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卓呆与郑逸梅的沪上旧居 祝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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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卓呆与郑逸梅的沪上旧居

祝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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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卓呆是早年间沪上名人，最初留日学体育，回国后与夫人汤剑我合作办过体操学校。后来转行文艺，写滑稽小说，编笑话集，甚至拍滑稽电影，终于博得“笑匠”美名。郑逸梅是徐氏的同乡晚辈，他有一头衔“郑补白”，即源于徐卓呆的一句玩笑话：“无白不郑补，可称补白大王”。其本人则说从不敢名我固当。

1929年春，郑逸梅在他工作的上海影戏公司附近找到一处房子，此地原为殷明珠租赁来给她的弟媳来沪待产的，不料她弟媳就近在苏州志华产科医院分娩，房子空关了一个月，正打算退租，让郑氏晓得，便去瞧了一瞧那楼面的方向和光线，见方向朝南，光线充足，距离小菜场、老虎灶又不远，所以决定由他续租。遂写信让夫人把零星东西一一整理起来，过年时，郑逸梅回乡“急急把第二生命的书籍理了一下”，把爱读的必需参考的书籍储满了一箱，夫妇俩就此从苏州搬出，卜居于闸北严家阁路青云路协兴里106号。

郑逸梅所赁的房舍，“僻在沪北，荒芜不堪，东一带竹篱，西一排茆舍，南一方旷地，北一堆土墩。简直和乡村一般”。好在他随遇而安，对于偏居二楼斗室却是自得其乐，只见“床侧置一三抽斗的桌子，对面箱橱的旁边，另设一案，为读书著述所用。壁上张胡石予师的墨梅，徐枕亚、袁克定的屏联，和云壑丈伽盦师合作的梅鹤图。其余为许多照片，有星社狮林雅集图、春江同客图，又有和但二春合摄的，寿梅的半身等等”。熟悉郑逸梅散文的人想必知道，胡石予、赵子云、陈伽庵都是名画师。

两年前的1927年，徐卓呆在江湾杨家桥南的空地，造起一所住宅，名曰劳圃。一家人乔迁过去，在夫妇俩带领下发挥劳动精神，在屋后庭院中种植瓜果菜蔬，一时远离尘嚣，倒也逍遥自在。随后某年的一个星期日，郑逸梅夫妇受徐卓呆邀请，赴江湾劳圃参观。那一日，郑氏夫妇“下了火车，循着轨道走去，一阵微风，把田野间的菜花豆花的清芬吹送到鼻子里，约一二百步，劳圃便到了”。今按火车指淞沪铁路，从天通庵站开至江湾仅需一站，约十分钟路程。喝过茶，坐谈一回，徐卓呆便领着参观一周，“数楹精筑，制互中欧”，卫生设施，应有尽有。“最可爱的，就是庭院间的一丛丛的花木，葳蕤扶疏，沿篱竞秀”。汤剑我还笑着对他们说，病体自乡居以来，健旺了不少。“从前生活在市廛栉比、人烟稠密的地方，总是离不开药铛茶灶，住到了江湾，吸着清新的空气，曝着和暖的阳光，仿佛是服了一帖灵验的补剂，顿把病魔驱遣开了”。郑妻也时常有病的，所以汤剑我就劝她也到乡下来住，说得郑妻十二分的羡慕。夫妇俩临走时，汤剑我又嘱咐女儿，采撷了一握鲜花，赠给他们作插瓶清赏之用。

劳圃原为矮屋三间，1931年春，徐卓呆突发奇想，忽将旧屋改建为楼房，等半年以后，房子造好，装饰完毕，岂料仅过了两个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江湾亦受到炮火波及。1月30日，徐卓呆急匆匆举家逃回上海，2月15日，看房的男仆亦逃来沪上，不过仍然每日潜赴江湾探视。自2月21日起，日军大举进攻江湾，交通断绝了。等到国军后退，徐卓呆于3月4日赶赴江湾，据说他是第一个去的，但见满目疮痍，其楼房及附属的屋子，全部炸毁无余，仅留有一间浴室，浴室之上有一小楼，藏着箱箧，完好无恙，惟楼梯已毁，无法登临，急忙返沪雇了卡车，携梯而往，谁知到了北四川路，再不能前行。过了几日再去，箱子已不翼而飞。徐卓呆只得取浴缸及拉水马桶而归，以留作纪念。真可谓凄惨。

此后，徐氏夫妇俩有家归不得，便借住在贝勒路27号上海机联会。郑逸梅为了约稿，总在金钢钻报馆打电话过去，顺便也问候剑我夫人的病。1932年9月底，汤剑我旧疾复发，终于不治。10月29日出版的《礼拜六》476期，刊有徐卓呆征求亡妻汤剑我遗墨的广告：“一二八之役，舍间毁于火，亡妻剑我之遗墨，尽付一炬，未留片纸只字，现拟征求墨迹，留作纪念。”郑逸梅忆及，汤剑我书法精妙，写得一手好魏碑。至于说汤剑我的病，徐卓呆日后写过，说是“因患赤痢而打针过多，致中毒而心脏衰弱，脉息忽有忽无，复患心悸症”。（酱翁《气喘与心悸》，铁报1948.2.29）

多年以后，郑逸梅撰长文《笑匠徐卓呆》纪念这位老友，其中称徐氏“筑室于沪郊江湾，请袁寒云写'淘圃’二字，作为室名，人们问他何所取义，他说：'这无非说明我是在都市中被淘汰出来的意思。’”其他都不错，惟将劳圃错记成了淘圃，实则劳圃里有一间客堂间，颜曰淘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