《白氏长庆集》）

概括上述三个原因，“钱荒”的根本原因是铜钱流通的激励结构出了问题，铜铸币“物超所值”，在货币金属作为商品的属性与其作为货币的属性二者之间竞争中，毁钱铸器有利可图。戴振辉在《五代货币制度》一文中谈到，早在五代时，因铜器价钱好，民间多销铜钱制铜器出售获利。南宋高宗时大臣们说，“百姓以十文钱销熔得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钱一百五十文”（《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人们对毁钱铸器趋之若鹜，政府铸造再多的铜钱也无济于事。

历代应对“钱荒”的办法，首先是禁蓄钱。货币为流通之物，流通使用当为其本性，然古代民众误以货币为财富，故多有货币窖藏。古代中国金银窖藏为常态，铜钱窖藏多发生在铜钱为良币、禁铜以及战乱时。特别是经济发展不均衡，货币向少数大地主、大商人集中，由于信用金融事业的缺乏，窖藏货币（或铸器）也有不得不为之的一面。中国的统治者较早就发现了窖藏给市场交换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不便，历史上多次实行禁蓄钱政策。唐代即实行禁蓄钱政策。元和三年宪宗下诏说，“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壅，货当益贱”。元和十二年颁布《禁蓄钱令》，规定私贮现钱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的限一月内买物收贮，如钱数过多，则不得超过两个月。违犯的按不同身份定罪，平民要痛杖处死。文宗大和四年又规定蓄钱以7000贯为限，超过的，1万-10万贯的限一年内，10-20万贯限两年内处置完毕。五代时也多有禁蓄钱（公元924年后唐）、禁止私铸铜器的规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二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丙申记载，有人指出，当时富家积钱，多的累百万巨，少的不下数十贯，要求予以限制。户部奏准民户积钱不得超过1万贯，官户不得超过2万贯；超过两年不用来买物的拘捕入官，告发的有赏。

与禁蓄钱类似的，是历代的禁止民间私铸铜器的规定。西汉文帝时期，贾谊反对私人铸币，提出了“禁铜七福论”：“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唐代多有禁止民间私铸铜器的规定，多次禁铸铜器，反复宣布禁令，比如，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的大规模的铜禁。宋代就不用多说了。明代也是如此，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记载，明皇室对铜的使用严加限制，成祖初，“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盗铸”，但少有成效，原因似乎正如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太高，铸钱得不偿费”。铜禁律令之严，首推清朝。顺治初年即令民间将旧有私钱、旧钱输官改铸，“限三月期毕输，逾期行使，罪之。”雍正时曾下旨禁止民间铸造铜制器皿。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户部建议：除乐部等必须用黄铜铸造的器皿外，一律不许再用黄铜制造；已成者，当作废铜交官，估价给值，倘有再造者，照违例造禁物治罪；失察官员，买用之人，亦照例议处。雍正批准实行（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同年九月再下令，惟准三品以上官员用黄铜器具，其他一概禁止；现有铜器一律要在三年内交清。十二月，雍正帝特谕京城文武百官满汉军民人等交售铜器。但收效甚微。乾隆朝铜禁更甚，先有“官非三品以上者不听用”，“旧有铜器三年输官”，后又“惟一品始听用，余悉禁止，藏匿私用，皆以违禁论”。（《清史稿·食货五·钱法》）

历代依靠禁蓄钱和铜禁取得成效值得怀疑。事实上也是如此，禁蓄钱和铜禁都没有改变铜钱不足用之事实。法律和行政措施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缓解问题，不能长时期与经济运行规律相抗衡。解决经济问题，还是从经济规律着手，关键是矫正激励结构，让市场的力量引导经济行为指向正确的方向。而不是任凭主观热情蛮干。

对付流通中铜钱不足的办法，还有增加流通中货币种类。一是政府主动增加货币种类，如唐代强令钱帛兼行，宋代在特定区域行用铁钱，以及以金银特别是白银为支付手段，如神宗元丰初年，黄金岁课收入10710两，白银岁课收入215385两（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还有纸币进入流通等。二是市场自动出现可替代的货币，如私铸恶钱，南宋临安府使用过的“准伍百文省”的“临安府行用”铜牌，元代流行使用的代币木牌、竹牌以及酒牌等。各种代用货币的出现，在方便了商品流通的同时，多种代币的竞争，必将带来了货币流通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