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岫庐 || 中国早期参加国际地质大会史事钩沉 ——论科学话语与国族身份的关系

本文原刊发于《自然科学史研究》，2020（01）：9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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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地质大会是19世纪末欧洲地质学家组织成立的世界地质工作者会议,也是国际地质学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学术盛会。1906年9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办第10届国际地质大会时，中国就曾拟派员参会。此后，1910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1913年8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均有正式代表出席。目前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地质大会的早期历史关注甚少，与会代表也都湮没无闻。本文钩沉相关史料，对上述史事进行梳理与考释，从一个侧面考察20世纪初期中国地质学在外患内忧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历史，并进一步反思中国近代地质学话语权力与国族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 国际地质大会 话语权力 国族身份

国际地质大会（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简称IGC ,旧译为万国地学会），是19世纪末欧洲地质学家组织成立的世界地质工作者会议。1878年，法国召开国际博览会期间，第1届国际地质会议在巴黎召开。在距今百余年的历史中，除因两次世界大战停会之外，国际地质大会基本保持四年一次（早期三年一次）的传统，是国际地质学界规模最大、 影响最广的学术盛会。

根据目前中国地质学史相关资料的记载，中国参加国际地质大会始于1906年，是年2月，中国政府应邀参加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召开的第10届国际地质大会，由驻墨西哥参赞梁询就近赴会;1910年8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清政府委派驻柏林公使馆外交官Djic Da Min参加；1913年8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第12 届国际地质大会，我国委派广州矿业工程师Parkin Wong参加（(1)，195 - 196页；(2)， 236页；(3),79页）。由于中国人在这几次大会上均没有发表论文,学界一般并不重视,与会中国代表 Da Min、Parkin Wong等人的身份无人考证，其他参会人员也几乎完全湮没无闻。丁文江曾指出，“前十二届大会均无中国地质学者出席会议，更不用说提交论文”。(4)有学者认为，中国专业地质学者首次出席国际地质大会，是1922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当时“翁文灏作为中国地质学家代表，也是唯一的中国代表首次出席大会”。(5)实际上，中国早期出席国际地质大会的代表，并非完全没有受过地质学训练,其中甚至不乏相当专业的地质学者。他们参与国际地质大会的史事， 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地质学在20世纪初期外患内忧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艰难进程。为此，本文钩沉相关史料，通过对中国与会代表身份及参会情形的考释，对中国参与国际地质大会的早期历史略作梳理，并进一步反思中国近代地质学话语权力与国族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

01

中国拟派员参加第10届国际地质大会始末

1906年9月，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办第10届国际地质大会,会议主要议题包括不同地质时代的气候状况、地质构造过程和火山喷发、金属矿床的成因、岩石的分类和命名及石油问题等。中国地质史学界论及这次大会，大多提到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参赞梁询 （1870 -1955）曾代表中国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0届国际地质学大会，“是为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出席国际地质大会”。（6）

根据清廷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1905年1月21日），中国驻美、秘、古、墨公使梁诚（1861 ~1917）在呈给外务部的咨文中提及“第十期万国地学会”。（(1)，196页）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1905年2月26日），外务部就此事致墨西哥驻华代使照会。（7）同年十月二十六日（1905年11月22日），墨西哥驻华署使致庆亲王奕助照会, 正式邀请清政府参会:“第十期万国地学会，能于西历一千九百零六年九月间开办，因议会之事，最关紧要,本政府甚愿此会得最大成效，本大臣兹奉本政府之谕，特请贵国政府委派官员，或一员，或几员入会”，（8）并随函附上第十期万国地学会组委会的成员名单和简要议程。因此，清政府应大致了解会议主题和性质。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1905年 11月28日），外务部致梁诚的咨文中言及“所有各国地学博士皆可入会，以便互相讨论地质等。语是该会博采舆图，辨别土宜，于环球地理之学，籍资考证，良有裨益,相应咨行”，要求梁诚“就近遴派妥员，届时入会”（9），更可见对于万国地学会的学术性质，清政府是知晓的。与西方相比,近代中国地质学发展起步较晚，尚没有中国自己的“地学博士”，且墨西哥位置遥远,出于就近派员的考虑，梁诚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906年1月20 日）致外务部咨呈称“此查有驻墨二等参赞兼总领事浙江补用道梁询，堪以派令,届期就近赴会"，并附注梁询中西文衔名："驻墨参赞兼总领事梁询,Liang Hsun, Charge AAffaires ad inteem and Consul-General at City of Mexico" *。外务部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1906年3月23日）承准梁询赴会。（10）

1906年，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出席国际地质大会，从邀请参会到遴选代表，官方照会咨文往来不下数十次，是一次相当正式的外交事件。事实上，中国此次参会,与当时中墨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有很大关系。1899年，中墨两国签订通商条约之后，两国商业往来及华工应招去墨人数增多。1903年，中国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公使梁诚奏请清政府在墨西哥设置领事馆,保护当地侨民。清廷命梁诚兼领墨西哥使馆,原先所兼驻西班牙使臣一职由驻法使臣兼领。1904年，梁诚赴墨西哥城呈递国书，开办使署分馆，同时设总领事兼参赞一员。是年,墨西哥亦派员充驻广州等处领事官。（11）根据1905年墨西哥《外交部官方公报》记载，中国驻墨西哥使馆第一任工作人员包括中国公使梁诚、参赞兼总领事梁询、外国秘书Clarence Key,以及一位名为Fong Yin-Kai的中方随员。(12) 美国国会有关于此事的文献记录，并评论“这是中国第一次感到与墨西哥的国家事务或商业利益足够重要，需要驻墨西哥的外交使馆代表的保护。”（13）

中墨两国互设领事后，官方交往更为频繁,1905年墨西哥总统公选连任，向清政府呈递国书，“是年，墨开万国地理会，请中国派员入会，许之。”（14）作为在墨西哥设立使馆不久的中国，派出代表参会更多是出于外交礼节而非学术交流的考虑,这便是清政府派员参加第十期万国地学会的背景。最终，梁询其实并未最终真正出席此次会议。据大会统计, 会议注册人数为707人，实际参加人数为321人，中国代表团注册人数一人，并未到场。（15）梁询收到清政府的派令后注册参会，但最终是由于事务繁忙无暇出席，还是发觉此次会议实属学术而非外交场合而决定无需到场，暂无从得知。但近代中国开始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的不适应,从中或可窥见端倪。就此次地质大会而言,墨西哥驻华署使呈递给庆亲王的信函原文为西班牙文，特请清政府派“delegados”(即“代表”)出席,而中文译员呈递给庆亲王奕助的照会，“ delegados” 一词翻译为“官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对外交往的惯例,只能由“官员,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国际场合。但是这种仪式性的 “代表,，在学术场合难免显得困窘。

02

瑞典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的中国代表

1910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上，中国派出留德学生金大敏参会。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1910年5月27日)，瑞典驻华公使致函清政府外务部,表示已经知悉并转告瑞典政府,中国委任在德国柏林的留学生Djin Da Min作为“中国 委员”(Chinese delegate)参加本年八月在瑞典举办的“万国地理会”。中国译员翻译此函时，将Djin Da Min这个名字根据拼音，误译为“金大明”。（16）Djin Da Min的确前往斯德哥尔摩参会,因为在1912年出版的大会议程及报告汇总里，列出了中国参会代表名单: “DJIN DA MIN, Delegue du Gouvememene impNil de la Chine”。(（17） ,33页)并且，作为中国的官方代表，他还担任了大会主席团的副主席。 (（17 ）,80页)但是他没有向大会提交论文，会议的其他活动、考察、评论中也不曾出现他的名字。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史料考证，国内外学界对“Djin Da Min”的身份所知甚少,在研究中也大多采用Djin Da Min拼音注名。（18）沈德容(Grace Yen Shen)认为,Djin Da Min作为清朝特使出席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名义上与世界上最有成就、最有名望的地质学家一同担任了大会副主席，其实这只不过体现了清政府看重形式，“通过出席而非通过专业知识来代表中国”的惯例。(（19）, 246页)事实上,Dji Da Min即中国留德学生金大敏,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矿物学专业。清政府当时委派他出席会议，与1906年第10次地学大会选择外交官员代表清政府赴会相比，已经是更为合理可行的做法。

金大敏是清政府总理衙门1896年首批派送16名赴欧留学的同文馆学生之一。这批学生中有4名前往德国的公费生，金大敏便是其中一员。(（20 ）,74页)当时公费留欧学生一般以3年为期，第一期学习期满后，金大敏于1889年10月至1906年7月期间继续在柏林大学学习矿山矿物学(Bergforschung)。首批同文馆赴欧学生的就学、生活、经费等等，由总理衙门交待各驻外使馆办理。部分学生直接进入大学，大多数先在中学或师范学 校就读一、二年后，再由使馆交涉安排进入大学。这些留学生除了自行负担伙食费及零用钱之外，其学费、书籍费、文具费，以及来回交通费用都由使馆支付,平时也居住于使馆内， “三年期满由出使大臣奏保升阶” 。（21)由此可见，金大敏当时应该与中国驻德使馆关系密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出使德国大臣荫昌奏为同文馆学生金大敏等赴德学习期满请奖事折”，1905年荫昌(1859 -1934)为出使德国大臣，曾专门为金大敏赴德学习期满请奖，称“同文馆学生金大敏，自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到德起，连闰扣至三十 一年六月十八日，已届第三次三年期满”，“金大敏第一次期满后，送入矿务学堂学习矿务，潜心研究，在学堂功课大考已毕后，仍愿留德一、二年，游历各矿厂、矿山以资考验,， 并称其“考试均堪入格,洵属者有成效，且不染外洋习气，志尤可嘉”，因而“俯准将四品衔 候选主事金大敏免选主事，以员外郎分部遇缺即补，并赏换三品顶戴理事同知衔,候选笔 帖式”。([20],76页)根据京师同文馆章程，三年一大考，考试优秀者授七、八、九品衔, 七品再考取一等的授为主事，成绩优异者则由总理衙门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22)从荫昌奏折中，可以推断金大敏在京师同文馆已有官衔，后在德国读书期间，亦颇受中国驻德使馆重视，不断被出使大臣“奏保升阶,以至官至三品。

根据柏林皇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 Koniglichen Friedrich-W ilhelms-Universitat zu Ber-lin)的年鉴记录,金大敏曾于1903~1904年冬季学期担任过该校中文讲师的教职,(23)这可能和他在同文馆担任翻译、在语言方面比较有天分有关。至于他在矿物专业方面的学习情况，目前我们所知甚少。若金大敏确实如荫昌奏折中所言,在“矿务学堂学习矿务,潜心研究”,1906年从柏林大学毕业后,又继续留德“游历各矿厂、 矿山以资考验”,那么1910年派他代表中国前往斯德哥尔摩出席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确实是-一个合适的安排。尤其此次大会主题之一为“ 世界铁矿石资源"(24),金大敏在这方面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训练。但从荫昌奏请为金大敏“赏换三品顶戴理事同知衔，候选笔帖式”的官衔中,又可推断金大敏留德期间,更有可能主要从事使馆文书工作，而非实质性的地质科考。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解释了金大敏代表中国参加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为何依然只留下了仪式性的记号,并没有真正在国际地质学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03

多伦多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的中国代表团

1913年8月7日至14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根据《中国地质学会史(1922 ~ 1981)》一书记载,我国曾派广州矿业工程师Parkin Wong参加"(1),国内陆质史研究者一般均沿用这一说法。

虽然1913年7月21日《国际地质大会会员手册》上,并没有Parkiv Wong的登记信息（25）,但作为中华民国的官方代表, Parkin Wong最终确实出席了会议。《国际地质大会第十二届会议记录》中记载，“大会主席宣布中华民国代表Parkin Wong先生到会,并提议将其列人大会主席团并担任副主席,提议通过。"①(（26）,84页)大会记录中，Parkin Wong登记的信息为“WONG ,PARKIN，广东，地址为美国纽约州倚色佳国际协会，中华民国政府代表”②。(（26）,45页)国内陆质史学界一直误以为Parkin Wong来自广州,沈德容则指出,1913年他是从美国纽约市附近的小镇伊萨卡前往多伦多参会的。(（19）,247页)然而学界始终没有弄清楚这位中国官方代表的身份。

笔者通过对这段时间中国赴美留学生记录的查找，发现在1901年1月旧金山中西日报社编印的《西美留学报告》中，收录当时在美国西岸地区大学及专门学校的中国学生名录，其中出现了 Parkin Wony的名字，对应中文名为"黄伯芹"，祖籍广东新宁③。黄伯芹当时应是刚抵美不久，名单录入《西美留学报告》中“补遗及未详者”部分④(图1)。

图1留美学员名录之“补遗及未详者”(《西美留学报告》，旧金山：中西日报社印,1901年，第30页)

根据笔者对黄伯芹后来学习生活的追查,发现1909年黄伯芹入学康奈尔大学就读文科(27）,1913年2月5日获得文科学士( Bachelor of Arts)。获得学士学位之前，黄伯芹已经完成学校本科学习要求，于1912年开始硕士阶段的学习，主修经济地质学及地层地质学( Economic Geology & Stratigraphic Geology) ,导师为Harris Ries 教授。（28）黄伯芹在康奈尔大学期间,官方记录一直使用英文名Parkin Wong,但私下在华人学生群中依然使用中文名，与赵元任等人相交甚好①。另外,Harris Ries教授也出席了 1913年8月在加拿大多伦 多举办的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黄伯芹很有可能随同导师前往赴会，因此，笔者推测黄伯芹应该就是代表中国参加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的代表。1912 ~ 1913年间，北洋政府内阁人员变换频密，何以委派黄伯芹代表中国出席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暂时无从考证，但从所学专业来看，黄伯芹也可算是一位比较合适的人选。

除黄伯芹之外,参加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并列人中国代表团名单中的还有4人,分别为在上海工作的加拿大矿务工程师Wallace Broad,来自“直隶临城煤矿”( Mines deLincheng)的总工程师Kwong Yuan Kwang( 中文名“邝荣光”)和比利时矿务工程师OscarMamet,以及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Wang Y. Tsenshan( 中文名“王臻善”)。两位外国地质学家因为工作关系,在中国代表团下签名，而邝荣光和王臻善都是中国人，均有在美国学习地质的相关背景。

邝荣光1863年出生于广东新宁，是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1880年从中学 (Northampton High School)毕业后，进入拉法叶学院(Lafayette College)主修土木工程，接触地质学、矿物学知识。1881年曾被召回国，并派往唐山开平矿务学堂继续学习矿务工 程。1885年完成学业后曾计划赴英或回拉法叶学院继续学习，但始终没有成行。（29）1897 年,邝荣光在开平矿务局担任总勘矿师，先后任招远、平度、宁海等处金矿会办，1905 - 1927年期间，担任直隶省临城煤矿总工程师,1906年任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30） 邝荣光通过实地踏勘，研究岩石和构造，获得大量直隶省地质状况的第一手资料，绘制 《直隶地质图》、《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分别发表在1910年《地学杂志》第1、2 和3 ~4号上。邝荣光的这3幅地质制图，“反映出邝荣光已掌握了现代地质学原理，并能 结合中国的地质实践,这三项成果，交相辉映,开创了中国地质学家从事地质调查与研究的先河”。（31）1913年参加多伦多地质大会的时候，邝荣光已经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地质矿物学家。

王臻善1910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化学冶金学理学学士,1912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冶金学(Metallurgy )兼化学(Chemist;)博士学位。（32）据查, 王臻善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曾在1912年和1913年先后两次得到政府批准(总统行政令1508号及1787号)加入美国地质科考队担任野外考察助理。（33）根据《美国公务员委员会年度报告》的记录，“应中国公使张荫棠的要求，同时也根据地理考察中与别国科学家保持友好合作的惯例，任命王臻善先生担任地理考察的助理，从1913年7月1日开始， 为期三个月。”（34）.从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的召开时间看,王臻善出席这次大会，恰是他担任美国地理考察助理的时间。

与1906年在墨西哥城举办的第10届国际地质大会、1910年在瑞典举办的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相比,191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的中国代表不但人数更多，而且显然更为专业。尽管中国地质研究依然还在萌芽、探索的阶段,但从邝荣光、王臻善、黄伯芹的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留洋学生正前赴后继、尽其所能开展地质矿冶领域的奠基性工作，并积极参与了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

04

地质话语权力与国族身份

近代中国，地质学在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初创发展起来，走过一段相当艰难的路。20世纪初举办的这几次国际地质大会，一方面是世界各国地质学者考证环球地理之学的学术盛会，实质上也是西方列强查勘全球矿产、清点资源贮备的一次良机。1910年第11届地质大会、1913年第12届地质大会分别向各国征集煤铁矿产调查情况， 会后出版了两卷本《全球铁矿志》(The Iron Ore Resources of the World)及三卷本《全球煤矿 志》( Coal Resource' of the World) 。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进行编目和绘图,一方面体现出地质学科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无疑也向觊觎别国资源的资本主义强国提供了掠夺的参考图谱。中国虽然派员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但就话语权力而言，则是完全缺失的。

根据第11届地质大会记录，来自中国北洋大学的矿冶教授李特(Thomas T. Read)对 中国矿产情况做了报告。此次会后，瑞典驻华公使致清政府外务部照会,“奉政府命令， 谨将《环球产铁源流》附地图一件备文照送”，并呈上会议书记通告，讲明书中“有中国产铁矿脉报告,系天津之北洋大学教习笃玛司赖德君所著《论中国矿质源流》，极为明晰”， 并附法语原件参会发言通告。该通告为邀请函模板，由大会主席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 -1960)签署,填写发言人的姓名和背景。在清廷档案记录中(图2)，这份通告填写了发言人为“来自中国天津北洋大学的Thomas T, Read教授”，但另有一处改 动，将原文中“介绍自己祖国的自然资源"(ressources naturellao da so patria )中的“祖国"(so patria) 二字以黑线划去，改为了“中国” (la chine)。（35)

从这一处细微改动，可见当时大多数国家的资源情况是由本国地质学家来报告的，而中国当时只能依靠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替中国发言。中国参会官方代表金大敏,虽主修矿务,但很可能从未在中国有任何实地考察与矿产勘探的经历,在此次会议上完全没有任何能力代表中国发言。

中国缺乏地质科学家的情况，在1913年第12届地质大会上已经有所改善。这次参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不乏专业人士,尤其当时担任临城煤矿总工程师的邝荣光，在国内外均有一定的知名度，早在1887年就曾发表过关于中国北部煤矿开采的英文论文,（36）也曾代表中国参加过1910年在德国举办的“国际矿物、冶金及应用地质学会议”。（37）邝荣光完全有能力代表中国在煤炭资源的问题上发言，然而此次会议上就中国煤炭资源进行报告的，分别是美国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o)的地质及矿务教授德瑞克(Noah Fields Drake, 1864 ~1945)以及日本地质调查所长井上禧之助(Kinosuke Inouye, 1873 - 1947 ) 。德瑞克概述了中国每个省份的煤炭资源分布情况，并列出当时中国各大产煤公司,其中日本在抚顺，英国在开平经营的煤矿产量高居榜首，比中国自行开发的煤矿产量高出数倍之多。井上禧之助用详细数据陈述了中国各大煤田的储量及开发情况，还绘制了大量地图, 整理了各处煤矿的水份、挥发份、硫份、热质等技术参数。（38）颇具争议的是，井上禧之助还根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资料另外提交了长达40页的《满洲煤炭资源》报告,全篇完全没有提及“中国”。（39）1906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和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继承了俄国在中国的矿业权。1909年9月4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承认日本国政府开采抚顺、烟台两处煤矿之权。（40）虽然《大清矿务章程》明确规定洋商在中国只有采矿权而无土地权，但井上禧之助在国际地质大会上堂而皇之将“满洲”与 “中国”分置并代言的做法，暗示着晚清政府矿业权丧失的背后，实质上已无力阻止国家主权被侵蚀之悲剧。

图2第11届地质大会Thomas T. Read参会邀请函

20世纪初的这几次国际地质大会上中国代表话语权力的缺失,其原因之一在于近代中国地质学发展起步较晚，相关研究机制尚未出现，职业科学家人数有限。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于矿产、土壤、石材的经验性地质知识积累历史悠久。章鸿钊指出，《禹贡》中对于土壤和矿产的记载、《山海经》中提到的各种石谱，乃至《诗经》、《庄子》、《朱子语录》中对地质沧桑变迁的思考，都可被视为“地质学萌芽时代应有的观念”。（41）然而对于地质学的根本问题，古代中国学者并没有追踪研究，因此这些萌生的观念并未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展。相比之下,西方近代地质学的发展更为成熟。西方地质学知识传入近代中国，最初主要通过传教士所办的报纸期刊，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编的《遐迩贯珍》、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美国传教士《中西闻见录》等"洋务运动大举实业救国之后，各种工业发展所需的能源矿产成为燃眉之急，在实用和求富的原则下，矿业和地质学知识的译介得到重视。江南制造总局于1873年翻译出版了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释》， 对近代中国地质学发展起到了启蒙的作用。（43）但总体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地质学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实际的勘探调查工作几乎空白,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外国专家（即“客卿,）的帮助。即便中国学者自己也曾坦诚，“以二十世纪之初为止，在此期内， 我国尚无地质学史可言”。（44）

中国代表当时在国际地质学界难以发声，除了因为学科发展确实落后于世界,另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不容忽视。地质学研究与领土勘测、资源勘探、矿业生产,乃至军事战略等国家主权活动关系密切，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国运坎坷多舛，地质学研究的话语权力也与国族地位身份有相当重大的关联。从学科本身的性质来看,地质学是一门天然地超越国家边界的、国际性的学科,中国地质学奠基人章鸿钊先生曾冷静地指出地质学研究从学理上看是不分国籍疆界的：

研究地质是以地球为对象的，就是认定地球是整个的。地球上无论何处，可以互相参照，还可以触类旁通借彼定此的；所以地球上只要有一块土地尚未经过地质调查，他们便会不惮险阻，款关进来，代执调查的工作。在一方面看，可以说他们越俎代庖，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位地主人是自己放弃义务的。（（45） ,81页）

从这个角度来看,Thomas T. Read对中国的铁矿资源报告、Noah Drake以及井上禧之助对中国乃至“满洲”煤炭资源的报告，几乎是无可厚非的。他们在报告中，都提到中国的丰富资源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也未得到充分了解与合理开发。（46）在1913年国际地质大会上,来自加拿大的专家极其尖锐地指出，在世界地质图谱上，中国18个省份都还是空白，“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在那里进行考察”,因此应该“委托给对远东足够熟悉的有能力的地质学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对比”。（47）这种从学理上看似完全合理的建议，后果和影响却绝不限于地质学本身。国外地质学家在中国的科考活动，历史上往往都会成为这些国家殖民拓张的先期工作。例如，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 -1905）于1868 -1872年在中国进行了长达4年的地质、地理考察，后写成五卷本巨著《中国 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China, Ergebrnsse eig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iindeter Studin,简称《中国》）。他的考察和研究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地学思想和方法， 翁文灏曾叹服“李氏于数年之间而造成中国地质学之主要纲领”，并坦承“李氏之成就，而节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时间”（48）,但李希霍芬对于中国矿产及海港形势的考察，直接引发了德国对胶州的觊觎之心。对此，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李）氏游历以来，胶州早已非我有矣”。（49）

正是充分理解了地质学研究和国族身份之间的关系，章鸿钊在冷静的学理分析之外， 对近代中国在地质学方面的落后感到异常痛心疾首：

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 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 也，己可耻矣！（50）

民国元年，章鸿钊写出《中华地质调查私议》，“痛陈中国调查地质之重要,并建议着手之计画,以备在鼎革之初，随着新兴的国运即开始工作” 。章鸿钊对地质学的理解,与洋务运动以实利为主的出发点有根本区别。他明确指出“调查地质有学理与实用二途”，从学理角度强调中国地质研究对于东亚地质学发展极为关键，因此“我炎黄华胄至不能 以数千年生息饮啄之土地自开发而濬明之，则群将訾我为世界文明之污辱,而欲免东大陆不肖子之称也难矣”，并进而强调,即便地质调查结果并无实利，“而吾犹必以贡献真理为 地主应尽之谊”。（[45],87页）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就开始设立实业部矿物司地 质科，由章鸿钊担任科长，中国出现了以“地质”命名的机构实体。此后中央地质调查所、 地质研究所相继成立，地质研究与教育同时并进，中国地质学走上科学化、体制化发展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2年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在比利时召开之时，中国地质学发展已经初见成效。除了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大会的农商部佥事、地质调查所会办（副所长）、代理所长翁文灏之外，中国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以及当时中央地质调查所聘请的瑞典专家安特生、美国专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 1870 ~ 1946）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中国代表团此次提交参会论文4篇,分别为翁文灏与葛利普合著 《中国石炭纪》、丁文江所著《云南地质构造》、翁文灏所著《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和安特生所著《华北之新生代地层》。（（3）,84 -85页）这4篇论文均以中国地质构造或变迁为题，并非对矿产资源的汇报,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地质学科从此已经从洋务派对采矿实务的关注,发展到一个学理探讨并重的阶段。中国地质学的成熟,也使得此前西方列强一度以地质勘探考察的名义，觊觎中国资源的做法很难再行得通了。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地质学科的建立,可被视为民族国家自保的一种科学手段。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会将参会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席地质学家村上钣藏（Hanzo Murakami）的研究列于中国名下，而不再按照1913年多伦多会议的做法，将“满洲”单列出来。对此，沈德容评论说:“中国政府无法阻止日本入侵东北各省，但是地质学界却已经决定，要将地质发现各归其位”。（（19）,250页）由此可见，科学话语界定国家疆界、维护民族身份之力，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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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以20世纪初三次国际地质大会作为观察近代中国地质学科初创时期发展变迁的窗口 ,通过一手史料考证中国派员及参会的情况，钩沉被湮没和遗忘的第一代中国地质学人资料，并从这几次国际地质大会中国代表沉默的历史中,反思科学话语权力与国族身份之关联。1906年，中国拟派外交官员参加在墨西哥城举办的第10届国际地质大会，将 其作为一次外交事件而非学术会议，反映出近代中国初涉国际学术交流的尴尬。1910 年，在瑞典举办的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从中国派出的同文馆留德学员金大敏身上，可以看出晚清末年洋务学堂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来推动新式教育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在当时的现实政治和官僚体制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1913年，多伦多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的中国代表背景不一,但都是较早投身于矿冶和地质研究的优秀的中国学人。邝荣光为第一批留美幼童，从开平矿务学堂学成之后，成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黄伯芹自费从香港前往美国，刚刚开始矿物地质专业的硕士学业;王臻善已经开始攻读地质学博士学位,正参与美国科学家的实地科考。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与会代表后来均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除了学界非常熟悉的中国地质学先驱邝荣光之外,就笔者能够查证的资料,参加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的金大敏后于1921年1月28日被任命为北洋政府农商部“技正”。（51）参加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的黄伯芹在康奈尔大学非常活跃，曾是康奈尔科学荣誉学会(Sigma Xi)的成员，提交过有关中国地质学研究的论文(52)，并在中国科学社的筹办中发挥过重要作用(53)。王臻善1916年学成回国，1916至1923年期 间，在第一届北洋政府农商部应用地质科担任矿业技师（54），负责调查了山东牟平莱山、招远玲珑、平度旧店金矿地质及开采情况（55）。

当年,这些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地质大会的留洋学子和地质工作者们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并没有在大会上留下如1922年翁文灏那般让世界地质学界刮目相看的表现,但他们作为第一代中国地质学人，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亮相本身，是中国地质学正在萌芽和发展的最好证词，而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努力，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参考文献

1 夏湘蓉，王根元.中国地质学会史(1922 ~ 1981)[M].北京：地质出版社，1982.

2郭金彬.中国科学百年风云：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

3李学通.中国学者首次参加国际地质大会经过及影响[J].科学文化评论，2018, 15(2)：80 -90.

4 丁文江.丁文江文集[C].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20.

5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69.

6宋广波.丁文江年谱[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 59.

7外务部致墨西哥驻华代使阿拉达米拉依那秀照会[G]//李国荣.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5卷.扬州：广陵书社, 2008. 2747.

8墨西哥驻华署使胡尔达致庆亲王奕助照会[G]//李国荣.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5卷.扬州：广陵书社, 2008.2751.

9外务部致兼使墨西哥大臣梁诚咨文[G]//李国荣.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5卷.扬州：广陵书社，2008. 2758-2759.

10兼使墨西哥大臣梁诚致外务部咨呈[G]//李国荣.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5卷.扬州：广陵书社，2008. 2765 -2769.

11李春辉.近代拉丁美洲的华工问题[J].近代史研究，1981, (4) : 166 - 167.

12 Boletin oficial de la Secretari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Volume 21 [G]. Secretari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Mexico.1905.207.

13 Appointment of a Chinese Ministee [R]//Congressional Series of UnOeC States Public Documents. Volume 4694,1904.94.

14赵尔巽.清史稿[M].第16册.卷160.北京：中华书局，1977.469.

15 Martinez M, Felipe L, Riart OP. The 20th Internationa) Geolooy Congrest, Mexico 1956 [J]. Episofes. 2009,(32. 3):194〜207.

16瑞典驻华公使倭伦白致外务部信函[G] // 李国荣.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5卷.扬州：广陵书社，2008. 5651 〜5652.

17 Compte rendu de lXI: e session du Congreo geologioue international (Stockholm 1910) [G] . Kunyl boktryckeriet, P. A. Norstedt & sonee, 1912. 20, 80.

18韩琦.从矿务顾问、化石采集者到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科学活动[C] // 法国汉学.第18辑.北京：中华书局，2018. 30.

19 ShenG Y. Going with the Flow: Chinese Geology, Intemational Scientific

Meetings and Knowledge Circulation[C]// Th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Between Rritain, India and China. Brill,2013.

20 徐健.晚清官派留德学生研究[J]. 史学集刊，2010,(1): 72 ~79.

21苏精. 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M].上海: 上海印刷厂(自印本), 1985. 235.

22恭亲王， 等.奏设同文馆折(附章程)[G]//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118.

23 Chronik der Koniglichen Friedrich -Wilhelms-Universitit zu Berlin fir das Rechnungsjahr[G]. 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1903.75.

24 Sundquist B, Christer N. Science and Honour: The 11 th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in Stockholm 1910[J]. Epi-sodes-Neusmagaz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logical Sciences, 2004,(27. 4 ): 287.

25 Members( July 21)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12th, 1913: Toronto,Ont.) [DB/OL]. (2019-04-20) [2019-04-30].

http://archive .org/details/membersjuly21 num00inteuoft

26 Congrès Géologiques International, Compte-Rendu de la XII Session,

Canada[G]. Ottawa: Government Printers, 1913.

27 The University Records[G]. Ithaca: Cormell University, 1910. 746.
28 Catalogue No. 1912-13 [G]//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ume IV, No. 16, Ithaca: Cormell University,1913, 111.

29 A Student in China[J]. The Lafayette Weekly, 1884, (10-11): 54.
30 “Kwong Young Kong”,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Connections

(1872-1881)[DB/OL].(2019-04-20)[201904 -30].

http://www. cemconnections. org/ index. php? option = com_ content&task = view&id =92#FN11

31 吴凤鸣.中国早期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人物、成果及其历史和影响[C]//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第20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北京: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2008. 47-68.
32 Catalogue and General Announcement, 1913- 1914[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14. 317.
33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s, numbered 1-8030, 1862 - 1938[G]//The

List, Volume 1. New York: Archives publishingcompany, 1944. 148, 170.

34 Annual Report[ R ].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1914. 128.

35 瑞典驻华公使倭伦白致外务部照会[ G]//李国荣.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10卷.扬州:广陵书社, 2008. 5653 ~5656.

编辑：李家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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