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耕田︱那个种庄稼「上瘾」的人

撰文︱小石潭记

编辑︱村庄物语

清明时节，皖北的春天正艳。林庄村北边的农田里，林士海从东头走到西头。他内心里盘算着，即将到来的午收，能收获几万公斤小麦。

「清明不见穗，土地爷有罪。」在当地，一直流传这样一句农谚。它说的是，清明前后，皖北的冬小麦就开始陆续打泡、抽穗了。清明扫墓这一天，就能见到麦穗——哪怕是早抽穗的大麦也行。正所谓「节气不饶人」。如果到了清明这天，不见穗，农家人盼望着的年成就会有问题、出问题。

林士海弯下腰，扒拉着路边的麦子。果然，一株，两株，三株。绿莹莹麦穗，麦芒在春风中微晃着直朝天空。他咧开嘴笑了。

祖辈务农

林庄村是皖西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落。这里北距颍河1公里，南距淮河2公里，一马平川，是个种庄稼的好地方。

林士海祖辈在林庄生活。打他记事起，爷爷和父亲就是种田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大家子人，种地七八亩左右。每一年的午收、秋收，都是爷爷最高兴的时候。

他记得，午忙季时候，如遇阴雨天气，或者突发暴雨，最后一个进屋的，一定是他的爷爷。爷爷把晒场上散落的麦粒儿都拣起来，收拾干净，才能避雨。只不过，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进屋来，衣服上，一拧就是一把水。

自小，林士海就懂得农人种庄稼的不易。一季庄稼，从种到收，基本上都得半年几个月。这中间，就靠汗水和勤劳托着。田里少了肥力，就得施肥；长了草，就得锄草；旱了涝了，或者抗旱，或者清沟沥水。爷爷说的话，林士海都能「记一辈子」：「没有哪一粒粮食，是不掏力气不流汗换来的。」

还在上学的时候，林士海就跟着长辈学种地。地里头的活，晒场上的活，他都样样通。随着年龄的增长，从犁地、耙地，到耩地、撒种，几乎每一样农田作业，他都能够「拿得起来，放得下去」。

有一年午收后播种大豆。父亲有意考考他的体力和眼力头，让他一个人独立完成一亩多地的耩地任务——也就是叫他「独抱把」晃耩子（耧车）。那时候正是初夏，炎热的阳光下，每走一步，每晃一把，都是大汗淋漓。

等到一块地种完，还是中学生的林士海，已是「浑身都散了架」一般。父亲对他说：「是个种庄稼的好苗子。好多年轻人第一回晃耩子，都撑不下来。」并且要他记着：「不论啥时候，耕田种地都是庄稼人的根本。」

「拾」地种

兴起于1980年代的外出打工潮，在1990年代成为很多农村人的时尚。1980年代，基本上都是在家「没办法」的人，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去闯荡。而1990年代，「谁家要是没有出去打工的人，几乎就抬不起头来」。

这一现象，在皖北的林庄一带，同样演绎出一幕农人致富的乐章。

2005年后，林士海也像他的很多乡邻一样，外出谋生。他去的地点，是上海。

在上海的几年中，他干过的事情有好几样。在工地干临时工，进过工厂，在街头拾过废品，在一个亲戚开的车辆修理厂帮工。但总感觉不是很适应，一年下来，也没见挣的钱有多少。

很多个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满脑子想的，都是种地的事。林士海自己笑说，那几年，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人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上海滩，心里面却念着家乡的几亩地。

每想至此，林士海都自己跟自己开玩笑：「我就这样没出息啊。」

那时候固定电话已经普及。在与家里人通电话中，他得知了一个消息：在家乡，很多外出的人顾不上几亩地，能种地的多是「老的老，小的小」，很多田地眼看就荒芜了。

祖辈务农的林士海，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心「回家种地」，重操旧业。

2005年的秋天，他怀揣着挣来的不到一万块钱，回到林庄。

先是把自家的几亩地打理好，种上小麦。再就是跟五六户乡邻取得联系，想租他们的地种。在商量租金的时候，人家都说，「还说啥租金，种就是了。反正俺家又没有人种得动。」

当然，最后林士海也没有「白」着人家。庄稼收成后，到年底，总要给人家一袋小麦，一袋大米，算是「有那个意思」。那一年，他总共种了小麦20亩。林士海说，就这个「租金」，不就等于没费多少力气，「拾」来的地种嘛。

第二年的午收，是个大丰收。20亩小麦，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当最后一亩小麦收上来的时候，他对爱人闫敏说，「真过瘾啊！」看着头一回收这么多粮食，闫敏自然也高兴。但她总觉得，一个是累，再一个没有在外面打工挣钱快，内心里边对种庄稼有着一种不情愿。她没好气地「回敬」林士海——

「我看不是过瘾。你那是种地种上瘾了吧。」

累，并快乐着

到2020年的秋天，林士海“拾”来的农田，已有50亩上下，算得上小有规模了。

但他种地，一不弄那些花里胡哨的「名堂」。比如「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之类的称呼。二不搞非农经营。他就是一门心思地种地，老老实实地种庄稼。而且都是「大路货」：一季子小麦，一季子水稻，间或少种几亩玉米、红芋（红薯）、大豆、芝麻。

在林士海看来，农民就该种庄稼，打粮食。虽然他没经历过饿肚子的苦难岁月，但在老辈人的谆谆教诲中，他懂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不论社会如何发展，时局怎样演进，人，总归要吃粮食。如果农民都不种地了，都去打工，或者发展经济作物去了，那么，一个国家的人一日三餐要吃的粮食，从哪里来？

林庄的普通农民林士海和闫敏夫妻两个，一年中就能生产小麦接近3万公斤，生产水稻接近4万公斤。这在念念不忘粮食安全的政府那里，该又是多大的贡献？

但闫敏却有着另外的苦衷。

虽说现在基本上都是机械化作业了，犁地、耙田、施药、收割等环节，都交给了拖拉机、收割机，但种庄稼，付出比别的行业更大的力气，还是少不了的。他们虽说还不到五十岁，但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老辈人常说，「一岁年纪一岁人」「年纪不饶人」。他们已经试得到滋味了。

闫敏几年前就患上了高血压、高血脂。每一年，雷打不动地，在午收和秋收之前，都要到村里的诊所挂水。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冲水」。冲一冲，血流才能顺畅。这也是为忙季做准备。

而且儿子儿媳妇都在大上海讨生活。虽说他们的收入还可以，一年能有十来万的进项，但却无力负担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为此，林士海、闫敏夫妇，在种地之余，还要照看两个孙子。

——大的已上小学，小的正上幼儿园。好在学校中午管饭。不管农田里多忙，不是寒暑假和双休日的时候，林士海都要用自家的封闭三轮车，把两个孙子送去学校。早上送，傍晚接。孙儿的上学，一天都没耽误过。

也正因此，他们都觉得身体累。作为「男子汉大丈夫」，加上身体的底子好，林士海能忍。闫敏就差池一些。累的时候，就有意见，甚至是怨言。她埋怨林士海「拾」了这么多地，埋怨一家老小做饭洗衣服都是她一个人做，吃不消。

但意见归意见，埋怨归埋怨。农田里的活，还得照样做，家里的一大摊子事还得照样管。尤其是林士海，每到闫敏「火气」大了的时候，他就用下地走走的方式冷场。

「他不跟我吵架，还嘴。他一走，我一个人嚷嚷几句，觉得没意思，就过去了。」闫敏说。

庄稼收上来了，晒干了。粮食贩子就上门来。谈妥了价钱，一袋子一袋子拉走上车，一沓子一沓子的票子到手了。掰着指头算起来，扣除成本，还是有剩余，「心里面会好受一些，原先的累，原先的乏，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2021年的春天里，林士海站在绿油油的麦地里，向闫敏「发布」他盘算已久的「十四五」计划：2021年水稻发展到60亩；2022年，他打算再从邻居手里「拾」地，总地亩不少于100亩。力争到2024年，年产小麦5万公斤，水稻6万公斤。

说完，他笑着向闫敏「征求意见」：「咋样？」

「啥咋样？反正你说了算。你才是当家的。你不是早就种地有瘾了？」闫敏笑嘻嘻地回答。

结语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今天和明天，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

可以说，「谁来种地」的问题，不仅是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道「必答题」，也是像林士海这样年过半百的农民一直在思考，并身体力行试图在「破」的题。很多地方在试行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并已见成效。但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苗头性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其中之一，就是耕地的非农化。企业家以一定的代价把耕地集中起来，却不一定做农业、做粮食的事。他可能用来种植经济作物，搞所谓的「观光农业」，也可能从事挣钱快速的所谓「农业开发」。但庄稼怎么办，粮食怎么办？

事实上，中规中矩的粮食生产，就是要有像林士海、闫敏这样种庄稼「上瘾」的人来做。他坚持种庄稼，坚守着传统的农田作业，也许是为了父辈曾经的一句教诲；也许身无长技，种地是他们唯一熟悉的行当；也许是为着一亩地挣那么几个钱。

但恰好就是他们的坚守，他们对种地「上瘾」，不觉间契合了「谁来种地」的世纪一问。

也许他们种地的方式是粗放的，他们的技术与现代农业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林士海们对土地有感情，对庄稼有感情。而这一份几乎与生俱来的感情，恰是新时代新型农民的必备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