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平庸之人，是已经被驯化了的人
在尼采看来，只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伪造的历史。“胜利者”并不是真正的强者，因为一心只想着如何奴役他人的人，自己已经首先就被这种想法所奴役了。整日活在惴惴不安之中，只对如何驯服人有兴趣，对于思想本身，毫无兴趣，历史上的“胜利者”由只会算计他人却没有思想的人所组成。
平庸者组成的无差异社会，没有历史。在尼采看来，史前文化是建立在牢固的记忆力基础上的，这记忆强调对等的交换——付出与偿还、罪与罚、债务与债权、爱与被爱的对等-对称关系。由于对称总是只在表面上实现，在实际效果上不可能，完全的替换与补偿是不可能的。因此，史前文化的记忆总是痛苦的。动机与目标的对称式的思维，总是痛苦的。“即如此残酷的等式：招致的伤害=所经历的痛苦（中国人的说法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引注）。”[3]这里的残忍就在于，施与他人痛苦会让自己感到心满意足。但是，这种满足感从一开始就打了折扣，因为只要施虐者想到总有一天对等的报复会到来。而且惩罚，牢狱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对等的疼痛（使其丧失人身自由）”而已，囚徒并不会果真受到良心自责，而是自认倒霉，或者出狱时觉得自己已经受到了惩罚，因此并不会因此成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新人，甚至有可能继续对社会作恶。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指出，“恰恰是惩罚最有效地阻止了负罪感。”[4]也就是说，史前文化所设想的“对等置换”的思维模式不可能实现预想的初衷，在效果上不可能具有发自内心的纯粹快乐。
德勒兹眼中尼采的历史分类法，与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明显不同。按照尼采，人与人争斗的言行举止：战争、嫉妒、报复、仇杀、阶级斗争、荣誉，以及从这些冲突之中，从“胜王败寇”或者“丛林法则”中获得的快乐与痛苦，属于人类的史前文化。史前文化结束的标志，在于胜败或者报复原则、民族国家种族家庭原则、世界大同原则，在人类实际生活中变得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求新求变的差异或者文化的多样性原则，它处于不对称、不对等的个体之间，是纯粹趣味，是快乐的游戏。而在受到黑格尔深刻影响的科耶夫看来，正是尼采眼中的史前文化，才构成了人类历史，而一旦人类不再有争斗、战争与仇杀、报复等等，就预示着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了，似乎丧失了这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内容，没有了“人反对人和人与人较量的（快乐与痛苦）现象”（尼采语）[5]人的活动就没有了根本动机，活着的意思也就没有了。被科耶夫视为构成人类历史的精神文化，在尼采那里却被看成史前文化，是“末人”，而真正的人、超越人的“超人”时代，在尼采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它属于后现代的人。
处于史前文化状态的人类绝少想到这样的问题：有意施暴他人，是否真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怨恨就不是正义的起源，而丧失正义感的文化，属于史前文化。
尼采的《论道德谱系》与他的《善与恶的彼岸》相辅相成，结合以上，区分善与恶，这种对立思维模式，是一切史前文化的象征，而人类真正的历史，是从自主的个体开始的，它超越善与恶的道德模式，开启了一种新道德，这也是差异的哲学。德勒兹引用并评论尼采：“如果我们考虑到文化活动的产物，这种印象便进一步增强了：人是自由主动的，人能做自己设想。文化是人类史前的因素，而文化的产物则是人类史后的因素。
只与自己相像的个体，其行为举止所绘出的，就是一幅元图像的轨迹。众多这般的个体可以互助协调达成暂时的一致，但是，与传统启蒙的政治、法律、道德制度不同的是，后者强调的是综合统一，而新启蒙或者后现代的政治、法律、道德制度之重心，倾向于无法实现同一的个体差异，这差异是绝对的，因而个体权利扩展开来，细微化了，它体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制度的方方面面。
以上，尼采想要摆脱的道德，是纠缠善与恶对立或者对称的道德。这种道德说，人性善、人性恶、人性不善不恶。尼采的意思是，不要事先给人性的可能性定下调子，不要用道德标签思考人性。在这个意义上，“不善不恶”也不是一个好标签。抛弃标签，就等于放弃旧道德。但尼采并没有采用“建立新道德”这样的说法，他只说“超越”或者“在……之外”，这是划界限，尽管截然的界限是可疑的，但尼采思想的解放作用，在于他强调个体的独立自治，自己做主，这在之后的哲学中的影响，一方面是萨特的生存哲学方向，另方面是德勒兹和德里达的差异哲学方向，而海德格尔同时具有这两种方向，至于尼采，则是这两种方向的奠基者。
以上，尼采区分了文化与文化的产物，史前的文化与史后的文化产物，两者之间不是派生的关系，而是转折、改变方向、有了另一个思想平台。这就像子女的精神个性，可以不是父母遗传的结果，因为生物基因并不自动等于文化遗传。文化是子女出生后，作为个体的人独立、自由、自主、自治的结果，它们可以与祖先不相像，这似乎违背了古老的道德，但并没有违反事实。从这里出发，尼采发展出一种置换的逻辑、解构的逻辑、同时增加新因素、减少旧因素的逻辑。这种置换性逻辑，简言之，破坏了初始动机-目的，或者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因为中途所发生的，不仅是时间，而且是在时间中某时刻所思所想，所思的又是再次思考的出发点，出发点不再单纯。这一切都导致动机-效果的连线总是中途改变方向，从中发展出形态各异的别的东西，也就是上述的多样性。
以上，若产出的东西与导致产出的东西之间不一致，不对称，那么被生育者没有对生育者负责。现在，尼采想超越这种对称的道德，正如以上我们反复说到的，对称是不可能的，因为被生育者强于生育者，不甘于被旧道德责任束缚，要开拓新世界，去见陌生人——这种意愿，也是尼采的强力意志应有之意，它是说在思想的缘起之处，是没有答案、没有对称、没有预期、没有计划的，是自由选择的过程，它就像舍斯托夫所言，像是来自旷野的呼唤，不是为了让别人听见，而是吐露自己的热情与生命。
“超越”或者“在……之外”，不对之前的思想负责，无论它们怎么自称伟大，即使其真的伟大，这伟大也不属于思考这些伟大的人。也就是说，后来的思考者，是站在从前伟大的事情之外思考的，他是现在正在思想的当事人，是当时伟大事件的局外人，他已经无法扮演曾经伟大事件的角色。那被马克思称为“闹剧”的，就是这种扮演的愿望及其行为。一个虔诚的模仿者，不可能有自身的历史，因为这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人，而是甘愿为奴的被操纵者。
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不再有模仿的精神负担，不再对模仿负责，可以发明没有答案的问题，发明不可能被解决掉的问题，没有回音，即使有回音也不是在回答问题，而像是来自旷野的呐喊。
德勒兹写道：“根据我们的分析，文化似乎直接从史前跳跃到了史后。我们把文化看成一种种群的活动，通过漫长的史前活动，种群过渡到了个体，过渡到后历史的个体产物。”[7]为什么只说“史前”与“史后”？历史本身哪去了？这是为了强调思想是以跳跃或者断裂的方式展开的。同一，或者说重复自身，等于没有时间或在时间之外了。在这个意义上，等于没有历史。思想的跳跃或者断裂，是说不连续性、某种拼贴，与其说这凸显了差异，不如说只有差异才会造成这种局面。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即差异与差异的关系，在缘起之处，就已经是差异了。
一个人，就像当下时刻，我们无法以任何单义-单一性，给予一个本质-标签。当下是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方向不一的元素之有厚度的结合体。个人也是这样，同一个人有不同维度的行为举止，这些元素相互冲突，不像是同一个人能做出来的，但这些毕竟还是这同一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相互冲突的元素形成不连续的画面，但它们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偶然失误，因为真实存在的都是偶然性，只是被我们贴上了“必然性”的标签。
不仅同时想要不同的东西，而且同时得到了不同的东西。文化也是这样：“关于文化，我们可以同时说文化已经灭亡很久了却又得说文化还没有开始。”[8]这就像在说过去已经消失但时间却还没有开始，只有“厚今薄古”，生命之舞，才会轻盈。就像不必想着自己的年龄，才会年轻。与其说要用曾经的过去来鼓舞现在，不如说只有卸去历史负担，才有昂扬的激情，享有正在创造性感觉的幸福。
[1] Gilles Deleuze , 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 , PUF,2012,p. 159
[2] Gilles Deleuze , Nietzsche etla philosophie , PUF, 2012,p. 159
[3] Gilles Deleuze , Nietzsche etla philosophie , PUF, 2012,p. 154
[4]同上，第155页
[5]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第二部分，转引自Gilles Deleuze , Nietzsche etla philosophie , PUF, 2012,p. 155
[6] Gilles Deleuze , Nietzsche etla philosophie , PUF, 2012,p. 157
[7] Gilles Deleuze , Nietzsche etla philosophie , PUF, 2012,p. 158
[8] Gilles Deleuze , Nietzsche etla philosophie , PUF, 2012,p. 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