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 友 老 白
文/沈 明
老白其实并不姓白，他姓段，是我在云南大理的一个白族朋友。说起我们的相识，还真是有点儿天缘巧合的意思。2005年8月，我因工作关系从广州来到了大理。从热如蒸笼般的广州一踏上大理的地面，顿觉清风扑面，鲜爽沁脾，不觉让人精神倍增，诗兴油然而起。当晚，我就在网上发了一首《水调歌头·来大理》。不想，这竟引起了许多朋友的注意，老白就是其中之一。隔了不几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几句简单的相互介绍之后，我们竟都感到一种十分意外的惊喜和激动。于是，我和老白就这样天涯咫尺地认识了。有句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和老白初次见面，彼此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在网上我们其实早就对彼此的文章诗词有所浏览和了解了，并有不少直言不讳的评论。我怎么也没想到，两个天南地北的网友这次竟如此近在咫尺地得以见面，并可面对面地进行倾诉和交流，这能不让人大喜过望吗？老白比我年轻几岁，和这里的其他白族朋友一样，性格开朗、热情、率真。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和倾注心血，我们之间自然就少了眼下那种“无话不谈利”的商贾气，而多了几分被某些人看作迂腐而不屑一顾的书生气。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我们的交流非常广泛、细微和专注，甚至不时露出相当的天真和幼稚。当然，也时常为某一问题有所争论、为某一事件心有契合；慷慨激昂，情溢于形色，不时拍案而起，又不时击节唱和。老白说起话来嗓门很大，且常常打着手势，很有点先声夺人的力度。而我的反应则往往要慢半拍，甚至需要反复几次，特别是我们刚接触的时候。因为我听老白讲话很是吃力。白族的白语，我自然是无缘以此交流；而老白讲的大理方言，我听起来也如听天书。所以，老白只好憋得脸红脖子粗地跟我讲普通话，而我也只能用普通话勉强应之。老白的普通话讲得很吃力，一字一顿，字字都是重音。而我讲的普通话更是一直被山东朋友们戏谑为“大吉（济）普”，即济南味的普通话。所以，我们之间最初的谈话非常有意思。老白说普通话是一字一句地咬音嚼字，我是一字一句地“听话听声”；同时也是一字一句地撇着腔（山东人把说普通话叫撇腔）。我撇着撇着常常撇跑了调，撇的我自己就忍不住笑起来。这让老白很莫名其妙。我就向他解释：刚才我把“铁路”说成“贴路”了，把“北京”说成“碑京”了；这不，又把一万人说成“一弯人”了……老白听了，还是一脸的茫然。1970年代时，我们原先那个单位上有个宣传队，那报幕的姑娘是山东章丘人，一上台就撇普通话（我们叫它“章普”）——“缉拿贴路绝（济南铁路局）、低散共承担（第三工程段）、冒贼董寺祥酸喘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瞎在凯时炸豆（现在开始战斗）。”唉吆喂，那个“潮巴（胶东俚语，指人缺心眼而且愣青）”劲儿，简直比宋丹丹演的“懒汉相亲”中那个山东大傻妮儿还要“潮巴”！每每让全场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秩序大乱。我又把那句山东普通话反复学了几遍，且一边学一边自己又忍不住地笑。但老白还是笑不起来，他不以为然地说：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有啥子可笑的嘛？我说：意思是这个意思不假，可味儿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好比这发面馒头发过了劲儿，这味儿一酸，伙计们不就都咧开嘴了吗？正说着，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老白对着手机是咿呀嗨吆地一大堆呀咕噜嘟，立马就把我给撅到爪哇国去了。老白一边打电话一边还朝我笑，作着示意性的点头，更把我弄得一头雾水了，只好做麻木状。过了一会儿，老白合上手机，笑着对我说：哎呀！我这个广东的朋友哇，话难得懂哇，他才走没几天啊，听说你来了，他要我向你问好哩，你听到没有哇……我苦笑着点点头，故意用济南话不紧不慢地对他说：你说赛吧（有意思吧），还我听到了呢？我听到么了，我么也没听到。说实在的老白，咱俩拉个呱啊，可真费了大炭了（山东俗语，原意指为烧开这壶水，要多用好多大块煤）！我赶紧给他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们在一起交流谈话，别看语言半通不通的，倒也有另一番风趣和韵味啊！没想到，老白竟认真起来，很真诚且还有点歉意地对我说：我普通话讲不好啊，你普通话讲得好。老白说：是啊，你讲得好。唉，要是我爱人在就好了，她是中学教师，普通话讲得要好得多。老白家里是大理古城的老户，几代家传中医。他原先当过几年中学教师，后来秉承祖业也干上了中医，现已退休在家。他家的院子虽不是白族“三坊一照壁”的典型布局，但白墙黑瓦的建筑和整个院落的设计也都明显地透着白族民居的风格特色。小院设计得很精巧，一幢带拐角的小三层楼房前，有花、有树、有草坪、有鱼池、有曲水，还有两只活泼可爱的小狗，很有情调。据说这都是老白自己设计的。在来他家之前，我曾很谨慎地几次打探，若到他们白族人家里去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有什么忌讳之类的事？老白连连摆着手，大声说：“没有、没有哇。”他说，“我们白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很愿意和其他民族同胞交朋友，更非常欢迎朋友到家里来做客。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忌讳的事，你到我家去看看就知道了嘛！”在大理白州，我有缘结识了老白这么一位热情率真、坦诚正直而又博闻强记、满腹经纶的朋友，确实是十分的幸运。老白的人生阅历相当丰富，尤其他对当地地理自然和历史文化的了解和把握，都很有见地。这对于人地两疏又十分渴求探询当地风土人情的我，真可以说是天赐了我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那些日子里，我们时有携手同行，时又相对而坐；时有寻古探幽，时又踏歌采风。我们一起品诗赏画，击节唱和；夺席谈经，直抒血性，好不快哉！共同的爱好和倾注，共同的冀求和向往，共同的憎恶和愤懑，甚至是一声无奈的长叹、片刻沉思的吟哦，都使得我两人的心越贴越近，甚至可以听得出彼此的心跳怦然和血沸潮喧。下关的长风、上关的奇花、苍山的雪冠、洱海的明月，老白都如数家珍，尽其所能地为我一一道来。传奇中不乏科学道理，科学中透射着历史的沧桑。我们的话锋从大理而云南，又从云南而大理，豁朗朗明快快地打开了一本图文并茂、声色俱佳的百科全书。在这期间，老白还亲自带我去了漾濞彝族自治县，专程踏访了博南古道上的老街旧驿；我耳边至今还萦绕着漾濞江对面山林中隐隐传来的马帮驮铃声。我们一起到了《小河淌水》的故乡——弥渡，在云南民歌和花灯歌舞的地方“拜谒建极铁柱庙，攀上东山天生桥，夜宿金龙温泉栈，一醉高歌不觉晓”。我们在云南驿的古街上，踏着茶马古道上的蹄窝残印寻风；我们在美国飞虎队的功臣战机旁激动不已地留影；在当年云南人民抢修滇缅公路的石滚石碾前，我们共同想象着二战时怒江对峙的弥漫硝烟……老白亲自驾车，风尘仆仆，我们一路欢歌，一路笑语。记得有一次，我们沿着苍山洱海从下关出来，老白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比划着给我讲，当年有一位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来到这里，曾感慨地说，沿着苍山洱海从下关走到上关，就如同走在一个历史的长廊中啊！当时我心怦然，蓦地感到了一种历史高天厚土的骤然耸立和巍峨。我颇有雄心地制定出了一个计划，即要利用在此工作的机会，请老白带着我好好绕着大理的山水村寨走一圈。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那次从祥云回来没几天，老白兴致勃勃地给我打来电话，说瞅机会还要带我好好把大理转一转。为此，我开始悄悄进行各项准备了，当然不仅仅是指物质方面。然而，4月份突然一纸调令，让我们的这个计划彻底搁浅了。我很沮丧，我甚至认为，它可能将成为我某种终身遗憾。拿到调令后，我一直没有向老白透露。因为我和老白的友谊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磨合，正处于愈发理解和默契的“热恋”阶段，我怕冷了他的心。直到临离开大理的前一天，我才特意专程去了一趟老白家里，很遗憾地把我要离开大理的事告诉了他。我握着他的手，说不出是在安慰他还是安慰自己地轻轻摇着。老白紧紧拉着我的手，嘴中重复地发出“啊巴——啊巴——啊巴（当地白语中的感叹语）”。我看到老白的眼圈潮红了。那天，我们在一起好像是说了好多临别相赠的话，但实际上我们彼此什么也没多说，只是把对方的手那么久久地攥着，攥着。那天，老白不容置疑地说：“沈老师，明天走时你一定要到我家来一趟，一定啊！”我答应了。由于突然的变故，第二天我走得非常匆忙。但我还是一大早就赶到了老白家，虽然这有点违反当地的作息习惯（当地人一般早上不是很起早）。按下门铃，老白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我看出他昨晚显然没有休息好，面色有些浮肿，眼睛红红的。我握着他的手，简单说了几句告辞的话，便转身要走。“沈老师！”老白突然喊住了我，并示意他爱人进屋去，一会儿给我拿了一个纸包出来。老白说，“沈老师，这是苍山雪线以上自然生长的雪茶，家中就这些了，你带上吧。”他说，回头他还要请山上的朋友再采些给我寄些去。苍山雪茶！我知道这是当地一种非常名贵的特产，也自然明白了老白的心意。我郑重地把它接过来。这时，老白又递给我一个纸包。老白捧着纸包，只说了一句：“沈老师，这是我们一起在云南驿时收的东西，你拿着留个纪念吧。”便扭过了脸去。我知道，那是一把战国时期的青铜短剑和一块明代的瓦当砚。当时，在云南驿茶马古道边上那个黑幽幽的小店里，我和老白几乎是同时两眼放光地发现了它。老白把东西拿在手里反复把玩，爱不释手。由于店老板开的价格近乎天价，我只好望而却步了。我绝没想到的是，临别时，老白却把它完整地捧到了我的面前！我有心想推辞，但在老白潮红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一种不容置疑的诚挚。我还能再说什么呢？纸包沉甸甸的，我的心也沉甸甸的。一路上，我一直把它揣在自己的怀里，一直伴我回到济南的家中……
作者近照及简介
沈明，笔名木雁、网名石头，1951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退休于中铁十局；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著有个人诗词辑选《木雁行白》、散文集《潇洒人生》、自选小说集《心祭》、长篇传记文学《风雨写生——著名国画家张彦青传》《忠诚——济南空军医院原副院长王宝俊传》，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再版了补充后的《风雨写生——张彦青传》；先后编辑、主编过《丹青谱——山东省国画家传》《走向新世纪》《无愧岁月》《情系十三中》《天下知青歌曲集》等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