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丨丸山真男与卡尔·施米特的对话
对于日本政治思想史大家丸山真男来说，施米特是他发展自己的政治思想的终生对话者，是“可敬佩的敌人”。
日本著名政治哲学家、战后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丸山真男(1914-1996)在其回想录中说他在东京大学法学系读书时就被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所吸引，从此施米特成为他研读最多的思想家之一。对从年轻时代起就熟读施米特的丸山真男来说，施米特可以说是他发展自己的政治思想的终生对话者、“可敬佩的敌人”(honorable enemy)。
丸山的专业是日本政治思想史，并不是研究施米特的专家，不过据他本人说施米特的著作大多数读过。丸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刚刚进入学界时就发表过关于《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的学术报告，还节译过施米特的《国家·运动·民族---政治统一体的三分支》，写过很有份量的译者导言。在这篇导言里丸山就已经准确地为施米特的思想特征做了定位：“他在大战后汹涌而来的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思潮中，站在继承了天主教的独特立场上构建了权威主义的国家法学理论,在学界大放异彩。”同时丸山也承认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颇为到位：“大概没有人比施米特更加深刻地揭露自由主义思维的无力，也没有像他那样锐利地暴露了议会政治的现实性质的学者。” 对其理论的评价甚高：“施米特的理论非常有独创性，如前所述，在对自由主义的彻底批评这点上无人超过他。他的理论构成与传统之间几乎没有连接性。”至今尚未出中译本的这本《国家·运动·民族---政治统一体的三分支》可以说是施米特的著作中纳粹色彩最浓厚的一本，元首希特勒的名字出现多次，其论述极权国家的领导人与民众及运动关系的言论，是此类著作的集大成。
丸山真男
虽然对施米特这位思想上的敌手持有高度敬意，但丸山本人从学生时代起就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并对左翼思潮有同情的理解，也熟读马克思的著作(他曾说康德和马克思是影响他最大的思想家)。在国家主义思潮逐步占据日本论坛的一九三〇年代，为了从理论上批判那些理论，受其老师、著名政治哲学家南原繁(1889-1974)的影响，原本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丸山转而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在战争和动乱的年代写出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研究日本近世德川时代的现代性思维等形成的名著，丸山的手法新颖之处在于通过与西方现代性的对比，揭示在近世日本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朱子学等传统思想如何瓦解，进而逐渐向现代性思维转变的过程。在这个研究中，西方思想作为参照系发挥重要作用，而丸山对西方近代以来社会思潮的理解有不少也是来自施米特的著作，例如施米特对西方近代以来四个世纪的概括就影响了丸山对西方思想世界的理解。在收入此书的著名论文“近世日本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作为’”中，他就引用了 “现代国家论的重要概念都是神学概念的世俗化产物”这个施米特代表作《政治神学—主权论四章》中的说法。丸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除了引用施米特的观点，也有笛卡尔、霍布斯等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观点，虽然不无用西方概念来硬套日本历史的不足之处，但是此书在日本政治思想史领域起到一个建立范式的作用，至今仍旧是该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
在近年施米特的祖国出版的最新传记Carl Schmitt: Aufstieg und Fall(卡尔·施米特：腾达与挫跌)中，作者Reinhard Mehring说“施米特毫无疑问是新国家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之父”。从施米特一生的著述来看，这个定论应该说是很客观的。作为战后日本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大师和战后民主主义最重要的旗手，施米特对现代议会政治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批判始终是丸山无法绕开的。一方面他认为施米特的批评击中很多代议制民主制度的要害之处，另一方面他又要为在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政制作出论证和辩护，这就需要他在充分吸收施米特的见解的基础上，回应这位强有力的“敌手”。本文将考察丸山是如何与施米特进行了一场持续终生的对话并对其进行回应的，主要分成两个部分进行，一个是关于代议制民主主义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关于国家理性的问题。
代议制民主主义走进死胡同？
丸山熟读施米特批判代议制民主主义的名作《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对施米特所说的代议制政制的问题了如指掌。我们知道，在施米特写作此书的时代出现的要取代代议制政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苏联式全能主义，另一个是法西斯主义。对前者，丸山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有同情的理解，也熟悉马克思的思想，持“反·反共”的立场，也期待日本共产党等政治势力在建构日本战后自由民主体制中发挥作用，但他始终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对苏联政制的问题有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他曾经写过一篇评论苏共二十大的长篇论文“‘斯大林批判’中的政治论理”(收入《丸山真男集》第六卷)，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体制病根的解剖可以说入木三分，此文堪称二十世纪批判全能主义的经典文献。而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当然是丸山最主要工作之一，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发表的“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和“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等力作深刻勾画出了右翼极权主义体制的病理，是日本战后相关领域最深刻的文献，其贡献多有论者指出，在此不用赘言，只须指出在这些文章里也有施米特的影子。
同时否定了左右全能主义的丸山，剩下的政治选择就只有自由民主体制了。虽然这种政体可以说是战胜国美国“硬性推销”给日本的，可是当时日本大多数进步知识人的确也接受了这个政体。对丸山而言，本来就不存在所谓的完美政体，在政治判断的世界里他承认自己是个高度的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绝不认为议会制民主主义是理想的政治形态。但是反过来，我也难以认同为了即将到来的制度或者是无制度而对现在的议会制民主主义进行抽象的‘否认’。这只不过是政治性—－不仅仅是议会政治性—－无能者的妄语而已”。在丸山看来，民主主义当然并非终结于议会制民主主义，议会制民主主义只不过是一定的历史状况下民主主义的制度表现形式而已。既然从来不存在完美的民主主义，我们能够谈论的只是更多的民主主义或者是更少的民主主义。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丸山用了一个独创性的新词“永久革命”，意思是民主主义必需是通过“永久革命”才能做到真正发挥其功能的政治制度。因为在他看来，民主主义是一种在本质上内含了“人民统治”的悖论性思想。那么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存在民主主义的变种极权主义式民主主义等可能性，丸山认为需要从社会契约论和统治契约的纵横双重结构的角度重新思考民主主义的政体。
而作为日本战后政体的自由民主体制，偏偏就是丸山的“可敬佩的敌人”施米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猛烈攻击的那个政体。施米特除了在《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中对代议制政体做过非常锐利的解剖外，还在后来写就的《议会制与现代大众民主主义的对立》里也对为何议会制会发生问题做了精辟的解析。作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反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施米特究竟是如何认知自由主义的呢？施米特对自由主义最典型的批判就是说自由主义的政体不能决断，尤其在面临危机的时候。那他究竟给自由主义做了怎样的具体阐述，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中施米特的说法:
我们需要把自由主义看作是首尾一贯的综合性形而上学的体系。通常只从经济推论的角度，也就是从私人的自由经济的竞争，契约自由、商业自由、营业自由等出发，讨论各种利害的社会调和及最大程度的财富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普遍性自由原理的一个适用事例而已。从意见的自由争论中诞生真理，从竞争中自然产生调和，这些也是同样。这里存在着这种思想的精神核心，也就是这种思考跟真理的特殊关系，真理永远是意见的竞争性函数。这意味着不再追求真理的最终结果。······因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由这些不仅是有用且符合目的的自由，而且对自由主义来说本质上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施米特对自由主义这一诞生于近代西方的主要政治思潮概括精准，而他的矛头恰恰就是指向这一思潮所奠基的具体政治制度。在施米特看来，基于自由主义的上述理念，议会制的两大特征是公开性和讨论，议会制特有的制度和规范都因这两个特征的存在而有意义，而在二十年代议会制已经开始失灵并且走向终结。比如他说议会是否能够形成政治精英已令人怀疑，在许多国家所有的公共事项都变成了党派及其从属者妥协和猎取的对象，不仅不是政治精英的工作，反而成了被轻视的对象和事业。按照施米特的说法，之所以议会制在他的时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那是因为现代大众民主主义的发展使基于公开讨论的议论变得徒有形式造成的。
施米特很重视现代政治中的同一性的问题。在论述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时，施米特就特别提到这点，因为在他看来这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按照他的说法，所谓同一性是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国家权威的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等等，但这些同一性中含有矛盾。他指出这里的同一性并非伸手可以触摸到的，而是基于对同一性的认可的同一性，而真正的同一性与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的。这里面就隐藏着少数人代表国民的真正意志，国民本身也犯错误等等危险。所以施米特说“当所有政治势力都能够利用民主主义的时候，就证明这种制度不具有政治的实质，只不过是一种组织形态而已。”并且“在意志形成过程中会带来否定自身的结果，这可以说是民主主义的命运。”这在魏玛共和国那样不成熟的政制中事实上发生了，这些阐述似乎是对希特勒上台的预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施米特的确对可能威胁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政治势力的危险发出过警告，比如在《合法性与正当性》里就有很精辟的论述。
在论述正统性和民主主义的关系上，施米特指出当时民主主义就已经是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正统性，然而这种正统性在危机降临的时代，在雅各宾式的议论面前，也就是把少数派和国民视为一体的那种议论面前，或者从量变到质变的概念的转换面前会变得很无力。因而可以说民主主义跟独裁两者并非对方的根本对立面。
施米特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危机的许多具体描述，即使放到今天来看都似乎仍旧具有说服力，比当今左右两派的一些对自由民主政制的批评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深度。比如，他说“政党(按照成文宪法的条文来说是不会正式存在的)在今日已不是作为讨论的意见，而是作为社会性或者经济性势力集团而互相对抗，计算各自的利害和权力可能性，然后在那样的事实性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大众可以通过宣传机构获得，而其最大的效果是根据对其身边的利害和激情的呼吁。作为真正讨论的特征的最本真意义上的讨论消失了，取而代之是在政党之间的商议中出现了关于利害和权力机会的目的意识性计算，大众操作中出现了运用广告的印象暗示---或者用瓦尔特·李普曼的极其锐利但过于拘泥于心理学的美国式著作《舆论》(Public Opinion, London1922)中的词――‘象征’出现了。”如果拿这样的见解来批判当今世界上的某些民主国家的政治运行，可说尚不失其针对性。基于这种认识，施米特大胆地得出结论，说伯克、边沁、基佐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关于议会制的论述都已经过时了。
从上述判断我们可以看出，施米特对现代民主制度所隐含的危机的确有很深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究竟是针对魏玛共和国而言是成立的，还是包括英美等宪政运转方面最有成效的国家，通过对施米特的文本的仔细阅读，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他主要是针对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和意大利等民主制度发展并不太成熟的国家的，尽管他说的那些问题英美国家并非不存在，但是英美的民主制度运作毕竟跟魏玛共和国有天壤之别。也许受其观察角度的影响，过于根据他对德国政治现状的观察而做出分析，他对代议制民主制度整个的判断因此而产生很大偏颇，这点似乎需要着重指出。就如同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经典批判一样。当他说自由主义不能决断时，同样可以问一句：究竟是哪一家的自由主义？英美的，抑或魏玛共和国的？
但是施米特提出的这些严重问题摆在丸山面前了。日本没有伯克、边沁、基佐、小穆勒等人所奠定的自由民主传统。战后刚刚开始要正式建设英美式的新政制，却是被施米特泼了那么多冷水的制度。面对施米特对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理念等诸方面的严厉批判，作为战后日本最大的政治理论家的丸山又是如何接受挑战，反驳这个令他尊敬的思想上的“敌手”的批判的呢？
丸山在战后一段时期写了很多政论，也写了不少政治学方面的论著，逐渐形成了政治学界的丸山学派。在这个时期的不少著作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源自施米特的思想，换而言之，施米特始终是丸山进行政治哲学思考时的一个重要的对话者：既有学理上的继承，也有思想上的批判。除了在介绍政治学原理的著作里频频引用施米特的观点来说明问题外，还亲自为《政治学事典》执笔写施米特的条目，不妨引用一下。
……对施米特来说，所有的政治概念都是以‘敌人’的存在为前提，跟他的这种论争的性格极其相符合，他的理论极具争论性，从变态解释常态，从例外状态(战争、革命、独裁)来规定法、主权、政治等的本质是他特有的思维方法。但是反过来看，在他的理论中总是经常强调否定的一面而非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纯粹法学的规范主义形式性、无内容性只是以颠倒过来的形式再现在施米特的‘纯粹’决断概念里。后来他在提倡国家=运动=民族的三分支国家结构和具体的秩序理论时尝试过弥补这个缺陷，但并不成功。他的理论在纳粹进行权力斗争的阶段很合适，但是作为对已成立的政权进行正统化和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来说就不是很充分，这也是被O·凯尔罗伊特等人激烈批判的原因。但是施米特关于政治浪漫派和近世主权理论的思想史研究，对宪法制定权力的解析，对政治及战争概念的分析，对议会制和反议会制的精神基础的考察等，不受他的政治立场的局限，在今日仍旧有很多启示。
上面这段引用可以看作丸山对施米特学问思想的一个整体评估，基本上丸山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对施米特的这个评价。问题是既高度评价施米特在政治思想上的贡献，同意他对自由民主政体的一些尖锐批评，同时在基本价值观上跟施米特是完全相反，丸山是如何整合这个矛盾，如何试图超越施米特的呢？我们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一下。
首先丸山清楚地认识到彼此政治历史和语境的差异。施米特批评的那个代议制民主政制是否在日本存在? 当然我们可以说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但这个君主立宪制毕竟和同为君主立宪制的大英帝国并不完全相同，自由民主的实质方面要弱于大英帝国，这也是导致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方面丸山有过非常精辟的阐述。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施米特的批评虽说是针对代议制民主主义制度本身的，但是如前所述，他的最主要的批判对象应该说是他自己的祖国魏玛共和国的不成熟的议会制更为准确。虽然施米特精研过霍布斯等英美政治哲学家的著作，留下了如《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那样的经典著作，对英美的政治传统也有过人的见识，但是又似乎在某些方面存在理解上的要命缺陷。在这点认识上，深通西方哲学思想传统的丸山自然没有放过施米特的问题。
丸山所从事的战后启蒙，有一个最主要的关键词就是“现代性思维”，而在他所思考的“现代性思维”里自由民主的政制就是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如此跟他的令人尊敬的“敌手”施米特在最重要的政治方向的判断上就分道扬镳了。毕竟二战的胜利也证明施米特对议会制的判断的确存在严重失误：套用日本以翻译研究施米特和凯尔森著称的著名法哲学家长尾龙一教授的说法，两次大战期间欧洲很多国家的代议制都崩溃了，如果历史终结于二战，那么于一九二三年就宣布代议制完蛋的施米特的先见之明就应该受到称赞。
有趣的是，为了实现丸山心目中的现代性的政治，他很喜欢用的一个词恰恰也是施米特爱用的，那就是“决断”。“决断”被丸山用在针砭日本现代性不够成熟上，比如在对军国主义统治者的批判中，丸山就指出日本当时的统治者们工作在“无责任体系”中，虽然决定不断做出，可是找不到到底是谁应该负责，无法确认责任之所在，结果酿成大祸却无法追究。在这点上丸山非常强调决断的重要性，并且要确定决断者的责任所在。“无法决断的政治”是作为政治思想家的丸山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看来也是日本要完成真正的现代性所必须实现的目标。这种思维对战后日本政治也颇有影响，这些和施米特不能说没有内在关联。
针对施米特所抨击的自由民主政体存在的种种问题，丸山开出的药方虽然没有太多独创性，但不乏日本特色，也兼顾普世性价值。比如他通过对镰仓佛教的研究，挖掘出了“在家佛教”这个概念来说明民主不仅仅是政治家们的事情，而是普通民主都可以参加的事务：像在家修行的居士那样，普通人不必正式去做政治家，在工作之余等时候依旧可以通过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来影响政治。在其政治学名著《政治的世界》一书中丸山这样写到：
为了让民主主义在现实中发挥其功能，就必须彻底改变几年一次的投票才是民众政治发言唯一场所这个现状。需要在更多的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创造可以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场所。为此，不能仅仅依靠政党这个纯政治团体作为传达下面上来的意见和利益的组织，而是要通过民间的自主性组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活跃的活动来形成多样的民意渠道，这才是最重要的。……总而言之，需要到处建立各种各样的横向团体，这才是防止民主主义动脉硬化的最好方法。
其实这可以看作是丸山对施米特提到的民主制度中同一性问题的一个回应。如果只有数年一次的投票，的确在同一性问题上隐含施米特所说的那种危险。如何让代表真正地代表民意，尽可能避免出现当今有些学者所说的代表性断裂，这是丸山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谈到具体组织时，丸山提到了现代社会中的工会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高度化生产方式导致个人原子化的存在形式，现代文明造成独自个性和人格的统一性丧失，生活、判断和兴趣爱好也变得整齐画一，不断产生“散沙般的大众”，使得在形式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事实上的独裁统治变得容易起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丸山认为工会的存在就变得极其重要。他说工会是现代社会中抵抗大众原子解体的最重要的据点。在这个据点中，不仅仅讨论经济问题，还可以讨论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培养公共精神。当然，丸山也意识到光靠工会也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公民日常的努力和斗争的积累才能获得真正的民主主义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所面临的课题也是今天的人们所面临的。当然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大致的解决方案，并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现代民主主义政治所面对的问题。就拿工会的功能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自主性确实很高，但是否如丸山所描绘的那样，成为抵抗大众原子化的中流砥柱，似乎还有待考察。在今天看来丸山对工会作用的评价不无过于乐观之处。
前面提到的民主主义的“永久革命”，反映了丸山的一种动态的民主主义观。对如何真正实现自由和保障民主制度的运行，他的下列论述非常富有现实感，至今还有意义。
自由虽然在制度上有保障，可经常会发生其内含空洞化的事情。因此我们对政治的实际状况做判断的标准，不应该依据既成的制度和作为前提的理想，而是要看现实中的权力是如何行使的。我想反复强调的是，民主主义不应该看成是完成品，而是把它看作一个过程。就像C·W·米尔斯一语道破的那样，光祝福自由是简单的，但是要拥护自由却是困难的，每天去行使自由则更是困难。自由若不使用马上就会生锈、会腐烂。民主的权利要考每天行使才能确保。……只有面向未来不断地为民主化付出努力，民主主义才能保持其新鲜的生命力。
当然，丸山和施米特在关于自由民主政制上的分歧，还不仅仅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如果我们再追问下去，可以追溯到施米特的政治神学理念上去。丸山不是基督徒，跟施米特的老对手凯尔森一样，没有政治神学。在拥护各自不同政制的背后，毋庸讳言存在着神学和哲学上的深刻分歧。在魏玛共和国灭亡前几年，凯尔森写过一本小书，叫《民主主义的本质与价值》，里面有一段话也许对今日围绕施米特的争论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要从民主主义似乎将失去正当化希望的那个地点出发去拥护民主主义。那个地点就是质疑“绝对真理的认识、绝对的价值真的可能存在吗？”这个巨大问题的地点。这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原理性对立的地方，专制统治跟民主主义的对立也与此相关。对绝对真理和绝对价值的信仰创造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特别是宗教的、神秘的世界观的前提。与此相对，如果否定这样的前提，认为只有相对真理、相对价值才是人的认识能够到达的，那么因此所有的真理、所有的价值以及认识这些真理和价值的人都需要准备好退后，给别人让出地方。这种思想导向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世界。······这种世界观的对立和价值观特别是政治观的对立相对应。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的世界观和专制主义的态度，批判性、相对主义的世界观和民主主义的态度分别连在一起。
凯尔森还指出，认为人是不可能认识绝对真理和绝对价值的人会认为，不仅自己的看法是可能的，而且跟自己对立的看法至少也是可能的，所以相对主义(Relativismus)才是民主主义思想立足的世界观。凯尔森对两种不同世界观和政治观等的分析，可说是对他和施米特最根本分歧的最好概括，也是丸山的政治哲学和施米特的政治神学的分歧所在。
现代政治中的国家理性
另外一个来自施米特的对自由主义的锐利批评，是跟国家主权有关的，其主要矛头是指向自由主义不能在国家主权方面作出正确的决断，尤其是在非常状态下。众所周知，在施米特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里对敌友的判断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而在他看来主张价值中立的自由主义在这方面问题严重。比如在“中立化和脱政治化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施米特批评十九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国家自称是不可知论性的中立国家(stato neutrale ed agnostico)，把自己的存在理由置于中立性。《政治神学—主权论四章》堪称了解施米特整个思想体系最好向导，此书开头第一句就是“所谓主权就是非常状态的决断者”，所以对强调主权的施米特来说自称中立国家是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是自由主义的政体真的如施米特批评的那样吗？抑或跟先前讨论过的施米特对代议制民主主义的批评那样，主要也是起源于施米特对魏玛共和国不成熟的自由民主政体的观察？
如果我们阅读一下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学者瓦尔特·白芝浩的《英国宪政》等英美的宪政经典著作，我们会发现英美的宪政政体同样重视危机时候的处理，并非像施米特说的那样面对主权危机的时候束手无策不能决断。事实上，回顾一下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很多政治经济危机，我们看到英美政府的决断也不是施米特描述的那样乏力无能，根本不是他所说的“不可知论性中立国家”的作为。
在这部分笔者想围绕施米特和丸山关于国家理性的一些相关论述，重点考察他们是如何思考国家理性问题的。前面提到过丸山对施米特的主权学说和宪法制定学说都评价很高，毫无疑问他对施米特的有关论述和思想也非常熟悉，也是他自己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的重要参考。丸山的相关观点，也可以看做是他对施米特的主权理论、国家主义的一个回应。
施米特和丸山都评论过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国家理性观念》。迈内克为作为一代史学大师，其治学立场原来是追随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巨匠兰克的，在经历了德意志的浩劫后，他最终转向了布克哈特的立场(施米特在著作里对布克哈特有嘲讽)。但是这部经典著作是在他尚未完成这个转向的1924年写的，论述了近现代西方历史中的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学说。施米特在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这本经典著作出版后不久写过一篇书评，在书评里对迈内克批评起来很不留情。比如他说在书中任何概念上的规定总是都被非常细心地避开了，进而放弃了真正意义上的建构，有非合理主义的嫌疑。而精神史的叙述只有通过使用各种概念才能保持其结构。这番在方法论上的批评非常锐利不客气，也反映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迈内克和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施米特研讨问题的手法之差异。
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此。在施米特看来，在概念的使用上迈内克也出了问题。他认为国家理由这个概念是用来叙述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专制主义的时代的，跟以后几个时代关系并不紧密。在提到普遍的道德命令和国际法这两个国家理性应该服从的规范时，施米特的口吻是很是不屑。他反对迈内克停留在道德性之内的二元论处理方法，认为这是停留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自由传统之中。在施米特看来，重要的不是道德或法律诫条的内容准则，而是由谁来做决定。这就是霍布斯和普芬多夫所强调的quis judicabit(谁作决断？)。虽然迈内克提到国家之上没有法官，但是施米特认为这位史学大师却避开了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没有好好地思考回答，而这个问题恰恰是不应该避开的。跟在霍布斯等人的政治哲学一样，“谁作决断？”在施米特的政治哲学里也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事关主权时尤其如此。
从上述叙述可以看到，这一篇很有份量的书评很好地体现了施米特本人关于主权和国家理性的若干主要观点。他对普遍的道德命令和国际法的不屑，当然反映了他对强权政治的现实感，基于他对世界政治现实的观察和体认，但似乎有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嫌疑。在一个讲究实力的年代里，光靠道德命令和国际法当然会吃亏，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视若无物，那么纳粹德国的结局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吧。
虽然在施米特那里，国家理性这个术语在对十八、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叙述说明上已经不具备核心意义，但是即便在二十世纪里，国家理性这个概念并没有消失，丸山真男就写过两篇关于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国家理性问题的文章。
众所周知，日本在近代也碰到主权危机。通过明治维新，日本的武士阶层显示了非常敏锐的决断能力，迅速带领整个国家学习西方列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蜕变，使日本迈入列强行列。在这个过程当中，丸山最欣赏的思想家是福泽谕吉。在丸山看来，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还专门为福泽谕吉的代表作《文明论概略》写过很厚的注释本。丸山写的直接提到国家理性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另一篇为此文的补注。之所以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丸山看来，国家理性的问题虽然诞生于西欧，但是对非西欧的国家来说并非无关的事情。对日本和中国来说都一样，都是被强迫拉进了民族国家的行列。而如何把握国家理性，如何运用国家理性，对丸山这样的思想家来说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一个国家理性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
根据丸山的分析，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包括后来对外立场强硬的福泽谕吉在内，有若干有影响力的知识人都提倡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平衡。但是原先持有这种立场的福泽，从1880年代的“国权论”起，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在福泽看来，当时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日本要生存下去也要变成禽兽的一员才行。从此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为止，日本的国家理性越来越变得荒腔走板，日益走上极端的道路。战争一结束就写过批判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的论文的丸山，当然对国家理性所隐含的问题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一直到晚年，丸山仍旧认为强权政治在国际舞台上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对源自西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但在他的理想中，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应该有一个出色的平衡。
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一文的补注中，丸山谈了自己阅读迈内克的《国家理性观念》的感想。1940年前后日本不断扩大战争规模的时候，丸山阅读此书产生了强大的共鸣，尤其是阅读到此书最后一章阐述的关于“国家理性”在现代陷入的危机及其堕落的内容，他的感想跟施米特的书评有很明显的差异：“我不禁很自然地把迈内克描绘的景象与20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重叠在一起了。迈内克所勾画的俾斯麦时代德国与1914年的德国的对照，在我的眼里，就是日本明治时代前半期的国权论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皇国日本’使命论的对照”。
丸山虽然说对迈内克的一些观点并不赞同，但是基本上以迈内克的代表作作为出发点来思考国家理性问题。可以说，丸山在亲身经历日本的国家理性不断偏离正常轨道的时候阅读这本书，对他思考日本的近现代国家理性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这其实跟战争刚结束后的丸山的工作也是连在一起的。前面提及的“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和“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等代表作就是对当时的日本的国家理性进行的最有深度的批判。
在战后写的一篇关于明治时代著名记者陆羯南的论文里，丸山写到：
羯南的日本主义如上所述，意图综合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不管有多么不彻底，这是对日本现代化方向本质上非常正确的透视。因在国际上落后而面临被殖民或是半殖民危机的民族除此以外别无活路。不幸的是日本在以前没有综合成功。从福泽谕吉到陆羯南的一连串国民主义的微弱动向，不久就被由上而下的国家主义的强力支配所吸收了。因此，由下而上的运动反而带上了国际主义乃至世界公民的色彩。摆脱了长期的超民族主义支配的现在，正是正确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正确的国民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革命相结合的时候。
向“思想敌人”学习：丸山真男的贡献与局限
在经历了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之后，丸山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冲击。据说他曾对包围他的学生们说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们都没有做过你们做的过激行为。此后的丸山越发把精力投入到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去，对时政也很少评论。丸山政治学的发展也似乎戛然而止了。但是最近有论者指出其实还存在后期丸山政治学。根据一些最新披露的文献和丸山本人的说法，并非彻底放弃政治学的研究，而是不再像从前那样追踪第一线的成果了。其实他晚年还在重读年轻时就熟读过的霍布斯的《利维坦》等经典，对世界思想界的动向一点不陌生。包括对施米特的研究他都一直保有浓厚兴趣。当卡尔·洛维特评论施米特的著名论文“卡尔·施米特的机会主义决断主义”收入其全集再版后，翌年(1985年，也是施米特去世的那一年)丸山就写了书评，为自己虽然战前就熟读1933年版『政治的概念』，却经洛维特指出后才知道跟初版的1932年版比，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有删节和更改而感到惭愧，进而指出施米特本人在战后重版自己著作时多次声明未曾修改的说法必须质疑。
中年以后一直到去世为止，丸山基本放弃了政治哲学的研究对日本思想界来说不无遗憾。因为面对大众社会出现的新的问题，丸山并没有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所以在对思想界影响力上，自然被国外引进的福柯、哈贝玛斯和罗尔斯等外来思想家所取代。但是他的知性生活一直非常活跃，可以说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他的活动和实践都仍旧保持一贯风格。他虽然不上电视等媒体，但是依旧精力旺盛地参加很多横向的活动，就是他在《政治的世界》里所提倡的横向交流，亲自实践他的作为“永久革命”的民主主义的理论。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丸山跟施米特的持续了将近一生的对话颇符合他的英国友人伯林说过的一段话：“I am bored by reading people who are allies ,people of roughly the same views.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o read the enemy, because the enemy penetrates the defences.”他通过对施米特的精深阅读，寻找克服议会制民主主义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虽然他提出的那些办法并非包治百病，但是其中的大多数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对政治具有高度的现实感，在处理问题时具有高度变通性和灵活性，使他在当时提出的很多见解至今仍旧不失效力。比如他很关心对政治冷感的问题，分析过议会制民主制度下政党政治存在的具体问题，如今依然存在，他开的药方也就依然有针对性。他这也是为何他的著作集至今拥有庞大的读者群的原因。丸山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自由民主主义理论固然遗憾，因为丸山的政治哲学不是那种高度规范式的，而是跟施米特很像，更多的是属于存在式范畴，就是根据时代的课题作出的反应。他没有建立起一个政治哲学的体系，但是他所揭示的现在自由民主政体的问题和对这种政体的理论说明，在二十一世纪依然富有启示。如何接着他讲的思想继续思索，是留给后来者的重要课题。
笔者最后想引用一段丸山在其代表作《日本的思想》一书里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虽然是对一些现象的批判之语，但这段话可以说也是他本人如何对待、吸收并借鉴外来思想的一番夫子自道，当然也包括他跟施米特这样的世界级思想家“对话”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