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互照：陶潜的隐居理想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愿望
人境互照：
陶潜的隐居理想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愿望
张敬珏著
李汉平译
尽管陶潜（又称陶渊明及五柳先生；365一427）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一 1882）所处的时代与大陆不同，两者却分别开创了中国与美国的田园诗派。陶潜为六朝隐逸诗人之首，开一时“回归田园"之风气；爱默生（携其思想的追随者亨利·大卫·梭罗及惠特曼）则开启了美国的超验主义。其深远影响不止于本国，甚至到达了对方的国度。为陶潜所感染的不仅有唐宋诗人如李白、杜甫和苏轼，也包括美国在20世纪50及60年代的“垮掉派"作家@。对爱默生推崇备至的则不仅有欧美名家如梭罗、惠特曼、托马斯·卡莱尔及尼采，也包括侨居的华人作家如高行健及哈金。陶潜的隐居理想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世界观有颇多共通之处：二者都笃信自然环境与道德愿景，乃至自然与永存的孤独之统一；二者都将独立生活置于遵从社会、贝才富及名誉之上。然而他们在对自我、自然及社会之关系的理解中，涉及的“自我" 与“自然"的概念截然不同。对陶潜而言，自我存在于乡野之间自然的和谐之中；对爱默生而言，天授的智慧为人类及自然所共有，然而唯有不为知识所束缚的开阔之心才能领略宇宙的深邃内涵。尽管两人均反对公共服务及政府干涉，然而所采取的方式却不尽相同。陶潜毅然辞官，“回归"乡野一一其津津乐道的“天然"的归宿；与之相反的是，爱默生从未停止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为对抗不公平政策而大声疾呼。
通过对选定的陶潜及爱默生的作品的分析，本文将展示他们共同的精神直觉及审美偏好、他们对自然的向往，以及他们对个性的不同了解及对公民社会的回应。本文的第一部分将从他们与自然的亲近及对社会和政治的厌恶角度出发，论述陶潜在隐逸生活中的道家倾向以及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第二部分将考察他们作品中生态观与本体论的情景交融。第三部分将对比他们对于自我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第四部分将对比陶潜的遁世主义与爱默生的行动主义。最后将展示两位文坛巨擘在精神及风格上的异曲同工之处。
陶潜与爱默生都相信人类应以自然为中心而非以社会为中心。他们相互间对于人类精神层面与自然的亲密联系的信念似乎源于道家思想。陶潜的时代起于汉末大厦将倾（220），终于隋初统一南北（589），尤以战乱仍频，时局动荡而闻名。他寄情于贴近自然的简单生活，痛斥政治及商业对此的不良影响。辞官于乡野田间生活时，他践行着谦卑、温润、顺从、恬静与知足等道教美德。他在自传《五柳先生传》中自称：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他的道家倾向在以下诗句中表现尤甚，如“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以及他一以贯之地将个人自由与自然相结合。 正如其自传性的“归园田居五首"中所述，他将城市中的事务生活视为束缚自由的“尘网"或是“樊笼"，而将乡村视为其天然的栖息之所：“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道家哲学似乎在爱默生身上也得到了体现，不过他是否读过《道德经》还有待研究。然而关于爱默生熟知印度教及儒家经典一事，已被Frederic Ives Carpenter 及Arthur Christy撰文指出。Lyman v Cady则进一步指出，“梭罗对东方文献的了解始于其1841年寄于爱默生家中的经历"，并且爱默生私藏的东方相关书籍中包括了Joshua Marshman的《孔子著作》0809）以及David collie的《中国经典著作，一般称为四书》（1828），后者同样也是儒家经典。爱默生显然也读过法译本的中国经典著作。Christy指出法国汉学家Jean Pierre Abel Rèmusat（1788一1832）的名字“经常在爱默生及其门生嘴边提起"；爱默生甚至在其笔记中指出Rèmusat的《中庸》0817）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更具前景的自然观。尽管《中庸》也是《四书》的一部分，还于1823年在《亚洲学报》上出版了评论“老子思想与柏拉图及毕达哥拉斯相似之处"的《老子学说摘要》一书。鉴于爱默生的阅读面之广以及他对Rèmusat其他作品之熟知，他可能读过这篇评论，而与Carpenter的断言 “（爱默生）他从未读过《老子》"相违背。David T.Y. Chen[陈]在“梭罗与道教"中指出，Libraire Orientale于1831年出版了另一个道家经典的法译本，即G. Pauthier的《论老子所创道之教义的起源和传播》；该书出版时间与爱默生的时代相符，Chen认为梭罗应该读过此译本。如果这样的话，梭罗的导师（爱默生）不可能未读过其内容。
笔者并非汉学家，不敢声称任何老子对于爱默生的明确影响。然而超验主义中最让人难以捉摸的概念之一是关于一个包罗万象的一切智慧与直觉之精神起源，极易让人联想到《道德经》：“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呵！似万物之宗一一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 《爱默生散文精选》一书的译者程悦竟干脆将爱默生对先天直觉的反思翻译为“道"：
道者无名，无色，无手足；至小无内，至大无外；万物归道，道主万物；无耳可闻，无目可视；无足而行，无手而握。
无处不在而又无始无终的精神是爱默生论述的前提，这的确让人不由得想起老子所谓之“道"。《道德经》的英译作者辜正坤指出：“以；道'为立论基础，道学理论可分为联系极为紧密的四大部分：（1）道体论；（2）道法论；（3）道知识论；（4）道用论“无独有偶，爱默生的“直觉"也兼具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及实用性这四种维度。
尤值一提的是，在陶潜及爱默生的作品中，老子关于自然规律的概念以及“大成若缺，大冲若盈”的辩证思想俯拾皆是。不论是中国诗人还是美国泰斗都乐于从城市的喧嚣中抽身，逍遥乎山野之间，不受世俗财富、权利或责任的支配。在陶潜的乌托邦式寓言《桃花源记》中，一位渔夫顺流而下，发现了一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渔夫去船沿小径而行，误入一座由前朝避乱人们所建的村落。此处人皆平等，不受奴役，以务农与养牛自足。其后渔民不顾当地人的意愿，回乡后将桃花源告知知府。然而当知府另派专员跟随渔民再去寻访时，他却再也找不到这仙境了。陶潜以这种方式暗示桃花源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在这篇寓言中，统治阶级应对社会的大部分罪恶负责，官场与贝才富都被诗人视为腐败的代名词，。陶潜本人从晋朝辞官务农至63岁身故，寄情乡野22年；他以一句尖锐的决绝之语闻名于世：“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乡里小儿？”
尽管爱默生从未当过公务员，在其大约30岁的1832年，他放弃了基督教上帝一位轮派牧师的优差，“没有任何承诺保证他将再被雇佣。"自欧洲旅行归来，他在康科德郊外的农场赋闲在家。如同陶潜，他将公共生活视为向社会整体的屈从，并呼吁直接与自然相接触。他对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及国家法律不以为然：“智者知道愚蠢的立法犹如沙铸之绳，在扭曲中化为灰烬；国家必须遵从而非引导公民的个性与进步。" 换言之，个人应当遵从自己的本性，哪怕它们与政府法令相悖。
爱默生关于孤独与自然的深思，与陶潜隐居的思索一样，都基于“假设中集体、组织与世俗的领域与个人、自发的与内在的领域之间的对立。"陶潜认识到自我与自然之间有一定的亲密联系；爱默生则发现了“在乡野间某些比在街道及村镇中更为亲切与原生的东西"，认为与自然相接触对超逸与自我大有裨益：
要进入超逸境界，人不仅要远离社会，也要走出住所。我在写作或阅读时从不孤独，即便身边无人做伴。寻找超逸，请仰望星空。那远渡天国的圣光，足以把你我从世俗的感触中抽离开来。一一这星群将唤起人们心中的崇敬，只因它们就在那里，却又无法触及。
这段话表明超逸是这位人类教师在体悟自然时的一段崇高的经历。正如陶潜把周遭田野赞颂为“隔离城市靡靡之音并使其重拾自我"的所在，爱默生也推崇自然让人恢复自我的功用：“对于为工作或公司所摧残的身心而言，自然是一剂恢复身心的良药。那些为世俗奔波的商人与律师，一旦从喧嚣的街道走出，远望天野，便又恢复了人之为人的本真。” 两者都相信，人类通过与自然的交流，可以触及自己最神圣的本真。
自然的这种治愈与恢复功能，其意义不止于生理。陶潜与爱默生不仅向自然探求存在、知识与道德教化的答案，更找寻着诗句与哲思的灵感。二者都在郁郁葱葱的田野间找到了自由且自尊的生活方式。陶潜在《九日闲居》中深思道：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
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
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诗人寄望读者学习菊花的恬淡风度（纵然即将凋谢），而非哀叹壮志未酬或是在暮年日渐消沉。将生活沐浴在每日的朝阳之下，人可从自然的余韵中，得到笑对死亡，甚至关乎永生的启示。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勾勒了如下的画面：
”五柳"“指的是先生家外的灌木丛。尽管收入微薄，先生却因已成为一个自由幸福的个体而喜不自禁，将名利抛诸脑后。他将自己与传说中尧舜治下的幸福臣民相提并论，因其悠然的生活方式暗合圣王时代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
自然也向爱默生提供了俗世帝王所难以企及的精神体验：“借我朝夕的健康与时光，足以令王室的浮华黯然。黎明的晨曦砌起我的亚述，新月与落日的余晖交织着我的帕福斯。"奢华的排场在自然的恩惠面前相形见绌。玫瑰之于爱默生的心灵体验，犹如菊花之于陶渊明。在写下下述文字时，他也许想起了圣经中那既不操劳也不焦虑的“园中百合"：
“人是怯懦而谦卑的；他宁可引经据典也不敢直陈；我认为' '我就是'。他应在坚韧的劲草与怒放的玫瑰面前感到羞愧。这些我窗前的玫瑰从不依从之前的玫瑰抑或更为美丽的玫瑰；它们为自己而存在；它们与上帝共存· · ·一然而人们或于当下拖延，或沉湎于过去；他们目光所及，不是过去便是未来，唯独不知活在当下。唯有忘却时间，与自然共度每一个当下，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与坚强。
坚韧的劲草与摇曳的蔷薇向人们诉说着如何恬淡地活在当下。人们也可沉浸此间，而非将自己与贤者比较，或将自己交诸古老的权威，为过去而后悔，抑或为未来而担忧。对陶潜及爱默生而言，自然所赐予的财富胜于一切世俗满足与赞誉。然而爱默生将这种财富与皇家的荣光相提并论（并且犹有过之），陶潜却视之为在圣王时代生活的荣幸（与前者以皇家统治者作喻相反）。此处细微差别也许正体现出陶潜对道家文化的修习更为彻底。
栖息于自然之间并非仅提供生态环境的恩惠，也对修身养性大有裨益一一一而这正是陶潜与爱默生的共同目标。二者都将自然视为理想的自省之所。他们置身自然之中，既非原野中彷徨逍遥的旅客，也远非不合乎世俗的“高贵野蛮人"；只是在郊外住下的谦谦君子，在渔樵耕读间不觉老之将至。陶潜的茅草屋中的藏书汗牛充栋；爱默生宽敞的私家图书馆从其日记的目录中便可见一斑。陶潜自己承认有时研究太过专注以至“欣然忘食"。他在《读山海经》中记下农桑过后读书聊作奖励的经历：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阅读《山海经》时得到的那种不可言喻的快乐共鸣，与《山海经》中充满他所钟爱的自然之描述是分不开的。
除了提供一种正确生活的蓝图之外，陶潜及爱默生眼中的自然也提供了一种远比世俗礼仪或传统道德深刻的伦理观（无论是源自道家思想还是超验主义）。《桃花源记》的故事发生在与世隔绝的乌托邦中，远离腐败的官员、冷酷的贵族及贪婪的商人。陶潜的诗歌同样表达了一种自然环境与道德心境，乃至自然贝才富与道德福祉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咏贫士》中，他将奢靡的官僚生活视为顽疾，与学者与 安贫乐道的朴素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
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
刍槁有常温，采莒足朝飡。
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这首诗尤以最后两句，彰显了道家著名的“大盈若冲"的辩证思想：“曲则全，枉则直，本现出 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一而这 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陶潜于此暗示，简陋的住所与卑微的身份往往身自然 蕴含着“太上之德"的真意。陶潜的安乐之所隐于远山孤村之间，不仅得享自由清是在 新之空气，更得以远离政治及经济压力。然而诗人并不刻意淡化清贫生活的困难。 F牛充 感叹严寒及饥饿滋味的诗句依然可以见诸《咏贫士》，然而他却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来宽慰自己。
爱默生同样地蔑视世俗的占有与支配。他描述的生态环境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样类似于一种道家的辩证思想：“农夫们往往羡慕权利与地位，却不知总统为白宫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通常会失去所有的安宁，乃至人之为人的珍贵秉性。" 他的宣言意味着建筑的恢弘与政治的地位可能与内心安宁及个人操守背道而驰，这也许受到了基督“登山宝训"的影响：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马太福音第五章2-8节）
其中饥饿者将获饱足的愿景与道家格言“洼则盈"若合一契。与“登山宝训"中许种远 诺将在天国得到迟来的物质满足不同的是，《道德经》推崇当下的清心寡欲，这种《桃 思想常见诸陶潜与爱默生笔端。陶潜回避世俗利益及政治生涯，旨在修身养性；爱默生则认为“所谓自助，就是要摆脱对财产以及保护财产的政府之依赖'' 。
如同陶潜一样，爱默生将自然推崇为“理解知识真理的大门“并认为每一个“自然过程都蕴含着一条道德戒律。道德律处自然之中而向外延伸，影响着万物的生长”。
因此任何自然景观都足以令人收获道德的教化：
自然蕴含着道德真理；自然的规律为人们演绎道德法则。渔夫可从风浪冲刷下岿然不动的磐石身上学会坚守逆境，乃至“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胆识；旅人可从蔚蓝天际学会从容，乃至“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之气度。
爱默生从自然收获的最宝贵的经验乃是学会“自助"：“自然从不为无用之事劳心。行星的兴衰起落，古木的随风而止，乃至动植物的一切资源都是对自助'的良好注解，因而它们也拥有；自助'的灵魂''。他坚定地奉行“我必须要去做的是，那些与我的生活切实相关的事情，而非别人认为我必须做的事情。心如陶潜一样，他也反对促使人们汲汲于名利的社会压力。“社会是一个股份制公司“，一其中每位成员同意，以牺牲自由及文化为代价，换取各自的财产及生命保障。而这种契约社会最为欣赏的便是顺从。岫助'正与其对立。"之后便是那句经久不息的结论：“我们做人，决不能做一个顶民“ “除了自身心灵的完善之外，没有什么神圣之物。自我解放吧，回归原初的自己，也就必然得到世人的认可。"爱默生想必会对陶潜“远离俗世喧嚣，恢复本性，务农以自足''的决定青睐有加。
爱默生笔下具有超验性的概念“自助''与陶潜身上关乎精神独立及自给自足的隐逸思想有颇多共通之处，更在对抗官僚机构的立场上如出一辙。教条、财产、政府、因对过去的后悔及对未来的忧虑产生的不满一一爱默生认为这些有损于自信，陶潜则视之为得道之路上的阻碍。二子都奉行“大盈若冲''的辩证思想，摒弃物质享受、苟且偷安或奴颜婢膝，置身于自然生活之中。
陶潜及爱默生笔下自然、自我及独立的定义与相互关系中，既有惊人的巧合，也有尖锐的分歧。二子不仅强调自然及独立的重要性，也将研究自然及认识自我的重要性等量齐观。但是他们关于自然及自我的想法不尽相同。陶潜将自然看成远离封建管理及政府行为的避风港；个人唯有置身乡野，才能培养其淳朴气质，而人类也不过沧海一粟，终将化为尘土。对爱默生而言，正是人类的心灵才能觉察外部世界的意义并从其启示中受益。他既预期达尔文的进化论将以人类作为自然所能激励的最高进化形式，又同时以违背进化论及传统一元论的姿态指出：“吾心即上帝。"陶潜理想中的自我生活在与自然的和谐之中，爱默生则寄望“自助"的个体来解释世界，于混沌中重建秩序。一言以蔽之，陶潜欣赏的独立限于“采菊东篱，悠然南山" 的田野乡间；爱默生则无此约束，而认为“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陶潜虽将自然及独立与乡野联系起来，但不意味着他要与世隔绝。他对独立的理解包括远离政治及商业中心，却并不排斥家人或朋友们。正如他在《归去来辞》中所说，尽管表明“请息交以绝游"，却依然“悦亲戚之情话" 。他的田园诗表述了一位农夫为亲属辛勤工作的场景：“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綆粮。" 陶潜同样会记下儿孙满堂的喜悦之情：“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此外，也有关于他与邻里朋友共饮的描写：“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陶潜是中华文化意义上选择置身乡野的“隐士"，然而依然为人所闻。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乃是从心所欲的自由，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歌颂的一样：
无论将化作春泥，汇成小溪，抑或回归大地，此处的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陶潜及爱默生所共持的一种自由精神便是首先要忠于自己及内心的指引。就像陶潜不愿为生计奴颜婢膝一样，爱默生也拒绝讨好他人：“如果你地位高贵，我会去敬爱你；如果你地位低下，我也不会用伪善去伤害你一一当然，这样也许会伤害他们的自尊，但我不会为了他们的情绪而放弃我的自由与追求自由之权力。"他认为诚实与自由的地位远远高于聪慧。他将倾听内心的声音，并顺应这声音，做“任何让自己愉悦之事"。他们都不愿对厌恶的人假意逢迎。正如陶潜兴之所至，偃仰啸歌，爱默生也会忠实于任何来自本心的呼唤。
对二子而言，自然都是了解自我与外界的知识宝库。爱默生写道：“大自然对于人类心灵的影响是第一位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太阳每一天都普照大地，日落之后则是夜空和星辰。风一直在吹拂，草一直在生长。男人和女人每一天都在交谈、观察，或是被观察。在所有人之中，学者是最受自然景象所吸引的。" 他坚信自然与人类灵魂本出同源，因而人类思想的规律也暗合自然的法则。在这种意义下，古训“认识自己"与现代戒律“研究自然''相互交织，不分彼此。
然而由于爱默生并非专业的哲学家，他并不重视思想体系的一致性，要明确阐发他的思想并非易事。尽管爱默生在1836年的处子作《自然》及其1837年的著名演讲“美国学者"中均指出，户外正是孤身清修与学习的理想场所；他又在四49年一篇同样题为《自然》的散文中认为，自然是无处不在的：
有鉴于此，自然与独立不再拘于乡野田间。目光所及，皆是自然，虽奢华香闺亦复如是，以其中象牙、丝绸尽出于自然之故。自然甚至在此文中升华为“思想" “自然是一种思想的化身，然后，她又会转化为另一种思想，就如同冰会变成水和气一样。她将自己的笑靥给予了晨曦，将自己的精华化为了雨水。每一个时刻和物体都有启迪作用，因其在每一种形式中都注入了自己的智慧。"敏锐的心灵可从外部的任何事物中受到启发，无论在室内或是城市。普天之下莫非自然。
如果说爱默生在后期将自然的外延大为扩展，那他对独立的理解，则逐渐与自助相结合，并愈加变成了一种内在自我的功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世人的观点来生活很容易；在隐居的时候，遵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也不难；可是，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当他身处于稠人广众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超逸。" 此处的超逸几乎就是独立的同义词。这种唯我的心态，与不为众议所动摇的坚定信念相结合，即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
爱默生因此在坚持自发的独立上比陶潜更为深远。与中国诗人从不排斥亲友不同，爱默生宣称出于精神层面自助之必要，个人必须排除任何外界干扰，至亲也不例外：
与陶潜将家庭责任常系于心不同，爱默生认为个体在超验精神召唤之际，应将一切其他要求抛诸脑后。乐于“保持状态"似乎是一语双关，表达的是思维状态和独立状态：个体将自己的思维状态保持在相当独立的高度，就像具有独立人格者不会顾及他人一样。这种远离双亲、兄弟及朋友的自我隔离与12岁的耶稣对母亲的作答遥相呼应，后者借此表达了自己作为神的儿子的独立身份：耶稣瞒着父母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住下，面对母亲的责备，他回应道：“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9节）。犹如基督在回应中表达了他与上帝唯一的关系超越了与世俗父母的关系一样，爱默生也建议个体应当把服从自己的灵性放在首要的位置。
尽管陶潜及爱默生均将自然视为指导个人的导师，两者却在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上存在分歧。正如陶潜笔下最终投身于自然的诗句所表明，他赞同道家的世界观：“人类并不因智力差异或者情绪波动与自然所隔绝，而是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人因而与自然融为一体，恬静悠然。正如中国水墨画中，总是大写意地勾勒山水，间或用一鳞半爪的墨点表示人物。
与自愿隐于田园生活中的陶潜截然相反，爱默生将自然视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但受人类所支配：
这种自然为人类服务，并由人类将其改造成更有用的思想，与道家 天人合的主张背道而驰。引文末句将自然视为人类可感知的意志，这种狂放的思想绝不会出现在陶潜或任何中国传统诗人笔端，纵然豪迈如李白、苏轼也不例外。爱默生把开明的人视为“有限的创作者"，他们的思想境界凌驾于自然之上。然而在懂得利用天赋的智慧之前，这种相较于自然的优越性仍是一片混沌。因此，尽管人们可以从自然中学习，他们应当首先利用天赋的智慧研究宇宙及其意义，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洞悉自然真正的奥秘。
距陶潜数百年的爱默生在论及对世界的理解时，也引入了自然科学的知识加以佐证，正如其在1849年《自然》的题词中所述：
A subtle chain of countless rings,
（生命之环，首尾相衔）
The next unto the farthest brings;
（比肩接踵，直至最远）
The eye reads omens where it goes,
（一眼望去，吉兆连绵）
And speaks all languages the rose;
（玫瑰花开，万语千言）
And, striving to be man, the worm,
（蝼蚁向前，争赴人间)
Mounts through all the spires of form.
（生而为人，万物之巅）
此诗粗看之下颇合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世界观（"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但是细细品来，它非但不完全像伊丽莎白时代一般守旧，还颇有之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味道。与把人类描述成不断沿天梯向神圣的宇宙攀登所不同，爱默生笔下的“人类"本身就位于世间一切存在的顶端。此外，尽管自然界的万物如玫瑰及蠕虫本身便蕴含着基本的教诲，然而必须经由人类的感知才能体会并赋予这些教诲以真正的意义。如果没有人类直觉对外部现象的认识，自然本身并不能传递任何信息。
鉴于爱默生认为人类具有神性，其对自我修养的理解与儒家或道家典籍中的截然不同。在儒家文化中，修身养性常常与自制、自省乃至自我牺牲以及学会端正自己在社会及政治阶级中的地位有关。尽管道家给予个体以精神层面的足够自由，然而道家意义下浩瀚宇宙中“渺沧海之一粟"的自我，绝无法脱离自然独立地存在。在Joseph Levenson及Franz Schurmann笔下：
这种道家的取消自我独立性的思想,在陶潜诗歌中屡见不鲜,却正为爱默生所深恶痛绝。
东西方对于“自我”与“自我及自然之关系”的不同理解从陶潜及爱默生的作品中便可见一斑。William Acker对于陶潜诗歌的翻译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Renouncing my cap of office Ⅰ will return to my old home,
(投冠旋旧墟)
Never more entangled with love for high position.
(不为好爵索)
Ⅰ will nourish my REAL self under my gates and thatch,
(养真衡茅下) ,
And by doing this be all the better known.
(庶以善自名)
这句译文“ Ⅰwill nourish my real self" 并不符合原文“养真”一一一修身养性,保持本心 一一一与西方译者眼中“真实的自我”不尽相同。在中华文化中，自我与真理是同出一源的, “自我”不可脱离“真理”而存在，绝对不是唯我独尊。也就是必经修身养性方能格物致知的意思。陶潜认为亲近自然的生活有助于修身养性正是因为 “自我”可以置身其间。在同样的语境下,那句被译为"be the better known" (庶以善自名) ，其实意味着“我可达到'善’的境界”。在这里“善”很可能是名词而不是动词。诗人所追求的，绝非世俗的名誉，而是“善”的心境。陶潜落笔时或许想起了《论语》中的教诲: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陶潜在下文中点出了一时之名誉与其理想追求的区别: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他意识到一时显赫终将消散，唯有仁者方可留名。此外陶潜也感叹“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A.R. Davis对这几句的译文“I'll cultivate truth ' under a cross—beam door' ; / So may Ⅰ make myself a name for goodness ”一一尽管仍有瑕疵,然而庶几接近原意。
在陶潜笔下蕴含隐逸田园、清心寡欲的“独立”，在爱默生笔下则与学者的独立性休戚相关。在他看来，自我修养的功用在于使人坚定信念，远一时之俗气而甚至蔑视先哲之教诲，不为同侪间的质疑所动摇。爱默生并不将人类视为宇宙中过眼云烟般渺小的存在，而认为“至人者一一处万物之中。此身安处，便是自然。"“没有什么比独立自主的灵魂更为伟大，无论世上的繁华，抑或自然的力量，都不及人的天赋。" 因为在爱默生看来，心灵可以脱离自然独立存在，所以他眼中的超逸并不必隐居山间：“只要保持独立思考，不论所处何地，均是友善而神圣的。此时即便住在闹市的诗人仍然可以保持隐逸的心境。大隐隐于市，只因心境的修养让他们不论周遭环境，均能遗世独立。"
爱默生青睐的这种于动荡中的独立与陶潜务实的自足式的独立泾渭分明。旨在呼吁个人相应自己内心的召唤，不为舆论压力或奢求公众赞赏所拘束，他写下了著名的忠告· “系马车于星辰"。他在《Society and Solitude》《社会与孤独》中两次使用这个关于恒星的格言 “生而为人，就应当每个需要劳力的场合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 “系马车于星辰"，“笑看自然界的诸神供你差使服务"。又有“系马车于星辰，让我们放下手中为生计操劳的琐碎工作……去做那些真正受神赞赏与荣耀的事。’前者常被用来表述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后者则激励人们有更高的追求，通常这一段被引用来劝诫人们胸怀大志。
尽管陶潜及爱默生都认为了解自己与了解自然二者密不可分，然而爱默生的行星比喻中所追求的崇高与完满与陶潜在乡间偶然享乐的谦卑姿态截然不同。爱默生总是信心满满，他宣称：“请说出你心中的想法，它便是宇宙的含义"以及“相信我们自己，你我的心跳终将振动别人的心弦。"陶潜则自陈“闲静少言"，而写作只是“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罢了。
两位歆慕田园的巨子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们对待世俗事务的态度。陶潜彻底从世俗社会中脱身，醉心于乡野山水之间。他为此不惜将名字由陶渊明改为陶潜一一 “潜"意味着隐藏或潜入一一标志着他决心把自己从公众视线中抹去，避免为社会所俗化。
Christy怀疑爱默生被朋友督促着做过类似的事："[Amos Bronson] Alcott也许恳求爱默生去一处果树园中修养，至于梭罗则选择瓦尔登湖。"不论是果树园还是瓦尔登湖都让人不禁想起桃花源来。Christy并没有想象爱默生在老子与孔子之间摇摆不定，而是引用了其于1843年的日记，推测出这位新英格兰的圣贤与孔子神交已久，”其弟子Alcott及梭罗犹如《论语》中的长沮、桀溺“：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 曰： 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擾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乌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尽管爱默生向往离群索居，他认为”一个天才的灵魂之所以回避社会，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洞察社会" ；尽管他坚持思想自由，他也谨记儒家关于对国家应尽之义务的教诲；尽管他反对政府机关的控制（“政府应当遵从公民的个性与进步，而非领导他们"），他依然在辞去一位轮派牧师之职后保持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
爱默生认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不该因现实的残酷而退却，反而应该迎难而上，于逆境中开创一个美丽新世界：
爱默生祈求大家不要从社会退隐，而应“怒斥与谴责社会的不良风气"，以消除进步道路上的障碍；以坚定社会总是由少数的圣贤向前推动的，如凯撒及耶稣；并且人人皆可成圣贤。圣贤可以改良整个国家机器，而非屈从于机器成为其一部分。
他进而在“美国学者''中阐释了一个开创性的学者所应有的社会责任：
对爱默生而言，思考与生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的社会责任是要去“鼓舞、提高和引导民众，使他们能够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洞察事物本质。" 他必须独立思考，并且放弃“人云亦云，接受社会时尚、教育及宗教所带来的愉悦"；他必须要忍受与世俗相悖的痛苦，忍受贫困、孤独，以及“来自于社会，尤其是教育界的看不见的敌意"。唯一能使他聊以自慰的，便是能意识到自己为后人留下充沛的智慧，执行着人类的终极理想：“为天下立心。" 有鉴于此，美国学者有义务将最崇高的思想与情感传递给社会大众。
爱默生始终以“为天下立心"为己任，成为了他那一代人中的先知与良心；他坚持将过人的天资投身于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中。Carl Bode指出，爱默生常常“以令人钦佩的公众形象示人"，他为了壮年时的三大政治议题大声疾呼：在格鲁吉亚驱逐切诺基人、对墨战争以及奴隶制。正如The Imperial Dictionary of Universal Biography的编撰者指出，“爱默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舍弃了安逸的城市，背离了恬静的森林，毅然占到了反对奴隶制一方。由此可见，爱默生始终将社会责任置于思想追求之上，这也是其生平及著作中留给世人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讨论了中美文学中两位巨擘的异同之后，笔者想转而谈谈他们的形而上学及美学思想一一一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同样深刻地影响了这些领域。尽管二子分别将道家思想及圣经奉为精神信仰并常伴左右，然而他们的作品中却鲜有关于死后体验的表述。他们的诗歌及散文清隽淳朴，并不引经据典，仿佛天然去雕饰的清水芙蓉，生长于传统中国及新英格兰。他们呼吁亲身体验与直观感受，而非萧规曹随或是摧眉折腰事权贵。二子都兼具着精神上的虔诚与对世俗的不羁；二者看似相悖，实则殊途同归。
诚然陶潜醉心于“道"，并视之为永恒真理，但他却回避庄子的一些神秘主义田想遑论那些求仙访道、长生不老的道教传说。他在《形影神》中写道：“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陶潜并不太相信来生。他在《归去来辞》中表面心迹“富贵非吾愿" 又时而反问自己：“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下面的挽歌让一切因人生苦多而挥之不去的疑问烟消云散：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这种情绪在《己酉岁九月九日》中也有表露：“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在作者笔下，人生由盛至衰，犹如一日间昼夜更替。尽管关于人生“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想法会让人抑郁，但作者反其道而行之，用其来激励读者摒弃一时虚名，真正地享受有限的人生。
陶潜主张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准则，正如其在《饮酒》中所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可谓“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前两句以具体的意向及朴质的语言自问自答，引出了乡村闲静的景象；最后一句则以充满哲理意味的自我分析作结（然而并非说教）。这句意味深长的尾联至少有两种解释。鉴于本作题为《饮酒》，诗人可能是醉意朦胧，因而不知从何说起。抑或此时诗人陷入了某种难以言表的心灵体验，如《道德经》中所述：“道可道，非常道。"陶潜反求诸己而得到的“道"同样超越了语言；他的顿悟一一也许趁着酒兴一一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饮酒》是陶潜自然清隽文风的代表作，融情景白描与人生思辨于一炉。他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中表示，自己行文并不追求华美文饰或旁征博引，并且“好读书，不求甚解"。由于语言质朴，陶潜历来为“文风奢靡的南朝文人所轻视，直到后世读者才逐渐欣赏其价值"。南朝推崇引经据典、纷繁复杂而又晦涩难懂的骈文，陶潜则与之相左，平铺直叙地使用乡土意象，于田园生活之中自成高格。在David Hinton笔下，“'道'引导着陶潜将自己的心声与当下的体验化作诗句，从而激发个人抒情一一一两晋以降的著名诗人无不受到陶潜的熏陶，并进而开创自己的风格。他深受唐朝诗人如孟浩然及王维的敬仰，以其“意象清新，文字质朴而不失太上之德，以及对田园生活的真挚热爱"。
陶潜将田园景象与崇高道德相联系的观点与爱默生不谋而合。后者曾宣称“自然乃是精神之符号，并且特定的自然事实对应着特定的精神事实“。事头上爱默生关于“超灵"或“永恒存在"的概念与老子及陶潜对“道"的理解不谋而合。虽然曾为一位轮派的牧师，爱默生在工作中不免提及上帝，然而他对超灵的理解却更接近于道家思想中“道''的普遍精神，而非任何基督教义中三位一体或个体的神。
道者……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它含义深远，难以言传。故曰，智者寡言我们可在荒野遇见上帝的神迹一一然而当我们试图去定义或者表述他时，一切语言与智慧都毫无用处，剩下我们如同傻瓜般无助。因为这种神髓不可用语言或文字记录。当我们真心地崇拜上帝时，自然最高贵的部分就犹如上帝的幻影。“道"借自然向人们诉说普遍的精神，也引领人们返璞归真，回到自然中去。
在下文及其他地方中，爱默生均体现了与道家辩证思想异曲同工的“难以言喻的真理"：“至高真理从未被揭示；也许它本就不可言传；因为我们所说的一切本质上都只是对刹那间灵感的模糊回忆"；“我的言语是冰冷而有局限的，它们无法承载庄严深邃的思想" 。这位超验主义大师的超灵假说让人不由得回忆起老子的道家教诲。二者有颇多相通之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人们皆可得”道“，无论出乎有意或者无心；品德与行为均表明人性与神性同出一源；通过修身养性，个人可以更接近“道''的精神。
与陶潜一样，爱默生也不愿对来生纠缠不休：“人们关心灵魂如何不朽，如何升入天堂……诸如此类……这些欲望促使我们急切地想要预知未来……上帝对此无可奉告！……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上帝的任意法令，而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犹如一扇被遮上帘幕的未来之窗……正是这遮蔽未来的帘幕，指引着现在的人们如何生活，以通向他们理想的未来。“爱默生以上帝的口吻，要求人们对死后事物“降低好奇心”并督促他的读者们集中精力于当下：“爱工作，也爱生活。“
在文体上，爱默生也与陶潜如出一辙，强调及时的诗意，使用形象的语言在洗练的文字中蕴含深意。在其《论自助》中甚至有与陶潜的《饮酒》遥相呼应的段落。陶潜并不怀念城市的车水马龙，反而偏爱乡野间的阡陌交通。与他而言，“道”内化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恬淡情境之中。爱默生同样也对与自然共呼吸的田园生活青睐有加：
文明人创造了马车，双腿却因此失去了功能。他们也靠拐杖支撑着，却缺乏独立行走所需要的肌肉。他们也许有一只精美的日内瓦表，却丧失了凭借太阳辨别时辰的能力……以下问题至今存疑：机器的运用对我们否无害；我们是否由于过于墨守基督教的陈规而忘其真义，并失去某些能量、活力与朴素的美德。
倘若爱默生回到陶潜的时代，也许他也会选择一处“而无车马喧”的偏远所在，学着修身养性，于周遭的自然中感悟人生的真理。
爱默生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不仅是一种道德共生的关系，而从微观世界（直至内心深处）和宏观世界（直至宇宙边际）的角度，也同出一源。因此，一个自律而自尊的个体就能够随时从外部世界中收获关于道德的感悟：
可见的创造是不可见世界的圆周边缘。与自然和谐的生命，对真和善的热爱将使人擦亮眼睛看清自然的内容。我们可能或多或少地了解大自然中永恒物质的原始状态，这样世界就是向我们打开的一本书，所有隐藏的生命和终极目的都变得意味冰长。
爱默生和陶潜一样善于从日常景观中获得灵感，爱默生认为，“自然中的每个景观都与人的心灵状态相对应，而那种心灵状态只能通过以图画展示自然景观的方式而得以描述”。除了太阳、雨、星辰、草叶、开放的玫瑰和上文提到的蠕虫，他还写出这样的奇文妙句“世界将其自身缩成一滴露珠……上帝以苔藓和蛛网等各种形式再现”。
如陶潜一样，爱默生嘲笑古人的权威性和受外国人影响的同辈人，并进以建议人们和大自然建立本真的联系。他在《自然》（1836）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难道我们非得有传统的而非当代的诗歌和睿智的哲学，前人的而非自己的宗教？在自然的怀抱中享受一季，我们沉浸在自然的生命之泉中，生命之泉也在我们的心中流淌……为什么我们要踏着前人的足迹而行，或者用陈旧的服饰来装扮活着的一代？太阳今天一样照耀。田野里有更多的羊和亚麻籽。到处是新土地、新人、新思想。我们要的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宗教。
在这段杰出的文字中爱默生哀叹对过去理论的盲目崇拜何如遏制了这一代人的创造力。他遵循自己的原则，很少从权威那里引经据典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是从例证丰富的自然中获取令人叹服的证据。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后，他把读者的眼光直接引向丰富的新世界，用简短有力的三句话结束他的演讲，把古人的思想看成冢中枯骨，把自己的直觉看成琅嬛福地，这些意象使得他的话更有说服力。这位美国学者认为不是先辈的书籍，而是大自然本身给人们提供产生哲学思想和创作诗歌的素材。每个人必须学会“发现并观察从他脑海中闪现的灵感，而不是吸收诗人和圣贤的思想光芒"。他之所以提到过去的名人只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把最大成就归功于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正因为他们不拘泥于书本知识和传统思想，才能够阐发出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所有人的思想。"这些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不受先辈和同辈的影响。
和陶潜一样，爱默生用简短而有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论自助》中，他总结道：
政治性的胜利，租金收入的提高，久病后的康复，故友的重逢……让你精神为之一振，以为好运将至。别妄想了。唯有自己才能带来安宁，唯有践行真理才能带来安宁。
这些句子用了笔锋突转的手法。爱默生首先用夸张、绕圈子的方式（亲切地用第二人称）对读者说了一句长长的，令读者充满希望的句子，然后用命令的口气结尾“别妄想了"。再以两个排比句来突出他的原意。这个掉尾句和调侃式的悬念类似于陶潜在《饮酒》中峰回路转的思想表达方式，既调侃又诚恳，以同样的方式先扬后抑。这两位大师的哲学思想和语言驾驭能力似乎是他们果断的个性和对大自然的崇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们这个充满社会压力和生态忧虑的物质时代里，陶潜和爱默生的话值得重温。尽管相距几千年，两人或许可称得上志趣相投，惺惺相惜：热爱田园和隐居生活，淡泊名利，蔑视权贵；陶冶情操，从大自然中获取知识和道德引领；坚守当下的精神信念；喜爱朴实无华的文风，不受经典权威之累。因为对“自我"的看法不同，两位大师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我和自然、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尽管两位思想家把对自我之真看成是他们对人类的责任，陶潜把自我看成是融入大自然的影子，而爱默生强调能发出神性智慧和具有更高道德境界的独特人文精神的重要性。陶潜只能在乡村追寻隐逸，而爱默生认为有真人之处必有自然，不主张逃避社会，并一贯谴责愚蒙的做法和政策。这两位隐居大师都深信人与自然的交流、都能感受到心境互照之微妙。他们把可见的世界看作一本鲜活之书，等待着敏锐的心灵去解读，无论是在今夕何夕的醉梦中还是灵光顿悟的那一瞬。
Works Cited
张敬珏（King-Kok Cheung），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英语系教授，加州大学在华中心主任（2008-2010；2015-2017）。
主编：李伟荣
编辑：郭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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