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之勇和浩然之气

儒家非常重视勇德。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成就仁德,可以不顾生命。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维护道义,可以不顾生命。这就是儒家之勇。
勇可分为不义之勇和道义之勇。孔子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这里的君子以位论。君子不义而勇,就会造反作乱;小人不义而勇,就会堕为盗贼。
道义之勇即义理之勇,与血气之勇相对。朱熹说:“血气之怒不可有,义理之怒不可无。”(《朱子语类》)义理之怒即义理之勇,指仁者之勇,是辅之以智慧、植根于仁义的勇敢,是建立在通达事理、易理、性理基础上的勇敢。
荀子把“勇”分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四种:
“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篇》)
大意是说,争夺饮食,没有廉耻,不知是非,不知逃避死伤危险,不害怕众人的强大,贪婪的只看到吃喝,这是猪狗之勇。为了牟利,争夺财物,没有辞让之心,果断狠毒,唯利是图,这是商人和盗贼之勇。轻视生命而又暴虐,是小人之勇。坚持正义的立场,不倾慕权势,不贪图利益,把整个国家给他也不能改变他的观点,重视生命,坚持正义,不屈不挠,这是士君子之勇。
四种勇的共同点是无惧,区别在于,前三种勇是以饮食、利益等为对象的冲动,都是小人之勇和血气之勇,唯第四种士君子之勇是义理之勇。
荀子又把勇分为上勇、中勇和下勇: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岿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荀子性恶篇》)
大意是说,勇可以分为、上等之勇、中等之勇、下等之勇。天下有中道,敢于挺身捍卫;先王有王道,敢于执行他们的原则精神;上不依顺乱世的君主,下不混同于乱世的人民;在有仁德的地方不在乎贫苦穷厄,在不仁的地方不屑于富裕高贵;天下人知道他,就要与天下人同甘共苦;天下人不知道他,就岿然屹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畏惧:这是上等之勇。礼仪恭敬而心意谦让,重视中正诚信而看轻钱财,对于贤者敢推荐而使他处于高位,对于不贤者敢把他拉下来罢免掉:这是中等的勇敢。轻贱生命而重视钱财,随意闯祸又多方解脱,苟且逃避罪责;不顾是非、正误的实际,把希望胜过别人作为自己的心愿:这是下等的勇敢。
上等、中等之勇都属于义理之勇,下等之勇则是血气之勇、匹夫之勇。苏轼《留侯论》论及匹夫之勇和豪杰之勇: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匹夫之勇即血气之勇,豪杰之勇则属于义理之勇。

对于君子之勇、义理之勇,理解体会最深透的是孟子。
在《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把勇分为大勇和小勇、王者之勇和匹夫之勇。齐宣王自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劝他:“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接着孟子介绍了文王之勇和武王之勇。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大勇和王者之勇即义理之勇。
在孟子“知言养气章”里,孟子比较了不同的勇的不同培养方法: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大意是说,北宫黝的勇气培养法:肌肤被刺不退缩,双目被刺不转睛。他以为受了他人一点小委屈,就像在大庭广众中挨了鞭打。既不受普通百姓的侮辱,也不受大国君主的侮辱。把行刺大国君主看得跟行刺普通百姓一样。毫不畏惧诸侯,听了恶言,一定回击。孟施舍的勇气培养法:他说:“对待不能取胜的敌人与对待能够取胜的敌人一样。如果估量了势力相当才前进,考虑到能够取胜再交战,遇到大部队一定畏惧。我哪能做到必胜呢?能够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两人的勇气不知道谁强谁弱,论勇气培养法,孟施舍可谓守约。
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经在孔子那里听到过大勇:反省自己理亏,即使对普通百姓我也不欺凌;反省自己理直,纵然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的守气,又不如曾子的守约。
北宫黝和孟施舍的养勇之法,共同点都在于守气,不同在于北宫黝是向外求必胜,孟施舍唯求内心无惧,以此代替求胜之心。故孟子说孟施舍是守约。
但孟施舍的守约只是守气,守住一股无畏的勇气,仍然属于血气之勇。不如曾子的守约,以理义的曲直为断,通过道德理性的反省而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守约,才是义理之勇,义勇。
圣贤君子都有义勇。钱穆先生晚年在给他的研究生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对学生说:“我授课的目的不是为了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为中国文化牺牲。”钱穆先生自己就不愧为中国文化义勇兵。
义勇者必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往精神。熊十力先生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凡有志于追求真理、弘扬正义、内致良知、外致良制者,都应该有这种精神!东海庚子杂诗二五三曰:千霜万雪岂迷津,欲唤春归自有春。鬼狱佛堂无所碍,独来孤往自由神。
孟子接着介绍了义勇的培养法:“持其志,无暴其气。”坚定心志,保持住道德理性的统帅作用,不要妄动意气。公孙丑问孟子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有何区别。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不动心和勇德,前提是知言和善养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有没有、足不足,是判断一个儒者大小高低优劣乃至真伪的一大关键。孟子如是介绍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那一种气,最伟大最刚健。用直道去培养而不要伤害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那一种气,与道和义配套。没有道义相配,就会丧失。那是正义不断积累所产生的,不是偶然的正义所能取得的。如果有一件事有愧于心,就会丧失。
孟子这段话介绍了浩然之气的特色、表现和培养方法。浩然之气要直养,直如以直报怨的直,指直道。人之生也直,所以要直养。具体办法是集义,不断积累仁言义行,积聚善德正义。说真话说真理,做善事做正事,都是集义之法。
无害就是不要伤害它。任何不仁之言、不义之行、不善之德,都会对浩然之气造成伤害,必须力戒之。
孔子说:“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礼记-表记》)如果失足、失色、失口于人,即举止不得体、仪表不庄重、言语不慎重,都会有害于浩气,遑论其它。所以,养气功夫的提高有赖于相当的自律能力的支持。
这股气的功效之大,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孟子不移不淫不屈,勇于息邪说、距诐行、辟杨墨,就是仗着这股气。历代圣贤君子或择善固执嫉恶如仇,或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或守死善道以身殉道,或勇于“非非”“恶恶”“贱不肖”,在事君时勇于“责难于君”,所凭仗的就是这股气。
这股气,就是儒家勇德的根本,大丈夫精神的凭依。关于大丈夫精神,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所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这股气,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历代圣贤君子身上都有。文天祥《正气歌》中列举的十二位忠臣义士的壮烈之举,就是浩然正气的充分体现,他自己成仁取义的生命实践,更是以身作则地作了伟大的榜样。
这股气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如《正气歌》所唱:“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是道义和植根于道义的这股浩气,让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绵绵不绝地延续下来,历劫不死,万古长青。

古来气功师和养生家好将孟子的浩然之气理解为呼吸养生方法,这当然是牵强附会和狭隘化的理解。不过,浩气正气确实有助于养生,文天祥就是最好的例子。其《正气歌》序言写道: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一首。”
作者描写了牢狱中的“七气”的交织和环境的恶浊,而自己身体本来孱弱,但在“七气”夹攻之下,竟然安好无恙,是因为胸中自有浩然正气。有了这股正气,就可以抵御所有的邪气浊气。作者在诗中历数了史上十二位忠烈之士,来体现这股正气。
最后说到自己兵败被俘,处在极其恶劣的牢狱之中,但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意谓在这种环境里过了两年,各种致病的邪气恶气都自行退避了。这个低下阴湿的地方对我来说不啻安乐国。并非有什么妙法奇术使得阴阳寒暑变化和各种疾病不能侵害自己,只因心中充满正气,不屑于富贵,不屈于威武。
可见这种植根于道义和三纲的精神性、道德性之气,大有助于祛病养生。儒家以成仁取义、以身殉道为人生最高追求,但健康长寿却成了仁义道德的副产品。历代大儒大多健康长寿,可谓求之不可得,不求而自得。
以身殉道即“道屈则身与俱退”(朱熹语),不一定要牺牲生命;取义成仁即坚持义路、成就仁德,不一定要杀身舍生。但也不排除牺牲生命杀身舍生。必要时儒者勇于杀身舍生而以此为荣。
本文开头提到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教诲。注意,杀身舍生与爱身重死和明哲保身都不矛盾。孟子说:“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离娄章句下》)可以不死的时候,应该爱身重死,明哲保身;可以死的时候,则应杀身舍生,以此取义成仁。可以死、可以不死如何判断,有赖于智。仁者智勇双全。
故勇可分为智者之勇和莽夫之勇。莽夫之勇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论语述而篇》)无论可不可以死,有没有必要死,动辄一死了之,属于血气之勇。
智者之勇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打无把握之仗,即使不得不牺牲生命,也要让牺牲的价值和意义最大化,这才是义理之勇。“临事而惧”的“惧”是担心误事的谨慎,与“勇者无惧”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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