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湖女侠秋瑾的婚姻：包办的婚姻果然害人，直接酿制了一场悲剧

鉴湖女侠秋瑾：一个敢作敢为的革命者，其婚姻为何这么悲凄

鉴湖女侠秋瑾的婚姻：包办的婚姻果然害人，直接酿制了一场悲剧

秋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革命家，她的丈夫叫王廷钧。但令人遗憾的是，秋瑾和王廷钧的婚姻是一场悲剧。

一、父母包办的婚姻

秋瑾的父亲秋寿南于1895年将秋瑾许配给居住于湘潭的王廷钧。1896年5月,秋瑾与王廷钧结了婚。1897年6月，他们生了儿子王沅德，1901年10月，又生了女儿灿芝。

王廷钧，字子芳，比秋瑾小两岁。其父名王黻丞，是湖南湘乡县荷叶神冲人，同曾国藩是表兄弟关系，当过曾家账房，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发了横财，后来回家购买了数千亩的良田，并在湘潭县开设了“义源当铺”，其家亦随之迁到湘潭，成为富甲一方的一个封建家庭。

按照当时的习俗，秋瑾和王廷钧的婚姻可称得上门当户对。然而，这种由父母包办的门当户婚姻，并未给秋瑾带来幸福。秋瑾与王廷钧的性格、教养、志趣完全不同。秋瑾从小就随其祖父、祖母学通了经史、工诗、文、词，同时又好剑术、善骑马，性格“伉爽若须眉”。而其丈夫王廷钧却是一个“状貌如妇人女子”的纨绔子弟，因而秋瑾与王廷钧之间“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秋瑾婚后不久写的“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却怜同调少，感此泪痕多”等诗句，充分表达了她对这种婚姻的不满和痛苦。

1901年11月，秋寿南病逝于湖南桂阳知州任上，秋瑾的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葬。秋氏一家随即在湘谭租屋住下，不久即与王黻丞一家合资创办了一个“和济钱庄”。但是，由于秋家经商是外行，加之所托非人，这家“和济钱庄”开业一年多就被迫宣告破产了。秋家经济状况原来就不是太丰裕，经此变故，资产基本荡尽、一败涂地。刻薄成性的王黻丞父子对秋瑾十分冷淡，逼得秋家于1903年举家搬回了绍兴。

“和济钱庄”之变，使秋、王门当户对的婚姻基础消失，秋瑾、王廷钧夫妇的不睦开始有增无减，加上母兄的远离，致使秋瑾“欲将满眼汪洋泪，并入湘江一处流”，那时的秋瑾十分痛苦和寂寞。

不久，王廷钧花钱捐纳成为一名小京宫，1903年6月后，秋瑾随着王廷钧来到北京生活。

二、从冲突到决裂

秋瑾初至北京，“终日蛰居，非其所亲，见辄敛避”，那种心境正如她诗中所说是“室因地僻知音少，人到无聊感慨多”。后迁居南半截胡同，她结识了吴芝瑛，由此使她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秋瑾与王廷钧夫妇的关系也开始日渐恶化。

吴芝瑛，字紫瑛，号万柳夫人，生于1867年，卒于1934年。她“幼承家学，尤精八法”，是当时颇负盛名的书法家，诗词亦很有造诣，其思想也较进步。其夫廉泉，系王廷钧同事，户部额外郎中，思想开明，秋瑾与吴芝瑛相见恨晚，不久即立誓结成了“贵贱不渝、始终如一”的盟姐妹。尤为重要的是，这位盟姐家中藏有许多当时出版的鼓吹维新思潮的新书报，秋瑾读后，思想起了很大变化。

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不久，腐朽的清王朝将大量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致使民生日困，国势日危。秋瑾“目击心伤，思以改革为己任”，“所受刺激既深，持论亦益烈”。她在这一时期所作的《宝刀歌》《宝剑歌》等诗篇，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一改过去那种个人哀怨的诗风，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随着时局的变化，秋瑾再也不甘心过那种柴米油盐的琐屑的家庭妇女生活了，立志“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她摄有舞剑小影，并自号鉴湖女侠。

秋瑾的这种思想变化，自然与乐于吃喝嫖赌、混迹官场的王廷钧格格不入。 1903年中秋，秋瑾第一次身着男装，到戏院观剧，轰动了当时的北京社会，同时也招来王廷钧的一顿打骂。秋瑾一怒之下，走出阜城门外，在泰顺官栈住下。王廷钧“则又使其仆妇甘辞诱回，其种种举动更励于前，无一毫改悔之心”，致使秋瑾“居无室家之乐”。在当时维新救国、留学热潮的强烈冲击下，联系到自身不幸婚姻的痛苦体验，秋瑾逐步认识到妇女经济自主的重要性。她认为，妇女“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非游学日本不可”。当时与秋瑾来往的京师大学堂日籍教授服部博士之妻服部繁子，极力向秋瑾称赞日本女学之发达。于是，秋瑾决心赴日本留学。

秋瑾要赴日留学，当然得不到王廷钧的支持和帮助。相反，王廷钧还采用卑劣的手段，窃取了秋瑾的金首饰、珠帽、珠花等财物以阻止其东渡。但秋瑾毅然将剩下的首饰等物托人变卖，加上吴芝瑛等亲友帮助，终于筹集到留学日本必需的资金，于1904年4月，和服部繁子一起取道上海赴日本留学，从而迈出了她一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从此，秋瑾永远离开了王廷钧。秋瑾与王廷钧实质上的夫妇关系，就此无可挽回地破裂了。秋瑾走后不久，王廷钧便又新娶了一位新夫人。

秋瑾与王廷钧的夫妇关系维系的时间并不长。从秋瑾的诗文中，基本见不到有一字一句赞扬王廷钧的词句。秋瑾东渡日本接触到大量具有新思想的人物和革命开明人士；参加革命团体之后，她对王廷钧更是视若寇仇了。1905年，在写给大哥秋誉章的信中，秋瑾直斥王廷钧的为人是“行为禽兽之不若”、“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裤之恶习丑态”。在其所作之弹词《精卫石》中，她还塑造了苟巫义、苟方(显系狗无义、狗方的谐音）父子两个人物形象，用以影射和痛斥王廷钧父子。秋瑾宣称她对王廷钧的“街之刺骨，当以仇敌相见”，甚至要她大哥“例之今日文明世界，与之开谈判离婚”，虽然后来并未正式离婚，但秋瑾、王廷钧夫妇之间感情已彻底破裂，是确定无疑的了。

三、夫妇关系的余波

1905年，秋瑾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光复会和同盟会，并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积极投身于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1906年春回国，先是创办了《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后又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紧张地进行光复军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之奔走不暇。

1907年春，秋瑾为了筹饷购械，曾回到她视若仇敌的湖南湘漳王家，并视其所生子女，数日后即行返浙。关于此事的经过，秋瑾异母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说：“迨光复军组织成立，筹饷购械，益难为继,……先大姊目击心伤，深以为虑，谋之同志、急不择术，与竺酌先(绍康）等数人，率校役阿金、阿富，专赴湘潭。……时子芳(王廷钧之号)宦京未返，君舅健在。初以为怪，继念弱女子穷途来归，亦属事理之常，转慰劳备至，冀圆破镜。谈次悉姐近状，即界数于金，俾偿宿逋。姊受之，将伺机兔脱，而王氏监视甚严，行止未由自主。数日后，左邻某兰若演剧。姐欣然命驾，要娣姒往观。剧半，佯入静室更衣，乘间出走，与诸同志会合，立启碇扬帆而去。及王氏觉察，追已弗及矣。”

这是迄今为止所见秋瑾生前与王廷钧一家最后一次交往的记载。显而易见，秋瑾此次湘潭之行的目的绝非与王家和解，而是为了革命要取得王家的钱财而已。不久，光复军起义失败。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凌晨，秋瑾壮烈牺牲。

秋瑾牺牲后，先期归湘的王廷钧因悸致疾，于1908年去世。王家乃1909年8月，以秋瑾之子沅德名义派人去绍兴，9月间护送秋瑾灵柩还湘与王廷钩合葬。这显然违背了秋瑾生前与王廷钧决裂，死后“埋骨西冷”的遗愿。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5月、经多方努力，秋瑾方复归葬杭州西湖畔。这之后，湖南妇女界及同盟会呈准都督府拨长沙一祠改建秋女士烈士祠，所需经费则全部由王家负担。这两件事说明，尽管秋瑾生前对王廷钩一家深恶痛绝，但毕竟没有正式离婚，秋瑾逝世后，王家或出于某种考虑，对秋瑾仍是以儿媳相待的。

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少见的巾帼英雄，她在婚姻上却是不幸的。秋瑾的伟大，不仅在于她没有像旧时代一般妇女那样为不幸所压倒，而是顽强地抗争，毅然与其夫决裂，而且在于她离开王廷钧之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伟大的革命道路，最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妇女解放献身，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秋瑾与王廷钧夫妇关系的始末，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