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及衡阳惟荆州”

《尚书·禹贡》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唐颜师古解道“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荆山在今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境)。荆州由来已久,《周礼·职方》曰“正南曰荆州”,《尔雅》曰“汉南曰荆州”;“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春秋元命包》曰“轸星散为荆州”。故荆州实春秋、战国楚之西部,在天文为翼、轸之分野。

荆州名之由来,房玄龄等有三个解释:“荆,强也,言其气躁强。亦曰警也,言南蛮数为寇逆,其人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常警备也。又云取名于荆山。”剔除政治歧视,荆州无非得名于荆山,其地温暖、其民强悍而已。在先秦文献中,荆即楚、楚即荆,荆、楚互通。清华简《楚居》载,夏未商初祝融后裔季连部南迁荆山,酓丽“胁出”、母裹“楚”(荆条)而葬,故后世得名为楚。

荆州为“禹贡九州”、汉之“十三州部”之一,赤壁战后荆州三分、南北分立,不仅对东汉之“荆襄七郡”进行了析分,而且魏新增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吴新增临贺郡,所以三国时期荆州范围进一步扩大

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黔中,拔之”。周赧王三十八年(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出武关“越宛有郢”,取楚鄢(宜城)、郢(江陵)、夷陵(宜昌)之地为南郡;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年)以南郡之北的楚地“初置南阳郡”。灭楚之后,分黔中为长沙郡。

汉高祖分长沙为桂阳郡,改黔中为武陵郡,分南郡为江夏郡。汉武帝又分长沙为零陵郡,及置十三州,因旧名为荆州,统南郡、南阳、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江夏七郡。

汉之荆州初治武陵郡汉寿县(今湖南常德废县是),东汉末刘表移于南郡襄阳县(今襄阳城荆州街)。今湖北荆州市实由明朝湖广荆州府而来,三国时称南郡,治江陵。

三国时期的荆州实际包括今河南、陕西南部,重庆、贵州东部,江西西部,广东、广西北部,湖南全部和湖北绝大部,涉及九个省市区

三国时期荆州统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门、长沙、零陵、桂阳、衡阳、湘东、邵陵、临贺、始兴、始安十五郡,其中南阳、江夏、襄阳、南乡、魏兴、新城、上庸七郡属魏之荆州。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及败于赤壁,南郡以南属吴,南阳、襄阳、南乡三郡属魏。而荆州之名,南北双立。魏文帝以汉中遗黎立魏兴、新城二郡,明帝分新城立上庸郡。

东吴起初与蜀汉分荆州,南郡、零陵、武陵以西为蜀,江夏、桂阳、长沙三郡为吴,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刘备殁后,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数复属吴。

孙权分江夏立武昌郡,又分苍梧立临贺郡,分长沙立衡阳、湘东二郡。孙休分武陵立天门郡,分宜都立建平郡。孙皓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阳立始兴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长沙立安成郡。

魏之荆州治于新野,吴之荆州治于江陵。晋初治荆州于襄阳,平吴后移南郡。东晋初,治武昌,其后迁徙不一。

荆州地广富庶,山川形便,民风剽悍、材多;北叩关、洛,南蔽湘、黔,东瞰吴、越,西连巴、蜀,为楚国争霸中原、兼并黄河以南之基,亦为光武龙兴之根,实帝业之资,襄阳、江陵、江夏、宛城四镇重在襄阳。刘表仅“平世三公之才”,虽驱袁术、杀孙坚、除张济,但收容张绣痛失宛、穰,实则“保境安民”之主。刘备尽得荆州之才,但一丢襄阳溃败千里、二败夷陵退出荆州,终与帝业擦肩。孙吴虽据江陵、江夏,更啃不动襄阳,终被司马氏出襄阳所灭

申(宛)邑春秋早期即为楚“申息之门”,扼方城道北控汝、洛,南方易取、北方难攻;西通武关,高祖刘邦绕道武关轻取关中终立西汉。建安四年(199年)底官渡之战前夕,张绣献宛、穰于曹操,刘备驻军新野已无险可守,此后荆州无论刘备、孙权欲取方城道北进中原基本已无可能。

况且曹操又得襄阳。诸葛亮《隆中对》虽提出“外联孙权,保荆州岩阻(即占襄阳抗曹、据江夏扼孙),西图益州(以江陵为基),夺取汉中,两路北伐”之策,但刘表死后刘琮突然降曹,刘备不纳武力夺取襄阳之计,终率军民一路南逃。庞统助刘备图川后全力争夺汉中之时,关羽全力配合围攻襄阳,于汉江北岸邓城水淹于禁七军,威震天下,曹操惧其锋芒,曾议迁都以避之。幸徐晃赴救,襄阳不下,故曹公劳晃曰:“全襄阳,子之力也。”

关羽成名之时,孙刘联盟的蜜月即告结束,因荆州处长江上游,东吴腹背受制,必偷袭江陵杀掉关羽。而刘备怒而复仇,夷陵大败,荆州尽失,抱恨亡于白帝城,其后诸葛亮执政,蜀弱断不会与孙权再反目而扩大敌人。孙吴全取南荆州后,诸葛瑾、陆逊之师屡向襄阳,终无蜀汉关羽战力,无尺寸之功,襄阳终在曹魏之手。吴攻曹仁时,司马懿曰:“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地,不可失也。”魏明帝亦言:“地有所必争矣。”晋人因之,而襄阳遂为灭吴之本。羊祜镇襄阳,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利,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又广事屯田,预为储蓄。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杜预继祜之后,遵其成算,遂安坐而取吴矣。

至于江陵,太史公曰:“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东汉初,荆邯说公孙述曰:“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望风而靡。”盖楚、蜀实相唇齿矣。初平元年,刘表为荆州刺史,蒯越说表曰:“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所谓“荆州八郡”而非“荆襄七郡”,实则刘表从南阳郡析出“帝乡章陵”而已。自三国以来,江陵常为东南重镇,称“吴、蜀之门户”。

纠正关于荆州为“南蛮”的两个谬见——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在上古、三代的先秦时期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开化地区。在考古学上表现为,荆州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极为强势,已渗透黄河下游地区,距今六千年前的石家河遗址(湖北天门)、城头山遗址(湖南澧县)是其代表。其精美的玉器、铜器、红陶制品,考究的房屋,以及典型的稻米文化和器物上的完备刻画符号,似乎在提醒我们,先秦文献恐怕太偏重黄河流域了

长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分子人类学看来,中华先民最早是沿珠江流域越过岭南的北越,他们后来与华族融合为越国,是故目前唯有良渚遗址才能坐实中华文明有五千年,河姆渡遗址比半坡遗址更早就不稀奇了;其次是从云贵西侧沿长江下行最终到达辽东的南蛮、东夷和三苗,这就不难解释三星堆遗址为何具有成熟的青铜文明;最后是五千年前左右到达渭水流域的羌藏语系,炎黄部落成为华族,当然他们最后东征战胜中原苗蛮、东夷的蚩尤,成为中华“人文始祖”。

“中原”绝非一省可以独占,实应是江河淮汉之地(五霸、七雄争夺之焦点),秦统六国后随着统一华夏族的形成,因别于“四夷”,“中原”已成为历史旧名词。一则“中原”本意是“天子的原野”,实则丰镐之地,后扩展为雒邑和姬姜封国。而东周初年封于汉江中游的吕、申、邓及“汉阳诸姬”,皆周天子至亲,不可能称其为蛮夷。二者任周文武之师的鬻熊之族,自熊绎立国于荆山沮漳流域,“甚得江汉民和”,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融合原武王伐纣的主力濮、巴、庸、庐,并兼并申、邓、“汉阳诸姬”和河淮的陈、蔡、息、许、六等国,在春秋后期文化上已全面领先晋鲁郑卫燕秦齐。三者春秋时河南境内除雒邑、宋郑外,基夲属楚,而且宋郑还是楚之与国,楚国是东周最能代表河南的政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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